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坚冰中点燃火种

一

以文学事件发端，被黄平称为“新东北作家群”的三位青年作家班宇、双雪涛、郑执格外引人注目。无论是“破圈”还是“东北文艺复兴”，他们在众声喧哗中，劲爆出一个又一个蕴含张力的关键词，让文学跻身到更为宽广的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不仅如此，在文学场域内部，“新东北文学”引发的学术论争依然在持续，地方性写作被视为归纳、阐释文学和社会文化的重要方法。“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文学以版图的形式各领风骚。可以说，“新东北文学”如同一缕清风，吹皱一池春水。

“新东北文学”以及由此引发的地方性写作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正是全球化无差别席卷一切的力量，导致了“逆全球化”的倾向，即强调差异性、多元化、复杂性，包含着边缘向中心的对抗。从这一个意义上看，地方性写作象征着弱者的声音，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之上，建构一种可以被他者所认识、理解的“地方生活”，袒露一个地方的文化表情与性格。当然，这种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封闭，而恰恰是让我们看到地方与世界互动的不同路径。所以，地方叙事所表达的往往是普遍意义的问题：比如身份认同、公平、正义等，被称为现象级电视剧的《漫长的季节》，追凶背后追问的就是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所以，“新东北文学”也好，“东北文艺复兴”也好，言说的不仅仅是东北，而是使东北成为时代核心问题的承载者。在我看来，这也是“新东北文学”最大的意义所在。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新东北作家群”专注于“锈色”地带的书写，无疑会导致创作同质化的问题。这不仅使他们的创作面临耗尽自身“锈色”经验的危机，而且，也可能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绑架。大量景观化的文化符号，悬疑叙事营造的迷雾剧场，消费苦难，东北被刻意地简化和商业化，最终输出的可能是一个只有“锈色”的东北，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东北除去“锈色”必然还有其他的色彩，这是“新东北文学”走下去，必须要拓展的路径。

出生于1994年的青年作家杨知寒被称为“新东北文学接力者”。生长于东北，有着网络写作“前史”，纯文学场域的加持，市场化媒体的推动（如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无不显示出她与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作家之间的“接力元素”。况且，她贴近地面的底层写作，也与班宇等人有着契合之处，所有这些都凸显了这一作家群体特有的共性特征。然而，作为接力者，杨知寒选择了与“前辈”不同的跑道。班宇、双雪涛、郑执将他们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带有集体创伤性质的后记忆书写。用“子一代”的视角，在一个阶级荣光消退的余晕中，感受一个时代的逝去。可以说，“工人阶级共同体”是班宇、双雪涛、郑执叙事的核心关键词。而杨知寒似乎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她笔下的东北无关阶级、共同体等意识形态话语。她将视野从共同体内部转向日常民间，不再专注于类似艳粉街、工人村这样符号化的真实城市地标，只是深潜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将抽象的阶级性转化为更为丰富、更富于变化的邻里生活，捕捉潜藏于其中的东北气息。通过声、光、味的感性体验，让我们去触摸东北的“一团坚冰”。她笔下那些大雪覆盖的偏远小城，雕刻着东北的心理状态，感性而世俗，展现了现代性进程中传统伦理的崩溃、情感结构的解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和自我救赎。从这个角度看，杨知寒的东北书写，在一定意义丰富了“新东北文学”的内涵。

二

阅读杨知寒已经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我惊异于她小说取材的宽泛，不拘一格。下岗工人、农民、出租车司机、中学生、问题少年、营业员、驯兽师、厨师、夜店舞者、网吧管理员、个体经营小商贩、乡村少年、无业游民……她就像一个戏路极宽的优秀演员，不断挑战自己的经验世界，无限延拓，去挖掘黑土地上那些平凡而隐秘的角落。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个体又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有着相近的底色，那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游走于社会底层的畸零人。他们或者身体残缺，或者精神异常，即使身心健全，也处于社会的边缘，是那些不被认可，被抛出社会之外的人。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中指出，疯癫和畸零是社会文明的产物，是在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中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其本质是权力主体在自我建构中的主动区隔。作为权力结构和主流文化结构的对立面，畸零人群体是社会内在结构的弃儿，他们处于生命自由和社会权力的缺席状态，是最隐而不发却又最普遍的存在。

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如何摆脱生命的孤独感？是困扰畸零群体的核心问题之一。《虎坟》中马戏团的驯兽师陈寿是一个被遗弃者。孑然一身、生活困顿，与老虎大山朝夕相处。但大山无法和他交流，“它只在陈寿给它投食时，才能和他产生更深的联系，或者说互动”①。陈寿寂寞的生活是被从山东调来的驯兽师响马打破的。响马的热情和活力带给马戏团勃勃的生机，他给大山排练的新节目让陈寿感到记忆中与孤独相伴的场景变得温情脉脉。响马还将常年“与兽共舞”的陈寿带回人间，让他看到鸡尾酒颜色，嗅到女人的气息。响马是陈寿的人生导师，是他连接世俗美好情感的通道。可以说，响马和大山构筑了陈寿生命中最坚固的灵与肉的两大支柱。给大山投食让陈寿获得了自我的存在感，而响马则让他触摸到了精神的力量。但是，灵与肉总是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悲剧还是发生了。响马身上强烈的女人香水味刺激了大山，被大山用带刺的舌头“舔走”了生命。毕竟，对于大山而言，只有陈寿、响马这样投食者的气息才是安全，可以信赖的，它与人之间是一种依附性的关系，“只把你当作一堆肉”②。失去响马的陈寿，并没有记恨大山。在大山身上，陈寿看到了自己在生存边缘挣扎的现实写照，而响马则成为他心中理想的自我。所以，给响马扫墓和给大山喂肉吃，是两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本文的最后“常年穿响马西服的陈寿，变成了另一个响马”，此时，在他的心目中，“响马的坟就是大山的坟。坟里的灵魂是响马的，游荡于四方，坟里骨肉是大山的，虎皮都已烂透”③。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陈寿最终做出了与赫拉克勒斯同样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缘故，杨知寒笔下的畸零者大多是青少年。他们感到苦闷、孤独，难以与他人交流，更难以融入社会，成为社会异化的独立个体。对于这些人的不正常、偏离、错位和被排斥，杨知寒并非只是简单地书写，而是深刻思考着问题的根源。她将探索的目光投向了人物的原生家庭。那些由血缘关系带来的陌生和隔阂，令人心悸，也是导致人物畸零的发黄背景。《瑞贝卡》中病态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可怕的隐形杀手。这篇小说的开篇写得惊心动魄：

瑞贝卡以一天至少一条的频率发朋友圈，连续发布了八年。到今年三月，她的朋友圈不再更新，又过了两个多月，六月十一号的下午一点半，她打开卧室的窗户，将最里层的纱窗拆下，爬上去，跟小时候荡秋千一样来回在悬空里荡腿。母亲刘芳丽在屋外喊她，吃饭了，别让我一遍遍叫你。她回一声来了，从湖海国际的七楼跳了下去。④

平静而波澜不惊的叙述反转出血色的残酷，我无法想象，是怎样的绝望才能让一个人以最日常的话语回复死亡，自杀就像去吃饭一样稀松平常。朋友圈是一个“吸睛”的虚拟空间，发朋友圈的目的就是吸引关注。因为孤独，瑞贝卡所刷的是存在感。但瑞贝卡发了八年的朋友圈竟没有一个朋友，即使在她最低谷、最悲痛欲绝的时刻，朋友圈也是一片空白。她就像被一团坚冰包裹着，呼吸到的都是寒气，而制冷原动力就是她的原生家庭。母亲在她童年时离异，随后便三天两头换男人，丝毫不考虑孩子的感受。长大后的她，就像是给母亲输送给养的“血包”，到处坑蒙拐骗，帮母亲推销保健品，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钱，还被母亲拿去资助情人。母亲对她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瑞贝卡跳楼时，她下楼察看，惦记的却是是否忘记带钥匙。冷漠如同多米诺骨牌，推倒了瑞贝卡生活中的所有希望。她的周围充满了欺诈、背叛、谎言，她不由地发出灵魂拷问：假设你爸不要你了，假设你被挚爱抛弃了，假设你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好朋友，而她也背叛了你……你该怎么办？究竟什么是压垮瑞贝卡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瑞贝卡的期待其实如此简单，“有桌好菜在家等着她，还有双手在等着给她接书包”⑤。

杨知寒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畸零人，挣扎于边缘，无情地被时代抛弃。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曾说过，“我对边缘、下层逆流和置换排列感兴趣，我喜欢带走那些可能被视为古怪的或非主流的事物，并将它们拉到中心位置”⑥。那些藏匿在角落、未受到权力系统规范的群体，一旦被拉到中心舞台，就会爆发出超越中心的叙事能量，彰显出主体性自由和精神异质的力量，连接黑暗与光明，冰与火，他们是沉沦，也是希望。通过他们，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带给东北最隐秘的失落和最深刻的痛楚。如果说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作家笔下的东北是一场“锈色”地带的白日焰火，绚烂而震撼，那么，杨知寒则让我们看到散落下来的烟花火种在冬日的暗夜熠熠发光。

三

尽管杨知寒笔下的边缘人散落在不同的角落，但他们的身后却有着几乎相同的幕布背景：东北的小城，“一定是冬天，下雪的时候。白天雾蒙蒙的，到夜晚变色，天下红雪，几个人踩在路上向前走，和梦幻似的天上对照，地面有些脏兮兮的融雪剂的效果，废纸片的飞旋……”⑦这些人物在幕布下，专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或许日常生活并不具备自为的意义，但优秀的作家却能从中挖掘出其中的意义，“把日常生活俗务变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⑧，就杨知寒而言，探索潜藏于黑土地之中的伦理嬗变，是其日常生活叙事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

实际上，在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中，人们的伦理价值判断会产生不同的标准。即使以班宇、双雪涛、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与“接力者”杨知寒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伦理取向。班宇、双雪涛、郑执以子一代的视角，完成了对父辈的后记忆书写。这是带有集体创伤记忆的书写。作家作为“工人阶级共同体”内部的观察者，以忧伤的基调去缅怀工人阶级曾经的荣光，呈现“共同体”中人们情感和精神的共通性，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伦理话语体系，不是纠缠于道德约束力的裂隙，而是更愿意以同病相怜的心态看待挣扎于生存困境中的“同类”，报以更多的宽容和理解。《肃杀》（班宇）中的下岗工人肖树斌以“宰熟”的伎俩，骗走“我爸”的摩托车，但“我”和“我爸”最终选择了宽容，选择了谅解，因为，他们同属于下岗工人群体，“共同体”构筑了“内”与“外”、“我们”与“他们”之间坚实的伦理边界，“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准则被带有阶级性质的伦理亲情烘焙成柔软的面团，可以随意按压出任何形状。阶级情义足以消弭一切道德污点，留下的只有令人温暖的悲悯。

这样的悲悯在杨知寒笔下消失了。她一个返身，将我们带回到更为广阔的伦理关系中，“是在对来自任何阶层的‘普通读者’或‘聪明的门外汉’发言”⑨。瑞贝卡的母亲大芳姨“坑蒙拐骗的，就可自己人祸祸”⑩的行为，与肖树斌异曲同工，但杨知寒却以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善恶做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可以说，杨知寒想要挖掘的是极寒冻土之上的伦理秩序。这是东北从“老大哥”的位置上走下来，面对落后、贫穷，与南方相比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落差和滞后所生成的价值标准，也是中国城市现代性进程对传统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冲击与异化的结果，经由个体所背负的精神隐痛，在这块边缘化土地上绽放出的“恶之花”。

《连环收缴》是一篇堪称伦理学案例的文本，涉及善恶、公平、正义、正当等一系列伦理问题。故事以1980年代在东北某厂区家属楼内发生的一桩凶杀案为核心情节，通过时空的跃迁，描绘了迟敏和迟桂香这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情仇，展现了引人深思的伦理道德问题。在一般人眼中，受害人燕来臣散发着全方位无死角的恶，他的死似乎是一种正义的回归。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对这样一个人的死予以赞许呢？若我们秉持法律的尊严、珍视每个个体的生命，那么我们必然不能支持任何形式的私刑。毕竟，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我们共同的期盼，随意伤害他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此外，燕来臣之所以表现出反人性、反社会的行为，也是有其原因的。他在监狱度过的六年中，迟桂香去探望他的次数寥寥可数，而孩子们更是从未出现。这种被忽略的感受让他成为其他囚犯们取笑的对象。在这里，伤害是相互的，燕来臣伤害了迟桂香及其家庭，而反过来，迟桂香和家庭也对他造成了伤害。孤独与痛苦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彻底反人伦、反社会的人。当然，以上观点是立足于功利主义道德原则的基础之上，即考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那么，对于迟桂香一家而言，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燕来臣的死呢？妻子迟桂香是婚姻的受害者，燕来臣对她非打即骂，百般羞辱，她对燕来臣心中充满了怨恨。但是，当燕来臣被迟敏杀死后，她却成为燕来臣坚定的维护者，毅然决绝地要求政府枪毙迟敏。她似乎忘却了燕来臣给她造成的巨大身心伤痛，也忘却了哥哥迟敏对她的恩情。她忘却了她和她的母亲、弟弟、妹妹是靠迟敏一路卖唱才来到东北；忘却了作为养子的迟敏一直照顾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其养老送终；忘却了在燕来臣入狱，自己一家陷入困境时，是迟敏一次次救济他们；忘却了燕来臣强奸了侄女迟淑华后，本可以去报警的迟敏，因为怕她一家受到牵连，才决定自己动手，背负杀人的恶名和惩罚。迟敏所有的好和善随着一声枪响都烟消云散了，迟桂香必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儿子燕好、女儿燕凤更是坚决要求惩治舅舅迟敏。他们甚至因为最终迟桂香“赦免”了迟敏，“把父亲早亡的责任记到了母亲头上”。最令人不解的是燕凤，父亲对她的性侵，让她遭受难以启齿的人伦伤害，她似乎毫不在意，深陷厄勒克特拉情结，成为维护父亲呼声最高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