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史视野中的声音研究

2023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该书聚焦于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带入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给沉默的历史添加一道声轨，学界及社会反应都很好。该书推出半年即重印，且被纳入2023—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此外，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以该书的出版为契机，专门组织了“有声的中国”工作坊，邀请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近代史等专业的中青年学者，从跨学科、跨媒介、长时段的视野，共同探索声音研究的多重可能性。

工作坊上，有学生直言不讳，说我做的不是真正的“声音研究”，我赶紧承认自家用心/用情不专，表面上谈“声音”，骨子里关注的却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及精神。也就是书中第一章“演说之于现代中国”谈及的，对何为“声音”未曾仔细分辨，而是基于文学史立场，关注学界谈论学堂乐歌、国语运动、读诗会、口传性与书写性的张力、白话写作与“心声”的关系等，还有晚清唱片业及速记法的传入、无锡国专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方式、20世纪30年代朗诵诗运动的兴起、抗战中笳吹弦诵遍神州的大学校歌、“文革”中遍及城乡的高音喇叭、20世纪90年代的古诗文诵读工程、20世纪末崛起的未名湖诗歌节等具体而微的兼及制度/思潮/技术及审美的“声音”。换句话说，对近年西方传入的较为时尚的“听觉文化研究”以及“声音政治批评”缺乏研究。

将论题集中在近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特别在意“声音的中国”与“文字的中国”二者之间巨大的张力，这是我治学的特点——量力而行，知所进退，不会贸然闯入完全陌生的领域。当然，这么一来，必定与很多极具魅力且有理论深度的论题擦身而过。召开“有声的中国”工作坊，其实是明白自己的局限性，希望引入更多可作为后援的生力军。

工作坊上我的主旨发言《人文史及声音研究》可以搁置不论，那属于报幕性质，只是介绍自家思路及会议缘起，并无实质性推进。值得推介的是那4组共16篇专题论文：第一场“《有声的中国》：理论、问题与方法（一）”，包含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的《声音如何入史》、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的《回到声音本身，探索声音之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敦的《现代中国思维的发声：对陈平原〈有声的中国〉的声音与听觉理论诠释》、复旦大学中文系康凌的《民国演讲术中的情感动员与大众科学》；第二场“《有声的中国》：理论、问题与方法（二）”，包含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的《“书须成诵”：传统记诵声音及其近代挫折》、北京大学中文系胡琦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古典时代“声音史”研究的跨媒介性与超媒介性》、北京大学中文系路杨的《“中国”如何“有声”：现当代文学声音研究的城乡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早的《“二创”与方言在大众语境中的重生》；第三场“声音研究的诸面向（一）”，包含日本神户大学滨田麻矢的《别开声面的书写尝试：陈衡哲笔下的女子宿舍》、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的《语音的文化政治：重审五四时期的“国音”与“京音”之争》、北京大学中文系张丽华的《〈破恶声论〉与鲁迅的“文学”缘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陶冉的《声情与辞情的互动：明清琴歌的审美与创作》；第四场“声音研究的诸面向（二）”，包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静的《旧学术与新知识——晚清民初学堂乐歌中的知识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王今的《声随身动：冼星海的指挥技艺与〈黄河大合唱〉的具身性展演实践》、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赵柔柔的《降噪世界中的耳语：ASMR亚文化与大众文化中的声音转向》、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袁一丹的《声音的伦理学：从无声到仿声的中国》，最后是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主持兼引言的圆桌讨论，题为《打开声音研究的多重可能性》。

这回专辑收录的王敦、袁一丹、康凌、王今四文，不全然是工作坊的发言，有的大为修订，有的则干脆换题。这正是工作坊的好处，诚挚接受同道的挑战、质疑、提醒与补充，正式成文时，完全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当然，不是说工作坊就这4篇文章最好，而是有的报告需进一步修订，有的稿子被其他杂志捷足先登。好在类似的工作坊，我们将每年举行一次，不断推动此话题/思路/领域拓展与完善，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关注与参与。

2024年9月2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