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南北：从局部到整体的叙事美学

一、文化自觉：

新时代文学审美变革力量的显现

“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指向空间，也涉及时间，展示的是统一中国的局部景观，其间，地方赋予了它们抵抗“中心”的文化主体地位，这已然昭示出整体社会情境的群体认同，是新时代文学审美变革力量的显现。而学界可以通过这些概念发现新问题，或者借由这些概念，将旧问题重新语境化，带来新启示。

（一）文学理论的焦虑与生产者的诗学

新时代以来，“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京派文学”等文学概念相继提出，构成了异彩纷呈、繁复多变的文学景观。这一独创性的理论是相对于中原、江南等的文学地理概念，地域性是其重要特征。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曾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普遍性概念在中国安营扎寨，“是指来自特定区位、社会、文化或文明体的当地概念”“这里的‘地方’是作为文化或文明的核心因素而发挥作用的，是‘当地’。对‘当地’而论，相比其他概念它更具解释力，具有妥帖呈现特定区位、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力量”①。地方实指文化或文明，它的普遍性是生产“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的基础。

“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概念表明了一种理论焦虑，暗含着对同一性和同一化的对抗与消解，显示出差异性和异质化。而在刘禾看来，“差异性是铭写不同意义的对等关系的基础”②。也就是说，这些用地方通达中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共同性”的价值，而是要与它展开对话，在不断言说、论述中为当代文学增添新意义，成为被不断开拓的空间。学者切身体验到当代文坛的焦点关切，所以他们从“生产者的诗学”的意义上将北方和南方重新语境化，以此在现代性与整体性上为当代文学勾勒出一种理论图景和提供新的价值。

（二）“新东北文学”的出场与“新南方写作”的命名

“新东北文学”的出场源自2019年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中提出的“东北学”概念，以及后来黄平③、丛治辰④等人对东北文艺，尤其是对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解释性介入”所生成的文学事件的阐述。纯文学平台、互联网、新媒体、明星等市场化力量推动了东北文艺的传播。

“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命名可以追溯至2018年陈培浩的文章《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以及后来他在主持《韩山师范学院》“新南方写作”研究专栏时进一步的阐述⑤。2021年，杨庆祥明确提出排除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将海南、广西、广东、香港、澳门等作为“新南方”的地理边界，并界定了“新南方写作”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等理想特质，同时阐述了它的世界意义⑥。随着“新南方写作”讨论的深入，《南方文坛》《广州文艺》杂志等相继开设“新南方写作”专栏，探讨“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近来，《当代作家评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等杂志陆续开辟了“新东北·新南方”专栏，将“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相互参照，彼此激荡，旨在从当代文学内部召唤革新与创造。

（三）从启蒙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的转变

小农经济时期，中国以农立国，中原地区是全国的发展重心；从两晋衣冠南渡开始，江南地区逐步确立主体性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南方”地区成为新的发展重心。发展重心的转移反映了中心与边缘的此消彼长。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各国经过工业化的发展后，国力增强，大举入侵中国，面对外来危机，中国选择现代化作为发展道路，以形成民族国家为目标，启蒙现代性是其主要特征。1949年后，新中国在东北重点发展重工业，工业文学成为一时风尚；改革开放后，岭南大湾区迅速发展，当代文学趋于商品文学，审美现代性成了作家的追求。

从内陆到沿海，从北方到南方，从中原小农经济到东北计划经济再到南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到摩登世界的转变，现当代文学呈现出乡土文学、东北工业文学以及南方商品文学等形态。现代文学讲的是怎样实现现代化，当代文学讲的是如何深入现代化，这一分野不仅是体裁发生变更，语言和典范发生变迁，更意味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发生转换。其中，始终贯穿着对中国现代性的讲述。而中国现代性可以分为以顶层设计与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心现代性，其特点是宏大、整体、统一；和以“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为代表的边缘现代性，其特点是割裂、区隔，它们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二、主体建构：

以“地理”为标志的地方叙事

“现代性期待单个人的自我设定。”⑦主体性是最具现代性的概念，几乎可以化约为现代性本身，个人、国家、文化或文明以及异于人类的个体等都是其存在单位。在转型时代，集体意识的淡出暗示了主体的建构与张扬，由此形成了东北中年人“回望”和南方新青年“向前”的精神状态，他们接续了中国现代性的伤痛、梦想和未来，透出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和人文关怀。

（一）地方整体性的裂变与风格同一性的多元

历史上东北与南方曾先后成为人口持续流入地区，每个人携带着不同的地方性来此谋生，在相互拆借、融汇中建构了“新东北”与“新南方”。东北地处山海关外，以农业、工业为主，“闯关东”时期不同流民的交融，近现代以来又遭遇了现代性，使得东北三省在文化和精神上形成了某种整体性，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土味”。在这期间，土地自始至终都是东北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基础。南方毗邻大海，绵长的海岸线，近代以来商业的汇聚，使它由探海打鱼演变为航海商贸，也形成了某种整体性，显现出流动性极强的“水汽”。海与岸始终是南方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潜力和空间所在。进入新时期后，地方的整体性裂变成不同的个体，东北的下岗潮、南方的下海潮表明了集体意识的消散和当代主体意识进入以个体为中心的时代。

王威廉认为，东北经验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切换、过渡和转型“蕴含着当代中国的隐秘史”⑧。东北的没落和南方的崛起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连续性。在伽达默尔看来，了解艺术家要将重点集中在作品的主题上。主题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出现的，不能被完全根除，它指向现实、人类状况以及人与人如何生活在世界上。从主题上讲，“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是作家感知现代性体验后的一种自我指涉。“一五”期间，东北崛起，形成了大批工人群体，可他们却遭遇了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的冲击，致使曾经引以为傲的工人身份瞬间触底、坠入边缘，造成了巨大的落差和长时间的疼痛，但也促使了集体意识的消散和主体意识的建立。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作为这一转型时期的亲历者，他们见证了新的底层工人群像的形成，深刻体验了下岗潮中社会的变迁和个体生存状态的变化。《平原上的摩西》描述了北方化为乌有后，老工业城市中工人群体的失落和无力挣脱。而南方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构中心与边缘的新秩序，重新确立主体位置，由此形成了“以打工者文学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以地域性文学为代表的文化写作，以及以东南亚海外华人文学为代表的全球化写作”的写作主题⑨。小昌的《白的海》描写了越南归侨离开海洋定居陆地而又复归海洋的迁徙史，身份的转换、个人的成长等变化都表明新的主体的生成。

“新东北文化”与“新南方写作”不仅在主题上召唤主体的建构，也在审美风格上呼唤主体的更新。“风格的基础是依据物质世界中的某些元素的主题而进行的借用和重组。”⑩新时代以来，重新测绘地方业已成为当代作家的自觉追求，他们用地方性为南北赋形，勾勒出东北“冷硬”荒寒和南方“湿热”野蛮的新的审美风格。而风格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个体特征全然被改变、被消减、被同化，它还蕴含着主体在特殊性和多样性中的文化选择与追求。东北地处北纬以北，陆地和寒冷的气候等形塑了东北人不畏苦难的特质，因此东北人普遍呈现为一种冷硬的风格，这也是班宇作品中“荒寒”气象的来源11。《冬泳》描绘了一幅东北工人阶层的“浮世绘”，他们谨小慎微却难以抗衡悲情的命运，在隆冬季节中挣扎、生存。而“新南方”在南方以南，海洋和湿热的气候等塑造了“新南方写作”蓬勃陌生的主体形态，造就了“新南方写作”野气弥漫、湿热有余的风格。“新南方”作家为了确立“新南方”的主体性价值，执着于发掘南方气象，尤其是渲染植物的野气横生，陈崇正的香蕉林密室、焦典的云南雨林表现了植物的蓬勃姿态。而城市中也弥漫着野气，程皎旸的《危险动物》展现了社会变迁中香港人的异化和变形，折射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挣扎和无奈。植物的蓬勃生长，欲望的肆意蔓延，呈现了“新南方写作”主体的趋势与可能。

（二）转折时期新人的确立

在乡土中国，土地是决定农业文明发展的生产资源；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矿产成为工业文明发展的生产资源，东北一跃而成“共和国长子”，由此造成了工厂遍布的景象。工厂在这一时期不仅成了青年工人的生产空间，更凝聚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日后成为工人怀旧情绪的源头。到了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式微，国企改制和下岗再就业，在经济和心理上都给中年工人造成了难以直面的创伤，由此诞生了行动迟缓的堂吉诃德式的新人，尤其是下岗的父一辈，他们身处转型时代，面对不断加深的矛盾，深感困惑与无奈，却无法做出有效回应。在《平原上的摩西》《生吞》中，9000元费用表现了下岗父一辈回望历史的无奈与内心挣扎后再出发的艰辛，他们对现时记忆的怀旧情绪无远弗届，怀旧与踟躇中渗透着伤痛，展现了一种集体性的时代精神。

相对于东北，岭南是重商之地。地理大发现后，世界开始互联互通，信息等生产要素变成了资源，于是滨海南方的地缘优势便显现出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确认后，改革开放得到进一步深化，广东随即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人口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由是出现了大量的“南方新人”。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南方新人”展现出一种探索奋斗的精神认同与理想趋同的冲劲，他们敢于冲破规则与藩篱，追求自由的野蛮生长。杨映川的《独弦出海》中，武乘风和刘海蓝充满少年意气，相约驾船出海乘风破浪，他们身上所包孕的进取精神为其开拓新世界提供了前行的动力。这一主体的建构已然表述了个人性的时代精神。

三、地方的普遍性：

日常生活呈现与审美现代性反思

“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它们强调地方和日常生活的普遍意义，召唤出一种新的语言结构和艺术上的创新能力，从已有规范中突围出来，建立新的秩序。

（一）日常生活的普遍意义

五四以来，东北成为现代文学的缘起，现代作家偏爱革命与启蒙等宏大主题，“东北作家群”与历史展开对话，叙述国仇家恨，用文学传达历史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觉醒，不过，当代文学仍然沿用文以载道的形式询唤历史，“伤痕文学”是其中代表。而此时东北正进行着工业化建设，工业现代性塑造了东北的历史与东北人的性格，决定了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整齐划一、团结奉献互助的工业精神。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下，文学市场发生转向，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描写了工业现代性中衰落与坚守的挽歌情怀，展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下固守与更改的艰辛历程。

新时代以来，文艺数字化生存的媒介逐渐转型，审美现代性转化成一种对现代性补弊和纠偏的批判与救赎力量。“新东北”与“新南方”作家偏向于一种对多元的大历史裂隙中的文学追求，他们避免宏大叙事，而是转向知识、民俗、文化叙述，回向传统，展现日常生活等的普遍性意义。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讲述9000元择校费给李守廉父女带来的伤痛，班宇的《工人村》陈说刘建国夫妇自主创业仍遭受不平的无奈，郑执的《仙症》叙述父母下岗后辛酸的养家史。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体验当下，展现历史顿挫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以及守护不可让渡的人性的尊严。岭南在古代被看作是蛮荒之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小，本地又散播着巫鬼信仰和泛灵观，所以形成了“魔幻”写作和日常生活写作，个人化叙事比较突出。霍香结的《日冕》中，梅山水师为救溺水儿童，把他放在甑中蒸煮、施法七天七夜；焦典的《孔雀菩提》中，巫医玉恩奶奶使用巫术为附体“娃娃魂”的老人治病。这些对南方“魔幻”生活的描述，异质性、陌生化比较明显，却也是“新南方”作家对南方普遍存在的感知。同时，“新南方”作家也把现代性体验和日常生活的实践整合在一起，葛亮的《燕食记》由港粤饮食文化的流变来见证人事变迁和历史转折。

（二）召唤整体形态的方言

语言触及了当下对差异与多元的意识和强调。南腔北调、东言西语构成了众声喧“华”的中国腔调，形成了中国的整体形态。民族共同语以共同体为追求，几经转换，却从未获得约束力甚至是普遍效力。“清代末年的语言实践被民国的改革者提升为规范”“今天又被普通话、被标准汉语所取代”12，在其尚未完全触及的地方，方言始终未被收编，显示出差异性和异质化。

“新东北文学”一大特征就是对东北话的征用。班宇曾说：“我的小说里面关于东北那些方言的使用，其实也是一种文学化的运用，我也不会每一个句子都是按照特别规范的方言词典上的一种表述去讲，而是尽量用一种日常的同时又稍微具有那么一点点文学性的语言来进行小说创作。”13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小说充满了原汁原味的东北日常口语，而日常语言正是对人的真实状态的最好反映。在曾念长看来，“新南方写作”的“逻辑起点是探讨当代汉语的可能性增量”14。岭南保留了粤语、闽语、客家话等数以百计的方言，外来文化的冲击加速了词语的新陈代谢，由此推动了“新南方写作”的繁荣。林白的《北流》、林棹的《潮汐图》大胆征用南方方言，以此抵达南方日常生活的纵深处。“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对汉语写作的突破，召唤语言的革新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