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视域下高职生成长型思维与学习投入和职业抱负的调查研究

［摘要］对1852名高职院校学生的成长型思维、学习投入和职业抱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高职生成长型思维呈中等偏上水平，男生、独生子女和三年级的高职生成长型思维水平显著偏低；成长型思维对高职生在校的学习投入和未来的职业抱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学习投入对职业抱负具有较强的正向预测力，且在成长型思维影响职业抱负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3%。基于此，有必要培育成长型思维，铸就积极核心素养；强化思维教育干预，激发学习增益潜能；引导学习投入，促进学力积极回弹；积极建构自我认同，由内而发打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高职生；成长型思维；学习投入；职业抱负；积极素养

［作者简介］李霞（1982- ），女，江西奉新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张芬（2001- ），女，山东济宁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在读硕士；邓汇琳（1997- ），女，四川成都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在读硕士。（上海  20120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基于I-PACE模型的大学生短视频沉迷的易感因素识别与预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ZSD017，项目主持人：李霞）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5-0064-08

一、问题提出

高职生的学习与发展问题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困境。2022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的重点工作部分强调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根据职业学校学生特点，完善专升本考试办法和培养方式，支持高水平本科学校参与职业教育改革，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优化技能人才成长政策环境，加大产业、财政、金融、就业等政策支持，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积极推动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招录（聘）、职称评聘、晋升等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不难发现，国家政策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成长路径，旨在解决他们在学习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然而，要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如何从学生内部突破这些困境。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识别并克服内在局限，激发学生的自我驱动力。只有将学生的内在努力与国家政策的外部激励相结合，才能实现职业教育的实质性进步。

传统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问题心理或行为，以期找到治疗和缓解的方法。随着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兴起，越来越重视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关注人的潜力和建设性力量［1］。本研究尝试跳出传统心理学的框架，不再仅仅聚焦克服高职生的生源劣势，而是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探索高职生内在的积极素养和品质。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高职生的优势和潜力，探索解决高职生学习和发展问题的有效策略，帮助高职生实现自我超越和个人成长，对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人文素养教育和技术技能培养。因此，有必要明晰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才能有效提升职业教育人才的系统化培养水平。近年来，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把培养成长型思维作为提高青少年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策略［2］。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源于美国心理学家Dweck的内隐能力理论，指个体相信人的才智（包括智力、运动能力、学术能力、创造力和人际关系等）可以通过不断练习和努力获得的信念，强调人的能力具有可塑性，将困难看作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3］。职业院校学习不是教育的终点，而是职业教育的起点。在职业教育的早期阶段，培养学生积极的认知思维模式对挖掘学生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成长型思维作为一种积极信念体系，能激发一系列正向的态度、动机和行为，这些特性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职业教育可尝试通过塑造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模式，作为提升其学习和发展潜力的有效途径。

2022年，《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全面实施“技能中国行动”，通过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加大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培养造就一批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2024年，《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提出每年培育200名左右大国工匠，示范引导各地、各行业积极培养省部级工匠和市级工匠，形成大国工匠带头引领、工匠人才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高职院校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也是孕育未来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的摇篮。无论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还是能工巧匠，工匠精神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而是贯穿个体的整个职业生涯发展周期。基于此，引导高职生树立远大的职业抱负，对于其未来成长为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乃至大国工匠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抱负（career aspiration）是个体对自己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所持有的远大的理想和志向，是个体对未来职业的向往与期望［4］。职业抱负支配个体的行为朝向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整个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Gottfredson的职业抱负发展理论，高职生处于独特的自我导向阶段，倾向于选择与个人内在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工作类型，并在考虑个人特质、价值观、经验、特殊才能、家庭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始权衡不同职业选择的利弊，逐步形成自己的职业目标［5］。成长型思维模式被认为是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它让个体在顺境中抓住机遇，在逆境中反思纠错，以强大的职业韧性赢得职业生涯成功［6］。现有研究也表明成长型思维可通过任务表现间接影响高中生在理工科领域的职业抱负［7］。因此，成长型思维可能是影响高职生职业抱负的一个积极因素，提出本研究假设一：高职生的成长型思维能够正向显著预测职业抱负。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教育学者越来越关注和推行积极教育，学习投入作为学生积极学习心理的重要指标，逐渐成为国内外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学习投入（learning engagement）指个体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理韧性，认识到学习的意义，对学习充满热情，沉浸于自己的学习状态，并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充满积极情感的状态［8］。现有研究表明，学习投入不仅受学习环境感知和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9］，还与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密切相关。对高职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具有成就型自我同一性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投入［10］。成长型思维，作为一种关于自我才智形成的信念，与学业自我概念紧密相连，能够促进个体的学习投入。成长型思维模式鼓励个体将挑战视为成长的机会，从而在学习中展现出更高的投入和韧性。基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二：成长型思维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此外，学习投入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和职业抱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院校环境和学生家庭背景等“输入”变量相比，学习投入作为“过程”变量对学生学业收获的影响更大［11］。具体而言，学习投入能够正向预测学习满意度和学习结果［12］，并且学习投入越高，学生取得的学业成就越大，当学业成就或成就动机水平越高时，学生的职业抱负水平也越高［13］。基于这些发现，提出本研究假设三：学习投入正向显著预测职业抱负水平。本研究假设四：学习投入在高职生成长型思维对职业抱负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核心素养，针对高职生的相关研究相对匮乏，特别是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对核心素养的探讨。鉴于此，本研究旨在丰富这一研究领域，聚焦高职生的成长型思维这一积极核心素养，深入分析成长型思维如何影响高职生的学习投入和职业抱负。学习投入作为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的体现，是连接成长型思维与职业抱负的潜在纽带。通过检验学习投入在成长型思维与职业抱负之间的中介效应，明晰成长型思维对高职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投入和未来职业抱负的积极影响，为挖掘和培养高职生的核心素养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证支持，为改善高职生学习和发展的内在困境提供科学依据。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高职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山东、上海、湖北、江西、广东五个省市共发放问卷1967份，回收有效问卷1852份，有效回收率94.15%。其中，女生1354人（26.9%），男生498人（73.1%）；来自村镇1372人（74.1%），城市479人（25.9%）；非独生子女1594人（86.1%），独生子女258人（13.9%）；一年级829人（44.8%），二年级751人（40.5%），三年级272人（14.7%）；文科类534人（28.8%），理工类383人（20.7%），医学类556人（30.0%），艺体类379人（20.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家晓余翻译的Dweck的成长型思维量表（Growth Mindset Scale，GMS）。该量表由20道题项组成，由成长型思维单一维度构成，采用4点等级评分，从0（代表非常偏向固有型思维）到3（代表非常偏向成长型思维），其中有10题反向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个体成长型思维倾向越高，可用于测量中国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14］。本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的 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0.8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模型拟合指标良好（x2=1322.88，x2/df=7.83，p<.001，RMSEA=.06，CFI=0.90，TLI=0.89，SRMR=0.05），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可用于评估高职生的成长型思维。

学习投入是一个中介变量。本研究使用由Schaufeli等人编制、许长勇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The Scale of Learning Engagement，SLE），修订后的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上具有良好的适用性。该量表由14个题项组成，活力维度5个题项、奉献维度5个题项、专注维度4个题项。采用5点等级评分，从1（代表几乎没有）到5（代表总是），分数越高，代表学习投入程度越高［15］。本研究结果显示，该量表的 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0.9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模型拟合指标良好（x2=271.70，x2/df=3.67，p<.001，RMSEA=.04，CFI=.98，TLI=.98，SRMR =.02），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可用于评估高职生的学习投入。

因变量是职业抱负。本研究使用由Rottinghaus等人编制的职业抱负量表（Career Futures Inventory， CFI）。该量表由25个题项组成，职业适应性维度11个题项、职业乐观主义维度11个题项、职业认知维度3个题项。采用5点等级评分，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职业抱负程度越高，在中国高职生职业抱负的群体施测中表现出较好的信度［16］。本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信度系数这0.82。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模型拟合指标良好（x2=4735.17，x2/df=17.80，p<.001，RMSEA=.05，CFI=.91，TLI=.90， SRMR=.09），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可用于评估高职生的职业抱负。

（三）数据处理

问卷回收后，采用SPSS27.0软件进行描述和相关分析，运用Mplus7.0软件进行结构效度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模型检验。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高职生成长型思维的现状分析

对高职生的成长型思维进行样本平均数的描述统计分析（M=32.05，SD=3.82），并与量表理论中值（M=30）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高职生的成长型思维显著高于理论中值（t=23.10，p<.001），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此外，对成长型思维进行性别、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年级和专业的平均数差异检验（见表1），结果显示，高职生的成长型思维在性别、独生子女和年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年级事后检验的结果表明，三年级的成长型思维显著低于一年级（p<.05）和二年级（p<.05） ，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无显著差异。因此，差异分析结果表明，男生的成长型思维显著低于女生，独生子女的成长型思维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三年级的成长型思维水平显著低于一年级和二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