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职业能力作为职业教育主旨目标的价值、内涵与路径

［摘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职业教育战略定位成为塑造其类型特色的基石。然而，职业教育在定位探索之路上仍面临多重挑战，诸如培养的人才质量难以充分赢得市场青睐、纵向晋升通道不够明晰、横向跨学科融合特色欠缺等。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对职业教育的主旨目标即综合职业能力的认知尚显不足。鉴于此，为精准定位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深化能力内涵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包括拓宽对职业能力理解的全面视野、将综合职业能力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发展导向、深入剖析其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化的内在规律进而构建完整的职业教育主旨目标及育人框架。在此框架下，教育各阶段之间紧密衔接，进而实现中高本职业教育层次间的一体化与贯通发展以及各层次内部教育标准、课程体系及评价体系之间的紧密和有效对接。此外，为推进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融通与协同创新，还应彰显助力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职教理念与特色。

［关键词］综合职业能力；主旨目标；职业教育；贯通；融通

［作者简介］谢莉花（1983- ），女，江苏常州人，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田洋（1999- ），女，山西朔州人，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在读硕士。（上海  20009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职普融通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从国际经验到中国路径创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JA230041）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5-0023-09

近年来，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但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加速与学术导向的广泛渗透，部分中高职院校出现追求层次升格而非内涵提升的倾向，尤其是高职院校竞相寻求升本路径，导致出现“学术漂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初心与使命。在此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定位，特别是职业本科教育的规划蓝图，已成为引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转型升级的风向标。强化职业院校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不仅是职业教育迈向特色化、类型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积极响应社会需求变迁、支撑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关键所在。随着职业领域与教育生态的持续演进，对综合职业能力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应用，亟须达到更为统一且深刻的层面。通过对人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将能够更好地瞄准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一、时代诉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亟须树立一以贯之的主旨目标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基本建构完整，但在内涵建设上还需进一步深化，尤其是职业教育主旨目标的确立和落实对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仍然存在问题，如人才质量认可程度不高、纵向发展主线模糊、横向融通特色不鲜明等。

1.人才质量认可度低，职业能力培养有待提升。从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综合评估不难发现，毕业生的实际表现与企业期望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具体而言，有企业认为部分毕业生在专业技能领域难以迅速适应并高效解决具体操作难题与实际问题，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进步，当依据技能水平进行细分时，高级技能人才短缺的现象更为突出，低技能劳动力则呈现一定程度的过剩，导致技能供需不匹配［1］。另外，企业对职业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整体满意度有待提升［2］。不少企业强调，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水平尚显不足，特别是沟通协作能力、自主学习本领以及创新思维等软技能尚难以达到企业期待的标准。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企业不再局限于专业技能的掌握，而是更注重员工在复杂工作环境中的综合表现与潜能。由此，不得不深入反思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旨目标设定及其执行情况。一是职业教育应明确其培养导向：是单一侧重一般素养的培育，还是过度偏向职业技能的训练，抑或应树立起一种综合职业能力观，以平衡并强化两者的协同发展？二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上位的能力目标能够落实到课程设置与课堂教学中，避免能力培养的碎片化与割裂化。因此，我国职业教育亟须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综合职业能力观，并探索建立一套进阶式职业能力形成机制。同时，必须正视并解决培养目标与教学实践之间可能存在的脱节问题，确保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真正实现既定目标，满足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

2.纵向发展主线模糊，人才定位容易产生偏移。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构建起清晰的中职、高职至职业本科的层次衔接框架，但引领这一体系纵向深度贯通的核心主线尚待明确界定。职业教育领域是否拥有类似普通教育“核心素养”一样的统摄性目标，这一议题在政策决策层、学术研究界及实践操作领域均未达成共识。由于缺乏对技术技能的统一理解与界定，职业教育领域尚未形成广泛认同的指导理念，导致实践方向略显分散。具体而言，首先，对职业能力的核心价值重视不足，可能引发教育目标偏离正轨，职业教育的独特价值与实践特色面临淡化风险。特别在学校体系中，学历晋升的单一导向易使教育重心偏移至学历提升而非职业能力的实质性增强。其次，对职业能力的内涵理解存在局限性，倾向于强调技能、知识或素养的某一方面，而非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把握。以往围绕职业教育就业导向或升学导向展开的讨论，均未全面体现职业教育的现代价值精髓与本质特征，从而引发对职业能力本质的片面化解读，相关培养机制也出现片面化问题。最后，职业能力的实践培养过程存在短视倾向，忽视了能力成长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造就非一朝一夕之功，需历经由新手至专家的长期积累与蜕变［3］。这就要求中职、高职与职业本科教育阶段必须紧密围绕能力培养这一核心，实现无缝衔接与协同发展，共同促进学生在职业能力上的精进发展。因此，确立一个能够引领职业教育全链条贯通发展的统一理念，对于指引未来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3.横向融通特色缺失，人才培养趋同普通教育。当前职业教育办学实践中存在迷茫：是坚守技能培养的职业路径，还是偏向知识储备的升学路径？在学历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不少职业院校倾向于选择学历提升的道路，尤其是在技能价值认同感较低的区域，人才培养趋同于普通教育模式，导致在横向融通中失去自我特色，甚至呈现“被动适应”的态势。在大教育生态中，职业教育作为关键一环，正经历由“类型”向“理念”的逐步转变，旨在通过理念互鉴与资源共享，促进不同教育类型之间的协同共进。职业教育不仅要实现以综合职业能力发展为导向的升学，还要向其他教育类型输出其独特理念，更要积极吸纳有益资源，以优化类型定位、强化自身发展。

因此，构建职业教育统一且核心的主导理念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关键。这一理念的核心应聚焦于现代职业性［4］，培育融合“职业性”与“教育性”的“综合职业能力”。这不仅是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精准概括，也为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探究“综合职业能力”的本质内涵及其发展策略显得尤为迫切。

二、内涵解析：综合职业能力作为职业教育主旨目标的本质与结构

“综合职业能力”这一概念，作为衡量个体在职场活动中所展现的全面素质与能力的关键指标，超出以往单方面强调的知识、技能或素养的概念，深刻体现了对个体整体性发展的高度关注。通过解析其基本内涵、内部构成和培育维度，有助于树立职业教育的主旨目标。

1.深化对职业能力的认知，建立综合的职业能力观念。能力作为个体独特的内在特质，其定义与理解往往因视角与原则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首先，能力具备内在性与动态性，它深植于个体之中，既涵盖当前执行特定任务所必需的能力，也蕴含未来成长与发展的潜能。其次，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得以彰显，活动的成功完成是能力存在的有力证明。最后，知识是能力发展的基石，任何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相应知识体系的支撑。

针对职业能力的理解，心理学研究以及不同国家的差异赋予其多元内涵。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对职业能力的定义，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强调的“技能”、到认知主义关注的“知识”再到人本主义重视的“潜能”，直至建构主义倡导的“情境性综合能力”的演变［5］。基于不同心理学的偏向，职业能力也划分为基于任务的具体能力、基于个性特征的一般能力，以及综合知识、技能、态度与情境适应性的综合能力观［6］。此外，从国际视角出发，各国对综合职业能力的理解也各具特色。英语国家的职业能力观普遍强调教育培训的结果而非教育性目标，着重通过考核与鉴定针对特定岗位职责所需的技能和绩效表现，但没有建立能力之间的联系，缺乏对职业的整体认识；德国的职业能力观更加强调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工作环境中，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而需要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并且强调职业教育应培养个人在专业、社会、个性发展等方面的整体能力，以提升自我发展和适应变化的能力；日本的职业能力观则强调在特定岗位上完成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培养学生与企业文化相适应的意识和行为，以及与企业共同成长的精神。我国在20世纪末才正式出现综合职业能力的提法。21世纪初，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提出“综合职业能力”的概念。它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生活、从事职业活动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主观条件，包括职业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经营管理、社会交往能力以及不断学习的能力。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其凝练为“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可以看出，我国的职业能力观也是一种基于职业岗位能力的综合职业能力观。

从国内外研究来看，综合职业能力的内涵经历了由“窄”到“宽”的演变过程。以往它主要聚焦于个体的技能与知识层次，如今更注重个体在职场中所需的全方位能力，包括通用能力以及与特定职业紧密相关的专项能力。在职业发展的纵向维度上，综合职业能力表现为一个从新手逐步成长为专家的连续进阶过程。随着工作任务复杂性的提升和工作情境的多样化，对个人自主性与适应性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个体既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根基，又要具备强大的自我导向能力和发展潜力。总体而言，职业能力不仅是技能与知识的简单叠加，更应融入态度、价值观与情境适应性等弹性要素［7］。基于此，本研究在综合国内外多元视角的基础上，尝试对综合职业能力进行如下界定：综合职业能力是个体在其职业生涯进程中，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实践活动逐步积累并塑造的、包含基础通用能力与职业特定能力在内的综合性素养体系。这种能力体系不仅使个体能够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职业挑战，还赋予其自我驱动与持续进步的能力，从而全面促进并引领职业生涯的稳健发展。

2.解构职业能力内部组成，明晰横向与纵向形成规律。从横向上解构综合职业能力，国内外对综合职业能力内部形成不同的划分方式，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结构或模型。一是德国倡导的“职业行动能力模型”，其核心在于促进个体在专业、社会及私人领域展现恰当的行动意愿与能力。这一模型细化为专业能力、个人能力及社会能力三大支柱，其中方法能力、交流能力和学习能力是这些能力的内在支撑［8］。二是作为欧洲资历框架建设基石的“知识—技能—能力（KSC）模型”，该模型从概念性与操作性、职业与个人等四个维度出发，将能力划分为四种类型，揭示了能力在心智层面的内化与外显、对职业与个人发展的双重影响（见表1）［9］。一般来说，“知识”通过认知能力获取；“技能”通过功能能力获取，“态度和行为”通过社会能力获取。“元能力”不同于前三种能力维度，它主要促进其他实体能力的获得。因此，该能力模型将个体的学习成果划分为通过认知能力获取的知识、通过功能能力获取的技能、通过元能力获取的学习能力和通过社会能力获取的态度和行为四方面。从操作方便的角度考虑，“元能力”一般也被纳入社会能力，通过社会能力获取的态度和行为则被表述为“能力”，由此获得了个体学习成果的知识、技能、能力的三维类型划分。KSC模型是近年来各国资格框架所采用的维度划分的广泛模型，以我国为例，学习成果框架也基本按照知识、技能、能力三个维度来进行资格等级条目的描述。其中，知识主要指向系统认识，技能主要指向应用相应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则指在应用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