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崛起

2023年12月17日，在《江南》杂志的组织下，召开了2023“文学新浙派”发展研讨会。浙江是现代中国文脉最强盛或最强大的区域。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当代作家中金庸、汪浙成、温小钰、叶文玲、余华、麦家、王旭峰、艾伟、钟求是、哲贵、吴玄、东君、黄咏梅等，不仅是浙江的重要作家，而且也是中国影响广泛、久负盛名的作家；更有甚者，像海飞、畀愚、斯继东、张翎、陈河、王手、雷默、张忌、孔亚雷、黄立宇、杨怡芬、方格子、朱个、杨方、池上、张玲玲、莉莉陈、王占黑、薛超伟、徐衎、草白、赵挺、林晓哲、赵雨等青年作家正在迅速崛起。因此，浙江朋友们提出构建“文学新浙派”也不是空穴来风。而且最近一个时期，文坛“新的割据”势力似乎不断强大。“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以及此前提出的“闽派批评”“粤派批评”等此起彼伏。这些提法与当下各地创作状况有关，也与文坛日久以来的空旷寂寞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提法背后隐含的“去中心”和对文学多样性、多元化的呼唤和期待，是对当下文学总体格局“再结构”的一种努力。

这种情况也让我想到“寻根文学”期间，各地都提出了各种文化：比如“东北文化”“葛川江文化”“湖湘文化”“商州文化”“齐鲁文化”等。有多少个地域就有多少种文化。当然，“寻根文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对当时中国文学的统治，形成了新的一体化。有见识的作家提出了“寻根文学”的口号。韩少功、郑万隆等分别发表了《理一理我们的“根”》《开凿我们脚下的文化岩层》等。意在写中国本土文化和故事。虽然这个潮流一过，那各种文化也纷纷偃旗息鼓。但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文学“逆向性”的生产有些时候是存在的。比如“延安文学”，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产生的。某种理论或倡导，是可以刺激文学创作发展的。当然，文学创作最终还是来自作家个体的经验和感受，来自作家个体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确实会产生不同的文学。近一个时期以来，评论界对“地方性”或“地方知识”多有讨论。这个讨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保有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使那些边缘性或少数族裔的经验能够不被遮蔽并得以彰显。因此，在文学领域对地方经验的书写不仅是作家凸显个人风格和个性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不同经验和故事的呈现，是对多种声音多音齐鸣的一种参与和贡献。地方知识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这一个术语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批判同样重要。这个理论与反本质主义、民族志以及田野作业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在人类学研究之中，一直存在着普遍主义与历史特殊主义研究方法的论争。前者认为人类学的宗旨是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如结构人类学理论；后者强调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特征，主张做具体细微的田野个案考察，相对轻视和避免宏大的理论建构。格尔兹是诠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他透过实践活动认识到西方文化之外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提出“地方知识”的概念，以和全球化知识或普遍性知识区隔开来。所谓“地方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区域性”也不只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语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生成并且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条件。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待地方知识。它会为文学看待地方知识提供积极的帮助。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正确理解和看待地方、区域文化特点的同时，也要注意文学的世界性，也更加强调作家个体或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否则的话，它也会转移作家体悟生活和认知世界的角度，从而为“同质化”“雷同化”的文学埋下隐患。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书写“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这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是多年来西方文学观念、思想和理论对我们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压制性力量，使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观念和经验几乎完全被遮蔽而难以露出头角。这时期待或强调中国本土的经验和故事，就在情理之中。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世界文化和文学交流日益频繁，是当下世界新的环境和变化的表征之一。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国文学经典化的世界语境已经形成。2014年10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了“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大学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但是，当我看到法国汉学家杜特莱，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吉田富夫，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德国汉学家郝穆天，荷兰汉学家马苏菲，韩国汉学家朴宰雨以及国内诸多著名批评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齐聚会议时，我突然意识到，莫言获得“诺奖”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国际团队的共同努力，莫言获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庞大的团队还包括没有莅临会议的葛浩文、马悦然、陈安娜等著名汉学家。因此，当莫言获奖时，极度兴奋的不仅是中国文学界，同时还有这个国际团队的所有成员。这时我们也就理解了陈安娜在莫言获奖时的心情：2012年10月11日19时30分，陈安娜在瑞典文学院发布莫言获奖的消息后，仅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两个表情，一个太阳和一只蛋糕，对莫言的获奖表示祝贺并晒美好心情。这条微博被网友大量转发，许多中国网友向她表示感谢。当晚，陈安娜又发表微博表示：“谢谢大家！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大家都一起高兴！”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莫言获奖不仅极大提升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同时，这一消息也告知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业已形成。这个语境的形成，除文学的通约性以外，与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大有关系。试想，如果在索尔仁尼琴或帕斯捷尔纳克的时代，西方汉学家如此积极地译介莫言，莫言的命运将会如何？冷战结束后，中国文学悄然地进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国”。在这样一个“联合国”，大家不仅相互沟通交流文学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鉴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还要共同处理国际文学事务。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相互认同也不断相互妥协的过程。比如文学弱势地区对本土性的强调和文学强势地区对文学普遍价值坚守的承诺，其中有相通的方面，因为本土性不构成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对立和挑战；但在强调文学本土性的表述里，显然潜隐着某种没有言说的意识形态诉求。但是，在“文学联合国”共同掌控和管理文学事务的时代，任何一种“单边要求”或对地缘、地域的特殊强调，都是难以成立的。这是文学面临的全新的国际语境决定的。这种文学的国际语境，就是我们今天切实的文学大环境。这个环境告知我们的是：当下中国文学处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之中。

还需要强调的是，延安时期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元话语。包括在形式方面，我们除本土形式的文艺作品之外，比如秦腔《血泪仇》、京剧《逼上梁山》《松花江》《三打祝家庄》，还创作了诸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延安颂》等歌曲，歌剧《白毛女》《周子山》《无敌民兵》、独幕话剧《军民之间》、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的《日出》《我们的指挥部》等；西战团演出过独幕话剧《合作社》《粮食》、120战斗剧社演出过话剧《虎列拉》等。这些作品的形式显然不是“民族的”。合唱起源于17世纪欧洲教堂的唱诗班，五四运动开始传入中国；话剧传入中国时称为文明戏或爱美剧。这一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延安文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或者说，延安文艺从初始阶段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对西方艺术形式吸纳，也成为不断丰富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有效资源之一。其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不止是形式上的要求，它也一定与具体的中国语境有关，也就是必须有中国的现实生活内容。只有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才构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真正内涵。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延安文艺的“洋形式”也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一部风，甚至是主要的部分。因此，在强调“地方”的崛起，强调文学“去中心”的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从而在阐释和强调“地方”的同时，也不偏废和世界文学的关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我注意到，无论张燕玲、杨庆祥、张莉、黄平等评论家，他们在阐发自己关注的“地方”文学的时候，举荐的作家都是“地方”文学的新势力。比如“新南方写作”如黄锦树、黎紫书、葛亮、林森、朱山坡、王威廉、陈崇正、陈春成、林棹等，“新南方写作”散发着不可遏制的生命力，仍是一个无限开阔与等待勘定的版图。陈培浩所说：“新南方”代表着崭新的经济生活及其催生的全新生活样式，代表着高科技、新城市与人类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代表着南方以南诸多尚未被主流化的“地方性叙事”……应该说，“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现成的、等待被完美描述、打包送入历史的概念。陈培浩的这个观点非常有前瞻性。比如张莉讨论的“新北京作家群”，主要作家有北京原住民作家石一枫、孙睿、杜梨、古宇、常小琥、李唐、孟小书等；第二类是来到北京求学并留在了北京的作家，比如张天翼、刘汀、西元、马小淘等；这些作家是与这个时代最切近的作家。他们对这个时代，特别是对“地方”经验的理解和认知，与他们的前辈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前辈的遗产既有继承也有扬弃，这是形成这代人文学个性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或者说，前辈的文学观念以及形成的“中心场域”，对新一代作家来说是具有双重含义的。

至于说到“文学新浙派”，我觉得浙江籍自己确实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特色。比如余华对现实批判的小说，麦家的谍战小说，艾伟、钟求是后革命时代的小说，哲贵的“信河街”系列小说，吴玄的虚无主义小说，东君的具有“清”的美学价值的小说，黄咏梅的迷惘又意欲突围的小说等，都与其他区域作家创作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文学新浙派”虽然刚刚开始。但我相信在这个口号的感召下，一定会集聚起浙江文学的新势力，从而为“地方”文学焕发新的生机，取得新的成果。

（孟繁华，沈阳师大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本文根据“文学新浙派”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