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边缘”向“世界”的腾挪

当下，地方性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景观，基于地域的经验与想象广泛且深切地呈现在文本之中，与之相关的讨论也正在不断展开。在诸多地方性话题中，“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是最受关注的两种文学浪潮，尽管二者在叙事内涵、美学特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新东北’和‘新南方’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一致的，很多方面是同构的”①。本文试图在当代文学版图中探讨“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之间存在着何种共识与对话的可能，考察两种居于不同地方的文学浪潮的发生、共进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总的来说，“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在地方性文化中相互对望、彼此召唤，二者共同的边缘性特征使之产生镜像与回响，形成了区别于“中心”的文学样态与景观，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审美空间和阐释空间。居于边缘的二者在后全球化语境中的腾挪、延展和荡开，为汉语写作的增殖提供了无尽可能。“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共同激活和释放了边缘、异质、自由的文学精神，在世界性意义的打开中显现出当代文学的新想象与新气象。

一

在信息资源密切交互的当下，生活和经验的差异性在同一化语境中被逐渐稀释。在此背景下，以地域性因素回应后全球化时代的空间交融，无疑是确立自身位置并与世界对话的有效方式，从而，地方性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地方性文学是自然地理、现实政治、历史文化和文学想象等多重因素共同生成的文化现象。在地理学意义上，“新东北文学”主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文学，是“北方以北”。“新南方写作”包含“海南、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后三者在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指称为‘南洋’的区域”②，指向“南方以南”。在历史文化的脉流中，东北“却从来被视为中原文化与政治的外围。‘关外’意味政治地理和文化传统的边缘”③，岭南、西南等“新南方”地区也与东北情况一致，游离于正统文化之外，其生命和精神体验也带有边缘性。从而，“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都是相对于中原、江南等“中心”的“边缘”，地理位置的边缘、历史传统的边缘和生命精神的边缘，构成它们内在的质地。二者在广阔的地域中，融合不同族群的文明、记忆，交错和增殖地方性的语言，从而呈现出野性与自由的异质性美学，展示着“蓬勃的陌生”。它们共同以地缘的景观召唤边缘地区最生动的感觉，借助叙事的力量使之对边缘/中心、过去/当下进行重新定位。“新东北”和“新南方”一起激活了隐秘、黯然的地带，照亮了时代认识装置无法观照的那些幽微角落。

当然，一切概念中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都是以结构、叙述、语言作为基点，对地理风貌、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的复现。“新东北”与“新南方”文学正在标示一个个具体的坐标，使汉语写作版图的边界日渐清晰与扩大，并且在边缘的区域呈现出各自的层叠与变幻。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人的辽宁，杨知寒的黑龙江，朱山坡的广西，陈春成的福建，林森的海南以及黎紫书的马来西亚等，共同勾勒出广阔而不断延展的当代文学地图。边缘不仅是一种空间概念，也是一种时间概念，两种文学浪潮都是从地理、历史和传统的边缘中生发出的文学经验，包含作家的地方情感、生命体验和文学想象。从而，我们在这两种文学浪潮中，既能够看到不同地标的划定，更可以在此间触摸到以人地关系为结构而形成的地方景观、族群记忆与文化原相。“新南方”的作家们置身于自由贸易、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在丰富驳杂的风景中演绎古老的乡土文化、神巫文明、异域风情，讲述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体验。我们看到，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中西南边陲小镇的土地和风物，及倔强、闭塞、迷惘的各色人物。林森《海里岸上》中激荡潮涌的海洋、咸腥暴烈的海风，和生于此间的个体那种内在的精神韧性。林白《北流》中茂盛的南方植物汹涌而来，肆无忌惮的绿色中涌动着南方蓬勃的自然，随植物而衍生和铺张出来的人物则流荡出旺盛的活力。“新东北文学”则共同呈示了东北凋敝的工厂、裸露的矿场、破败的街道，在朔风和融雪中举步的生命个体，和他们对抗阻滞的种种瞬间，讲述东北土地上的“沉重”与“逍遥”。杨知寒《一团坚冰》对停滞、封闭的北方的叙写，大雪遍地冰冷的触感表达，生命个体在废墟上的逃逸与自我救赎。班宇《缓步》里旧城之中的冰河凛风，及其间的危机、困境和变局，书写着东北独特的地缘文化与人物情绪。因此，“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绝非单一的地方实证，它们对多元、边缘、少数的文化痕迹的展露，对散发着热力、寒气的异样风景的复现，凝聚着地域的文化记忆与个体的经验想象，共同形构和扩展着当代文学的叙事与秩序。

源于地理空间、具象景观和风物人情的区别，“新南方”文学多是蓬发勃郁，其间扑面而来植物的缠绕、海洋的汹涌，以及无尽的生长。而“新东北”文学多寒冷凋敝，遍及肃杀衰瑟的寒冰冻河、旷野荒原。在美学特质上，“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文学”构成了流动/凝定、热情/荒寒、想象/现实等对应互补结构，双方的互相呼唤使得“新南方”与“新东北”形成了彼此的精神坐标，它们在一种镜像中重新认识了自我，或者说重新生成了形塑自我的可能性。诚如贺绍俊所言，“‘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是一对完美的组合，它保证了当下文学发展的文化平衡性”④。二者边缘性的叙事、风物、精神等种种展现，及由此生成的异质性美学，使当代写作在主流文脉之外获得了一种流荡的、野性的气质，为当代文学提供更为多元和丰富的审美指向。

二

无疑，文学实现世界性的逻辑前提是地方性，地方经验的迁移、延展和散射形成地方和世界的融合，“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的呼应与回响，共同打开汉语写作走向世界的通道。从当下的文学生态看，边缘的“新东北”和“新南方”不再以“中心”作为获得自身主体性的路径和方法，它们以开放性的姿态化边缘为前沿，以边缘为起点出发走向世界。“新南方写作”对于广东、广西、福建、大湾区乃至马华文学的聚集、召唤，意味着一种世界性的勾连。“新南方写作”的范畴之广及其流动性，使其面向世界的方式是潮涌、漫漶，是不断向南，不断向海的勾连，是“向南海，向天涯海角”⑤，向“无远弗届”。而东北处于东北亚的地理中心地区，由东北文学的向外扩散与辐射，则是一种世界意义的辩证延伸。“新东北文学”写作地理范畴的相对确定和主题的相似性，使得它走向世界的方式是突破地方性的范围、叙事，以线性的直接散射在历史时间中打通与世界的联系。“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文学”各自通过地缘走向世界，在互见中为彼此提供更多现实意义与发展可能。

“新南方写作”自汇聚的时刻起，本身就带有面向世界的视野和使命，它是在汉语写作共同体意义上诞生的。“新南方”是基于一种流动性的延宕，其覆盖的地缘空间之大，使之在地理上存在着更开放场域，陆地和海洋的临界、不同大洋之间的流动，带来不断的向外延伸、联通和整合。我们看到，葛亮《燕食记》由广东到香港，林棹《潮汐图》由珠江到澳门、东方至西欧，黎紫书《流俗地》由中国到马来西亚等地缘的勾连。“新南方写作”“不但在地理上具有南方性，同时在精神脉络上与世界文学中的‘南方’有高度的契合，虚构、想象、对边界的突破等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关键词。”⑥“新南方写作”既是对文学的地理边界的拓展，更是一种自由、流动、开放的文学精神，其间包含了无数的虚构、想象，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深海的断想、林棹《潮汐图》的巨蛙视角、陈崇正《黑镜分身术》的幻境分身。“新南方写作，从来自北美的跨域式书写，到东南亚的南方想象，转而至于当代中国新的地域维度。‘新南方’事实上更倾向于地理的与精神的同一性，是一种包容了多元化的内在趋同，代表的是基于文化价值共同体的想象性整合。”⑦“新南方写作”走向世界的动作和结构，来自并呈示为弥散、漂浮和流动，它的海洋性特征，在临界处的迁移、涌动，和基于此的浪漫与想象，构成了“新南方”视界的开放。

如果说“新南方写作”是在地域范围和文学精神的开放中走向世界的话，“新东北文学”则是在历史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开放中展开其面向世界的路径。新一代的东北作家，以子一代视角对“无人认领”的20世纪90年代东北的书写，其后隐含着无限的历史言说，它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东北工业建设与发展的脉络延续，也是对工业文明困境及错过历史机遇的思索。同时，“新东北文学”还显现着世界工业锈带的共同体验和表达形态，它与美国、苏联的后工业叙事之间存在一种同构性，班宇、双雪涛等作品中那些闲置的厂房、锈迹斑斑的设备和人物命运的书写，呼应着苏拉尔山、俄亥俄州等20世纪以来的传统工业衰退的历史过程和命运变迁。在这里，“新东北文学”的世界面向以地域作为起点和方法，从艳粉街—铁西区—沈阳出发，勾连出世界工业文明中一段辉煌到暗淡的历史。新一代的东北作家，在遥遥呼应着“世界中”的“东北”的同时，力图打开东北普通人情绪的闸门与内心的世界，探询如何面对沧桑历史与沉重现实的问题。他们透过工人村里沉重的肉身，捕捉到那些精神尊严闪耀的时刻，在工业化废墟中锻造出颓然而傲立的精神世界。他们作品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生活图景的描绘，和对此间人类伤痛、忧惧，以及尊严的摹写，显现出从30年代以来东北文学对于不可化约的沉痛的赋形，和追索历史正义的精神诉求。此刻的东北映照出这片土地上无尽的创伤记忆，联通几代东北人的情绪、精神和生命体验，使东北文学具有能够冲破地理的重围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与内心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文学”突破了东北的地域限制，解构了“地方”的范畴束缚。它从本土经验开始，回到现实中去思考命运、尊严和生活的关系，由地方性的人同此心的感觉结构召唤地方、群体、个人之间的情绪共鸣。从而，“新东北文学”凝聚的是百年以来东北的记忆，是群体的文化精神的延伸，它对世界的联通是历史与当下的交汇、时间与空间的共融、现实与心灵的互见。

基于地方的“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其中既包含地缘、文化、历史，也包含内在的感觉结构。它们是“海洋性”的流动、“临界性”的迁移，也是“一团坚冰”的融化。在南北对话视野中，“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的互为坐标或互相唤醒，为彼此展开了更多面向世界的话语空间。对于“新东北文学”而言，当它已经形成了新的叙事形态、重构了时代生活的记忆，确立自身美学特征，又同时面向了时代历史的沧桑与厚重之时，还需要参照“新南方”的流动与阔大，在全球化背景下继续向内延展和向外辐射，回应和召唤能够辐辏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地理空间，激活它无限的延展性与开放性。如王德威所言，作为“核心现场”的东北，“指向空间的辐辏‘关系’，不同文化、动机、势力、野心你来我往，充满动态能量”⑧。东北文学需经由对话、想象，映射出一个更大的结构，联通世界的多个面向，探索一种新的开放可能。而“新南方写作”则要在“新东北文学”已然凝定状态的启发中，探索如何聚集和赋形。当下，“新东北”和“新南方”，以在地性视角的细部修辞，投射出面向世界的宏阔想象。它们借由不同的路径打开了地方与世界的区隔，包括地缘坐标、历史经验和现代文化，从而建立起南与北彼此间的腾挪、流动、跨越，和由地方向世界的延展与散播。

三

我们对“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的阐释从地缘坐标开始，但最终仍然需要回到幽微、复杂而广阔的精神世界。“新东北”和“新南方”的地域未被叠加的规则所驯化，其文学气质在总体上呈现出了某种“野”气，这种“野”气流荡在地方性文学经验的内部，折射出个体精神更大的自由与更广阔的想象。

“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都有着令人新奇的活力，在内向精神属性中的“野”各有其独异特质。“新南方写作”文字景观中“野蛮生长”，其精神质地的“野”与外部世界丰茂的树木、磅礴的海洋、交错的河流的图景互相激荡。可以说，“新南方”的“野”气生于茂林、生于层峦、生于洋流，文字结构中生成了与之相应的蓬勃生长的风景，注入了勃郁的浪漫与想象，其间流荡的精神自由是在一种丰沛、层叠、神秘景观中的游走、探索和打开。林森《海里岸上》《岛》等文本中，摹写海洋的蛮荒、热情、野性，在这片充满变幻的场域中，粗犷的渔民与海洋的生死搏斗或相依相存，传递着“新南方”个体生命经验的热烈与激扬。陈崇正《黑镜分身术》《折叠术》中潮州地区潮湿、幽暗的风景中，涌动着“江湖之外”的危险神秘，此间“移动的肖像”的欲望、忧惧和冒险，则显现出狂野的想象和生命的热力。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在深海潜行的游思，那瑰丽的幻想是在看似内敛、收缩的生命状态中，展现出人对超越性自由和终极意义的追求，以及对宇宙的无尽探索。“作为灵魂属地的南方，认同与排斥、经验与想象、野气与庄重之间，蕴蓄着必要的张力和丰富的可能”⑨，“新南方”的野性呈示于卷曲、折叠与翻转之中，并由此带来新世界、新发现等等无届的探询。而“新东北文学”的文学景观是广袤的土地、寒冷的冻层、凋敝的植物，其中投射着直接、袒露与敞开的精神指向。彼得·戴维森的《北方的观念：地形、历史和文学想象》指出，“在中国，城墙以北是自由之所”⑩，城墙以北意味着边缘，这一苍莽、开阔和荒寒的地域，赋予人一种极为坦荡的自由精神。“文学东北的书写是一种‘感觉结构’的文化表达”11，新一代的东北作家，他们的叙述中生动、真切又深沉地展露着东北的肃杀、创伤和率真。杨知寒的《瑞贝卡》或可视作东北自由精神的某种比喻，一个连续八年不断展示朋友圈的女孩，把喜悦、忧伤，及自我生活的全部生态如同陈列般放置在公共平台上。当她关闭朋友圈而拒绝让别人了解后，选择了跳下高楼。这莫不喻示着，袒露和开放对东北精神而言是一种“生”的信念。“新东北”作家的作品“把一种‘原生态’的生活‘原封不动’地摆在了我们眼前”12，真实而不矫饰地对冷硬的东北生态的呈示，那种自然、原态的生命存在形式以感性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从而“新东北文学”的野性与自由存在于世界的铺展和打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