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雍州正传》：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与方法

作为一位西部本土作家，徐兆寿从2014年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开始，便将其叙事聚焦于西部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其后的长篇小说《鸠摩罗什》、随笔散文集《西行悟道》《问道知源》等，都表现出这种鲜明的写作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徐兆寿由对全球化语境中西部文化的观察与思考，逐渐上升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全方位考量，并追问当代人的文化之根及其生命征候，体现了新媒体时代一个作家难能可贵的责任担当与文化使命。陈晓明指出：“徐兆寿是站在今人的问题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①这个论断准确定位了徐兆寿写作的意义指向。2023年4月出版的文化散文《补天·雍州正传》，一方面延续了从西部文化到中国文化的写作思路，另一方面特别强调“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与方法。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被冠以“落后”“愚昧”“迷信”等各种标签，早已被解构得面目全非。那么，该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呢？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要走进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确立“宇宙整体观”，而这个观念关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更新。为证实确立宇宙整体观的当下重要性，作者在不同章节对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比照，认为西方文化这种只关注局部而缺乏整体观的文化，最终无不导向迷茫与混乱，是不可取的，而只有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整体观，从天道、地道到人道，都真正做到“道法自然”，就有可能使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包含着诸多真理性的知识，但毕竟由于生存条件的不同，需要将这些真理性的知识进行现代转化，作者提出的一个方法就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通过这个方法的实施，以达到重建中国文化的功效。应该看到，《补天·雍州正传》融合了科学、哲学、历史等众多学科的知识，但它不是哲学著作、历史著作，也不是科普著作，而是文学作品，因此有必要从文学意义上做相应讨论，考察作者在“文化散文”这个领域的写作，所带来的新变与启示。

一、宇宙整体观：中国传统文化是宏观科学

“宇宙整体观”是贯穿于《补天·雍州正传》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作者看来，“古代中国人的文化是宇宙整体论，太阳系则是宇宙体系中起决定作用的体系，这是大轮廓”②。那么何谓“宇宙”？何谓“宇宙整体观”？古人对“宇宙”的解释是，“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尸子》），可见，“宇”指的是空间，“宙”指的是时间。所谓“宇宙”，就是时间、空间、物质、能量等构成的综合体。所谓“宇宙整体观”，即天、地、人都体现着相似的运行规律。《周易·系辞下》就有此说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古人是通过观察天文、地理的运行规律，来把握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的。作者无疑是高度认可《周易》的观点的，如其所论：“中国古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方法论告诉我们，首先要寻找天道，然后依此确立人道。西方也一样。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以及海德格尔对时间、空间、历史、存在等方面来探讨人道和人的存在，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逻辑，即从整个宇宙、自然界出发来确立人的伦理与意义。”③不仅要寻找天道，而且要归纳地道，“我们必须从我们足下的土地出发去看待一切，看待他人，看待世界”④。作者在上部《天道》的第一章“道可道 非常道”中，用了10节的篇幅，叙述了其宇宙整体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宇宙整体观对人类社会来说，具有众多可借鉴的镜像，人道的失范可从天道与地道获得征兆，而天道与地道的失序也预示着人道的失范。对个体的人而言，其生命本身也是一个微型“宇宙整体”，个体的健康、情绪、心理等的变化，都显示着“道”的变化，如在中医理论中，宇宙整体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只有这样理解，方可全面把握作者所倡导的宇宙整体观。

作者所倡导的宇宙整体观是一种观念形态，这个观念形态必须有方法论的支持，才能落实在人类社会（包括个体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这个方法论主要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分为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两个板块，产生于上古，到了战国时期，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才被结合在一起。阴阳学说形成于夏朝，该学说强调天地万物的生成是基于阴阳两种不同的气（物质），阴阳结合就能促生万物，譬如，在天生成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在地生成山川河流等大地形体，在方位生成东南西北等四方，在气候生成春夏秋冬等四季。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是大宇宙的基本现象，作为个体的人这个小宇宙，同样是与天地之象相对应的，如人的眼耳口鼻对应天之四象，人的骨肉气血对应地之四象，人有360个骨节对应周天之数，天有四时，地有四方，而人则有四肢，都是对应的。不难发现，阴阳学说进一步验证了宇宙整体观的正确性。“阳”是看得见的东西，即物质世界，而“阴”有时指看不见的东西，即非物质世界。作者以阴阳学说为依据，指出西方文化的最大问题，是只关注物质世界（即“阳”）而漠视非物质世界（即“阴”），这就导致西方文化无力解释很多自然或者人类社会现象，而不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具有强大的阐释力。“西方的科学家们永远都关注‘有’，对‘无’往往忽略。如果按我们的理论来讲，‘无’本身也是一种存在，它也在运动，在呼吸，只是以极静的方式存在而已，然后，静极生动，阴极生阳，就有了目前我们所讲的一个宇宙”，“在中国文化中，‘有’和‘无’是同时存在的，是不能分割的”⑤。五行学说始于夏朝，行于商朝，成于西周，体现了上古华夏文化蕴含着严谨的哲学思想。所谓“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属性，被古人看作是构成宇宙万物以及促成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变化的基础。这是因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相生关系是指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关系则指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无论是相生还是相克，都形成了闭环系统。五行学说也是对宇宙整体观的方法论支持，五行在天形成了五星，即金星、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在地形成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在人形成了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作者以读者能够读得懂的语言，阐明五行学说的方法论意义，“我们就确定了中国和中原文明中心观念。这是以太阳系昭示我们的天道而确立的。金木水火土，土为中央，为四季轮换的必须物，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是仁德之体现者。我们是以大地为中心而建立的文明。所以，以它为中心，把木星出现的东方定为春天，把火星出现的南方定为夏天，把金星出现的秋天定为西方，把水星出现的冬天定为北方。时间和空间都被确定了”⑥。

宇宙整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观念形态，因为它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这个特征被作者总结为“中国文化是宏观科学”，“只有中国人继承了人类这些智慧，叫道法自然，能说清楚世上的一切。所以说，中国人的思想是最符合现代科学的，但远比现代科学广阔和智慧。换言之，现代科学只不过是一点点地证明中国人的智慧是正确的”⑦。宇宙整体观的科学性尤其体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可以找到“依据”。譬如，宇宙太远、太大，目前的科学水平是无法判断宇宙的整体情况的，因为似乎找不到判断的依据，那么，该怎么办呢？宇宙整体观将整个星空看作是一个人，看作是宇宙的身体，那就从人的身体进行观察，因为人的身体映现着宇宙的整体情况。作者还从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论述了宇宙整体观的科学性。“中国人的节气非常准确，不是根据我们的钟表来假设的，机械化的，不是，而是根据天上的星辰的变化来确定的。”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二十四”是一个有意味的数字，充分体现着宇宙整体观的科学性，如在天对应着24个节气，在地对应着24种山向，在日对应着24个小时，在人对应着24节脊椎、24根肋骨和24条经脉。上古时期的人是坚信并运用宇宙整体观来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其结果是《河图》《洛书》和《易经》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更印证了宇宙整体观的科学性。“上古时期的华夏先祖用他们先知先觉的方式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理、人的真理、人类社会的真理、事的真理、物的真理，它们全都在三个数学或几何模型中，那就是《河图》《洛书》和《易经》的模型。”⑨把握宇宙整体观的科学性，其意义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好，做人做事也好，都会有一个方向，且能找到相关依据，最后产生相应的结果。

二、中西文化的命运：

在比照中体验两种文化的殊途

在作者看来，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就是整体性思维与局部性思维的差异，说到底是西方文化不具有宇宙整体观，由此导致了西方文化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科学家与过去西方的科学家是一个思维习惯，他们不相信整个宇宙是一个活的生命体。”⑩从宇宙整体观的角度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个体的人则是宇宙的浓缩。基于此，我们周遭的一切都是“活着的”，山是活着的，我们居住的房子是活着的，我们所开的车——那个用铁造的东西——是活着的，这一切都有它们自己活着的方式。作者认为，局部性思维的危害就在于，即使是从事科学研究，也会产生迷茫。西方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以及以西方思维研究太空的中国科学家们，都将太空看作是死的没有生命气象的太空，他们每发现一个星星，就像殖民者一样急于给其命名，他们发现的星星越多，就越感到迷茫，似乎星星永远也不能穷尽。当某些科学家打破局部性思维，向宇宙整体观靠近时，他们这才意识到，“太阳系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或者说一个人一样，而银河系是由无数这样的太阳系构成的”11。由上可知，在科学研究中，宇宙整体观具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西方文化，首先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张扬的道德和伦理，“我们要的是什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是哪里来的？西方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又是谁创造的？是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哲学家们共同搞出来的”12。西方生物学家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却始终没能讲清楚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将人降低为动物，维系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和伦理也就崩塌了。西方社会学家通过对人类性行为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有过婚前性行为和婚后不忠的性行为，据此则断定道德是虚无的，由此导致了性行为的失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人类如何制造工具和创造物质开始，以证明人类是如何成为人类的，人类于是成为物质性存在。西方哲学家则综合上述“成果”，郑重宣布：人是动物，人可以不信仰什么，人可以无限自由，人的一切价值都不存在，人本身就是个虚无的名词。在作者看来，这种观念的滋生及付诸行为，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真正丧失，西方文化所塑造的人已非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就是有文明，有礼仪。过去的人是明白这些的，今天的人们迷失了。迷失在人种与人类的无差别中。这种思想来自于西方”13。西方文化观念的问题可见一斑，欧美中心主义应该打破，“也许他们有过伟大的时刻，但现在他们在堕落。中国的文人们，不，那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一样，正狂奔在堕落的路上，但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的尺规是欧美，是他们舶来的自由、民主、博爱、科学等等”14。

其次是现代哲学研究失去了方向与边界，“在古希腊的时代，还依靠科学，笛卡尔和康德时也会靠一些科学，但更多的是思。黑格尔之后，思就没有了边界，失去了方向，成了知识的黑暗探索、情绪意志的无端表现、感性和理性的分崩离析。整个世界后来都如此，中国也一样。但是，一旦我们回到中国古老智慧中的道那里，则一切就可以回流了，圆满了，所有分享的事物都纷纷回到故乡和灵魂”15。应该看到，中国古老智慧中的“道”是由科学支撑的，这个科学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是物理学、化学或天文学这些微观科学，而是中国乃至上古整个人类的宏观科学。那时的人们是通过身体和心灵来把握“道”，那么何谓“道”？这个“道”主要是指“天道”，由天道衍化出“地道”，再由“天道”与“地道”催生出“人道”。“我们的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是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是生生不息的，可以永远流传下去。这就是天道，也是宇宙永恒之法。”16“道”能够在任何微小的和宏大的事物上都显示其规律，故不会遗漏任何信息，而西方哲学所讨论的“理”或“思”，不过是“道”的一小部分。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失去了方向，是因为将“道”小小的部分“理”或“思”当成了全部，故当完成这个小小部分的探索，就不知该走向何处了，由此造成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严重泛滥，也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内部蕴含着否定自身的危机”17。

最后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作者例举了四种景象18。其一，从五四到当下，因为坚信西方文化逻辑的正确性，注重心灵感悟的中国先秦学说几乎断绝，诸种学问变成了学人们的名利场，而难于落实到现实的人生之中。其二，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后，开始凡事都讲实证，对古人的很多觉悟性的话语（如神话、传说）就不再相信，当这些觉悟性的话语被否定，我们的精神图腾也就被否定了，否定者却振振有词，说它们都是虚妄的，是缺乏实证的东西，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神话与传说是古人为更好地生活而创造的，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诉求。其三，用现在的知识去否定人类的过往，通过书籍、影视、新媒体等，过于注重西方人所说的，忽略了真正的历史。其四，西方学者叔本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以其毕生之力批判西方世界的没落，虽然他们并未提到东方，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却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话就是真理，同样适合于其他地方，西方世界的没落就预示人类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