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枝芒、贺巾与马华文学史”学术对谈

时间：2024年5月28日下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200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主持人：程光炜

对谈人：张松建、李松睿、王秀涛、宋声泉

讲座中，张松建在概述新马历史和马华文学史的基础上，从金枝芒和贺巾的文学文本出发，具体介绍了两位作家的创作历程、作品的审美得失及文学史意义，思考离散华人、民族主义、革命政治、本土化等理论问题，为理解亚洲冷战与华语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角度。

其中金枝芒部分包含“离散华人与救亡文学”“重返‘马华文艺独特性’”“冷战年代的战争叙事”三部分，分别阐述了金枝芒早年发表的救亡文学作品，20世纪40年代参与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创作的《饥饿》等战争小说。张松建指出，金枝芒的写作包含现实主义、左翼文学、本土化、冷战等多方面线索，与马华文学史及全球历史存在紧密联结。贺巾部分包含“中国想象：原乡追逐与冷战政治”“左翼华人：阶级意识与社会参与”“光暗交织的革命政治”三部分，分别阐述贺巾小说中的中国元素和冷战政治，小说对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的关注，对革命运动多重面向的揭示和反思。张松建指出，贺巾持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进行冷战叙事，政治思想出现微妙变化和可贵发展，对革命中国、南洋冷战怀有独特理解，值得深入研究。

以下是讲座后的对谈内容。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感谢张松建老师的讲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资源。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孤立发生的，既受国外影响，也有外溢和交叉，比如对马共文学的影响，金枝芒和贺巾提供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个案。

松建老师提到马共20世纪80年代末解散。我想到90年代中后期参加过一个活动，来了几个作家，有的和我同龄，有的比我小一点。吃饭吃到一半，在酒精作用下，他们非常激动地唱起红色歌曲并且喊口号。这里面能发现革命的余绪，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老师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共在湖南益阳设立了宣传电台。实际上在香港，我们知道张爱玲后期资料里也有相关描述。当代文学的发生，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不仅是苏联的影响，还有域外的，港台的交叉互渗。谢谢张老师提供的资源，这些东西的引入丰富了我们对五六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思考，避免了一种单一的、内部的、封闭式的研究。

下面请张老师和李松睿老师、王秀涛老师及宋声泉老师对谈。

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研究》副主编）：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告。这两位作家处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边缘，或者说是视野之外，所以我听了报告后，收获很大。一方面，我觉得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回顾他们的写作，令人感慨。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写作，我们今天听到的会是冷战胜利者单方面的声音。刚才程光炜老师讲到马共作家在酒后高喊口号。这是他们理想破灭，失败之后的反应。我们今天很少看到这样的反应。这些人为冷战失败方留下了难能可贵的记录，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听了您的报告后，我发现中国本土和南洋的左翼作家，在书写方式上存在特别多的相似性。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写作，也包括此后的一些写作。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写作嘛，他们都会用桌子上摆着的某本书或照片来印证人物的思想信仰，放高尔基的书和放胡适的书，思想倾向就完全不同。这是他们的重要细节。还包括您提到，《青春曲》里特别有知识分子气的人物，一定要跟着大伙儿一起走。这是一种集体式的想象。不光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存在很多类似的描述，甚至是在影视剧里，人物在劝其他人参加革命的时候，都会描述孤立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前几年我看得比较深入的是电视剧《潜伏》，里面余则成劝晚秋去延安的情节，完全是一套类似的话语。一个孤零零的个人，要走到集体的行列中去。这时候个人的悲苦、郁闷，生活中的不如意都能够消失，这个集体会赋予个人新的生命。这些作家全都采用了这样一种感召结构，这样一种另类的共同体生活想象、另类的社会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集体式的叙述也特别感人。我觉得或许是现实主义的那种力量使得他们选择了非常类似的表达方式。虽然马共作家身处不同的语境之中，但当他们把革命经历书写成文学的时候，其实会选择跟中国本土作家非常相似的书写方式。我听您报告的时候，觉得这里很有意思。

另外就是，像您讲的，马共的写作都存在文学性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马共境遇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带有很强的宣传性。问题是怎样理解这种宣传性和文学性的薄弱。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是为了宣传性而忽视了文学性，但另一方面要注意到，他们所书写的那套东西，不同于当时主流社会的看法，他们的文学需要不停地改造读者对生活的理解，这或许是他们的文学具有非常强的宣传性，甚至是独断性的根源。

此外，我觉得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生活细节非常重要，有细节才能完成好的文学。但听您报告的时候，我感觉马共作家一方面呈现出细节肥大症，另一方面在强宣传性上，细节又不足。所以我很想请松建老师再讲一讲，为什么细节肥大症反而会造成阅读状况的不好？因为写细节毕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存在一种矛盾，想请您再阐释一下。

张松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松睿提到的三个问题都非常重要。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本土和南洋的左翼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叙事模式、主题思想和审美技巧上存在相似性，比如会将主人公的文学阅读和自我认同联系在一起。我想背后的原因是，东南亚这批走上左翼、倾向革命的华族青年，他们的知识源于来自中国的跨国知识传输。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很多华文书店，它们通过轮船货运的方式将出版物从上海的北新书局、亚东书局运送到当地，很快流通到书店中去。当地的华侨青年可以轻易读到中国本土的书籍，比如鲁迅、巴金、老舍。他们会模仿主人公的生活方式，会辩论，让对方走出家庭，告别包办婚姻。这种便利的跨国知识传输，为中国本土和南洋左翼文学的近似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个问题是你提到的强宣传性，很多左翼文学、革命文学都有这种特点。它们的主题和题材非常有吸引力，但叙事技巧、审美方面存在缺陷。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新批评进入中国，纯文学受到重视，审美水平被视为很高的文学标准。其实我们现在看来，包括伊格尔顿、詹明信和赛义德，都认为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性，对政治性怀有更加宽广、开放的视野，但也不是很关注宣传的作用。金枝芒和贺巾对文学的理解和纯文学论者是不一样的，他们并不追求一种艺术形式和技艺的完美，而是更加注重组织和宣传的效果。解志熙老师说，左翼作家的写作具有一种组织行为学的特点。他们和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艺术技巧的完美主义不同，也不是对个人主体自由的向往，而是强调集体身份，强调民族的政治的整合，包含一种对共同体的追逐、崇敬和想象。所以在评价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时候，如果完全按照纯文学的角度来谈，就很难实现更深入的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细节问题。在金枝芒的作品里，比如说长篇小说《饥饿》，篇幅长达500页，包含了大量细节。但在这些人物的故事中，细节和故事模式大量重复。比如小说用一二十页的篇幅写一个人物追逐野猪的过程。还有用大量篇幅写一个人物，长期没有饭吃，就去吃野菜，也缺少盐，身体很虚弱，后来偷到一袋盐，却因为过量食盐而死去。这是从饥饿角度展开的大量描写。小说中还有很多篇幅描写人物死亡的不同方式，比如从树上掉下来摔死、被石头碾死、过河的时候被洪水冲走失踪、吃野菜中毒而死。《饥饿》包含了非常恐怖的对革命中各种各样的饥饿和死亡的描写。这一方面是肉体的受难，另一方面是追求道德的自我完整和精神的提升。从这个角度讲，小说相比其他作品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黄锦树等人对这部小说会有较高的评价。另外一方面是金枝芒之前的小说，比如说《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甘榜勿隆》，马共干部被塑造得非常“高大上”，个性和身份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缺少活泼的、生动的、微妙的、丰富的细节，只有一个框框。这样对比起来非常有意思。《饥饿》细节更完善，写得更好，避免了之前小说的失败，但用500多页的篇幅写几个月间的饥饿和死亡，显然是细节肥大症。而前面几个中篇小说，又缺乏生动丰富的细节，人物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李松睿：我还想问一下。咱们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翻译了很多亚非拉地区的文学作品。

张松建：刘禾老师研究过这个现象。

李松睿：对。我想请教您，当时有没有对马共这些作家的介绍？

张松建：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恶劣，读物都是油印的，没有公开出版。但是他们也得到了中国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山乡巨变》，还有欧阳山的一些作品。尤其是他们在参加马共之前，生活比较稳定，是华侨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生。那时候学生上学比较晚，高中生已经22岁了。很多是有了工作经验才去读书的。

李松睿：中国这边的文学刊物会不会出现他们的作品？

张松建：有的，比如印度尼西亚的作家黑婴。他20世纪3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他们的华侨学院里有很多中国左联的刊物，比如《萌芽》《北斗》。教员们都在阅读这些刊物，结果荷兰殖民当局很不满，把刊物都抄走，把两个老师流放到了小岛上。所以整个东南亚和东亚，在革命年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李松睿：谢谢张老师。

王秀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天张老师的讲座让我非常受启发，特别是冷战的视角。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关于冷战研究的书籍，包括最近在北京很多学者都在讲冷战问题。尤其是对东南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冷战发生后对华人和华裔的争夺，是中国、美国和东南亚共同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大量措施吸引东南亚华侨回国投资，包括让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回中国学习，很多华侨的中国认同大大加强。这对东南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美国也是一种挑战。因为美国把东南亚看成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战线，杜鲁门政府有一个说法，把东南亚华人称为共产党的第五纵队。他们非常看重对于华人的争夺，采用了大量文化宣传手段争取华人的认同。这当时在东南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美苏都在争夺那些新生的民族国家。所以东南亚华侨华人涉及的不仅仅是主义的问题，也是民族独立的问题，还是国际关系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东南亚其实面临着非常多重的世界性结构。

张老师今天在讲座里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考察冷战之下东南亚作家的创作。这些年随着新冷战史的兴起，冷战研究开始不仅仅关注美苏两大国，还关注大量的边缘地区。东南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地区，还有香港等地区，都进入了冷战史研究的视野中。另外就是文化冷战，也是这些年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著作非常多，比如文化战、心理战，包含文学艺术的各种文化形式，比如电影、戏剧、美术。

张松建：博物馆呀，展览呀，还有流动影像，还有照片，各种各样的形式。

王秀涛：而且这些年可以看到，关于香港的研究特别多。因为香港其实是亚洲文化冷战的核心地区，它是一个中转的地方，可以辐射很多地区。

张松建：对，我写过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有四位作家从事这样一些活动，有的还流亡到东南亚去，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他们办刊物，比如《中国学生周报》，办印刷厂，组织研究所，搞一些翻译，发行丛书，还到处演讲，和一些中学生做交流。让中学生充当联络员，编写歌曲，宣扬“普世价值”，做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冷战宣传。

王秀涛：香港生产了很多以东南亚华人为目标的冷战文学。刚才张老师讲到，中国本土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把作品输送到东南亚去。我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北方文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输送到香港和东南亚，用中国解放区的作品去影响东南亚的趋势。我不知道他研究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也找不到相关的材料。

张松建：傅葆石刚出了一本关于冷战年代香港电影研究的著作，是英文的。他还写过一些文章，研究“友联社”等。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大部分的左翼分子都离开了，留下来的大部分是右翼分子。他们进行了拍电影、话剧表演、写小说、办画报等文化活动，非常热闹，非常重视东南亚广阔的华人市场。有些刊物的发行量很大，甚至包括多语种发行，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等联系成一个文化网络，形成了一种跨国知识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