直面变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再造

2024年7月14—16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第五届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33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桃洲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分别致辞。张桃洲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缘起为恢复研究会重视青年学者的团结与推介的传统，打开新的研究视野，激发学科创新活力。刘勇指出，青年学者普遍存在发表、晋升的压力，而突破压力最好的方法是以坚守、平和的心态寻找自己的创新点；老一辈学者在史料建设方面奠定的坚实基础为青年学者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思想的纵深推进开辟了道路，而从五四开始，现代文学便发挥激活人的思想、责任和青春的功能，因此现代文学青年学者的使命始终和五四精神紧密相连；“对人的理解”是新一届现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多次学人研究会议的主题，青年学者要在学问和人格的双重维度上向前辈学者看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浴洋对会议进行了主旨说明。他指出，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已走到转折关口，既有挑战、威胁和不确定，又有机遇、潜力和可能性。每一代学人各有各的命运和道路，本届会议邀请的主要是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第五代学人”，在为自己寻路的同时，同一代人要一起为学科寻路，在回应时代的同时也回应自己。

研讨会以主题演讲、专题发言与圆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学人研究、学科史的重审与重构、新一代学人的新方法、现代文学经典问题的再阐释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作为1985年首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参与者，钱理群（北京大学）和陈平原（北京大学）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对新一代青年学人寄予殷切厚望。钱理群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研究经历出发，指出“第三代学者”存在其时代局限性。他勉励青年学者先继承、后反叛师长辈，最终与师长在更高层次相遇；对人生和学术未知的未来、未知的领域应当始终充满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对抗学术研究的日益功利化和粗俗化；面对人工智能对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冲击，应在清理理论资源、夯实史料基础和保持学科传统的同时，做到读书、读人、读社会并重，以达成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的三足鼎立。他认为青年学者必须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增强学术研究回应时代的能力。陈平原以从教30余年的经历为例，提出与生理年龄有别的“文化年龄”概念，认为青年学者应把握博士毕业后20年这一关键时段，面对日益严峻的“中年学术危机”、置身不甚如意的学术“大环境”，需正视自身面临的机遇、困境和陷阱，尽力为自己营造一个适宜生存发展的“小空间”。他同时认为年轻人必要时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职务，但不能因为追名逐利而忘记教书育人本职的初心和使命。

一、学人研究与学科史的重审

面对时代的变局和挑战，前辈学人的经验为青年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其中不少理论资源在今天仍有赓续传承的价值，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与勘探。今年恰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第一代学人”的代表王瑶先生110周年诞辰，在会议的专题发言环节，不少学者以王瑶为研究对象，围绕其学人形象和治学成就展开热烈讨论。季剑青（北京大学）提出，王瑶的文学史研究具有覆盖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总体性视野，这种总体性视野来自于1930—1940年代的新文学、新文化对王瑶的塑造；王瑶认为文学史家应该培养“历史的兴趣”，即考据和批评的综合，强调从发展、运动、联系和相互作用来考察历史上的现象，使文学史研究获得历史的透视感；“时代性”则是王瑶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尺度，意为对作品中古人活的、动态的、通过彼此关联而构成整体的历史状况的探求和把握。新时期以后，随着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基本框架的失效，王瑶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容易落入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今天虽然难以再建立一个真诚的总体性视野，但我们仍有可能尝试重新恢复和体验作品中凝结的“时代”的巨大能量。张丽华（北京大学）从对“以考证代批评”的自我反思出发，对1950年代王瑶的考据学批判进行了阐释。她指出，王瑶在考据学批判提出的观点可追溯至1930年代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清华学风，1940年代程千帆、钱锺书等学者对清代—民国考据学风的批判，1950年代的批胡运动等。王瑶考据学批判的意义在于，昭示了学术研究是批评与考据的综合、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强调治学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历史研究中的批评意识也在学生赵园、钱理群的研究中得以传承，并在当下引发我们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思考。袁一丹（北京大学）有感于现代文学学科历史感过剩、现实感衰退的现状，从王瑶成为文学史家前的“前史”出发，探讨了王瑶“现实感”的生成语境和过程。她指出，王瑶在1930年代前期便已形成深刻的“时代意识”，认为文艺家不应该为了进入艺术之宫就放弃对时代的关注；1930年代后期王瑶从周扬、卢那察尔斯基一脉汲取“动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资源，认为反映现实是要在现实的发展路向中透视和预感现象的来临；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则使王瑶这代人找到了在现实及历史的位置和使命。她认为，重审王瑶早期的批评实践，意在激活现代文学学科的现实感与回应时代命题的能力。付丹宁（中国现代文学馆）指出，“文学史是一种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方法论”的观点有比较明确的来源，来源于王瑶，但不止于王瑶。1980年代的王瑶侧重文学史作为历史科学的面向，认为文学史不是已经形成的或者相对分离、稳固、确定的史实，而是没有稳定下来、还在发展中的对象，是常识和形式逻辑不足以处理的范围。这种文学史方法还可以往前追溯至1950年代李长之编写的教材、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学史写作、胡秋原《文学史之方法论》等。重新返回王瑶的文学史方法，需意识到现代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即研究者自身便置身于研究对象，并有想从研究对象身上获取答案的热情。除王瑶外，活跃在当代的一些中坚学者的治学经验也获得了青年学者的关注。王小惠（西南大学）以王本朝的文学制度研究为研究对象，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概念的提出与实践的四大意义：从单一到综合，彰显文学史研究的非本质主义认知；从静止到变化，展示了文学研究的动态视野；从封闭到开放，打通了文学研究的内外关联；提出了诸多具有中国文学特色的新概念如制度写作、相互合法性等。她认为文学制度研究构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但也存在自身的限度，如难以充分阐释作品审美价值及意义、无法融入研究主体的审美感受和生命体验，以及带来先入为主的审视历史材料的风险等。许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介绍了黎湘萍打通学科壁垒、打通古今划分、打通区域界限、苏格拉底式教学、多语种学习等治学方法，认为跨越古今中外的知识、人生的经历和感悟有利于现代文学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跨学科、跨视野的宏观思考。

对“新文学”的研究与学科化和“新文学”的发生几乎同步进行，至今已逾百年。百年批评史、研究史、学术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对其得失与当下启示进行历史还原和系统阐释是青年学者做出“反叛”与创新，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建构的必要前提。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以“学科化”和“去学科化”这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来观察新文学学科“内外夹击的紧张感”的常态。他指出新文学“学科化”是现代社会知识分类和社会分工的大势所趋，文学史是“学科化”的核心；此外，由于新文学承载了传播历史、思想革命、再造文明等使命，部分学者对新文学与思想、社会、情感的有机关系的断裂表示担忧，因而主张“去学科化”，但向史学等相邻学科取经、跨学科研究等解决方案反而反向强化了学科的存在。他总结道，当下学界不应再争论“学科化”和“去学科化”的优劣，而应想象一种更为整全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即兼及知识、经验与行动。宋声泉（中国人民大学）认为现代文学学科边界的不断扩展是学科不断发展的动力，但也带来了学科的泡沫化问题。背后的原因在于，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到1980年代“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口号，新文学的本相从未被真正重视，我们习惯于把不断转手的知识确认为自己的真知。当下有必要重返新文学，具体方法是在保持新文学多元阐释框架的同时，持续推进新文学的历史化。他总结道，所谓“重返”是研究者主体精神的重返，追求健全的人格和不断自我反思的能力是研究者重返新文学的基本立场。李哲（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1990年代学界对“二元对立”的反思存在若干不足：只强调“对立”而忽视“统一”的面向，未能在运动的结构中把握“二元对立”；将“二元对立”视作一个认知框架，从而遮蔽了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联性和紧张性。他回到晚清至民国的历史现场，提出新文学的论战是一种“自心的交争”的状态：五四新青年一代在经历辛亥革命、共和危机后，以思想直接推动现实展开的幻想破灭，因而需要自我结构出一个对立，继而展开思想运动、结构新的现实。推而广之，把“二元对立”等看似僵化的话语置于其运转的逻辑来观察，可以重新锚定新文学的位置，反思新文学的边界和限度。妥佳宁（四川大学）指出茅盾在鲁艺讲授《市民文学概论》时，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资论调，并把这套论调当作革命的正统，将反抗性视作现代文学的核心；茅盾事实上回归了五四对于“人的文学”的肯定，而非同时期延安民族形式讨论中对五四的质疑和否定。他以茅盾的文学史研究与授课为个案，论证了现代文学正是因为具备反抗性，而非顺从、服帖组织和纪律，才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兴趣。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以“不古不今”一语形容现代文学学科所处的位置，意为每个研究者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不会固定在某一具体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每个学者可以同时研究不同的对象，相互支撑、相互成全，而不会相互挤压和覆盖，因此也无所谓学科创新的焦虑、紧张感和拥挤感。而“古”与“今”的关系则是先有现代、后有古代，自现代文学学科诞生后，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考量古代文学，才重新发现和定义了“古”和“今”。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学科的合法性、独立性在本次会议得以彰显。金浪（重庆大学）将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端上溯至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现现代文学批评与现代美学同步发生，美学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提供了元理论、元话语，而文学批评则成为现代美学开展的重要形态。他以梁实秋、朱光潜等批评家围绕“文学的美”的讨论为例，尝试借助美学打开现代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是连接美学与文学的中介，其在以美学为核心观念塑造现代文学的同时，也提供了中国现代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独特形态。王炳中（福建师范大学）认为，现代散文批评和传统文章学关系密切，五四时期文论界对散文文学性的强调、对絮语闲谈散文的推崇，以及1930年代杂文、报告文学等文体的形成，体现向古代杂体散文文史哲不分的文章传统复归的趋向皆为例证。张治（中国海洋大学）认为，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都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对象，因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钱锺书形象不应被学界忽视。钱锺书对文学批评家的定位是擅于给出苛评、具备强烈的现实关照感、不断挑战权威之观念和流俗之显学等。他继而以1949年7月再版《谈艺录》的若干处修订为例，指出视野开阔的文学批评应走出时代的局限，扫除语文学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壁垒与障碍，逐渐接近所有时代不同的语言文化。张凯成（首都师范大学）认为，现代时期新文学史著作的新诗观念、新诗经典的建构，受到文学史写作观的影响，受到写作者的时代理性、文学体制、社会观念的影响。他回顾了现代时期涉及新诗讲述的三类文学史，并指出其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启示。

二、新视野与新方法（一）：

跨学科研究的多维视景

面对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化不足、现实感缺失、总体性视野匮乏的危机和困境，与会学者做出积极回应，在注重学科传承的基础上着力建构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传统，展现出新一代学人独特的学术取向与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是与会学者探索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可能性的路径之一，其打破了知识分类和封闭的学科体制的束缚，扩充了学科内部日益饱和的研究对象，使“非文学”体裁的作品，甚至不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图像、声音、舞台表演等“文本”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使文学成为“大文学”。在不同学科的相互交叉与碰撞中，现代文学学科内部原本无法觉察的新的学术生长点由此激活。

众多学者选择重返历史现场，引入史学的方法和视野重勘文学现象，体现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向。刘子凌（山东师范大学）从新革命史对话语、概念的建构和演变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指出新文学同样是一种“话语实践”：新文学不仅体现为对现代价值体系与美学形态的书面表述，同时还将其传播者和接受者铸造为历史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实践的中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从“事件”的范畴理解新文学的方法：新文学自发生后，一方面逐步制度化、沉淀为某种物质层面的现实，另一方面其观念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而这也应该被看作一种“现实”；因此，可以说新文学规定并构成了一种新的“现实”，成为一起“事件”，并纳入历史本身；理解新文学，应该强调事件的“事件性”。袁先欣（清华大学）发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文艺到共和国文艺，文学和文化深度借助了革命和社会改造的进程，成为改造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运动性力量。由此她尝试从“运动”的角度重新理解现当代文学及围绕其周边的文化运动，该方法的核心理念包括：作为运动的文学和文化重新塑造国家、社会、群体、个人的不同念想的过程；文学、思想、学术、艺术等多重领域的交叉与互动；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对作为“宣传”的文化的重新理解等。吴述桥（华中师范大学）主张通过“语境论”研究现代文学，即把历史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理解和识别作者撰写文本时正在经历的事情，以便揭示作者意图。这种方法一方面解构过去的历史叙述，另一方面又将历史主体置于新发现的历史语境，由此重建历史主体性。但该方法也存在其内在张力，如个人把握总体历史的局限性，文学史写作的碎片化、重建历史主体的可能性无限延宕，以及现代文学的“正典”因不断被历史主体、政治所左右而难以确立等。李跃力（陕西师范大学）认为，史学界的记忆研究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借鉴，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跳出记忆的真伪之辨，更多关注记忆的生产机制、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记忆重构历史的方式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记忆转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将记忆文本作为本体来研究，二是在揭示记忆的建构性的前提下，重新开启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真实性”空间。他继而以吴似鸿从1940年、1963年到新时期对蒋光慈的回忆的变化为例，揭示了记忆在历史重构、形象塑造、政治认同等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