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早期乡村职业教育思想探析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关心乡村教育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改善乡村教育的策略并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探索，但受制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乡村教育较为落后。黄炎培分析了乡村教育面临的困难与矛盾，通过乡村改进试验，提出了包含“综合改进”“划区施教”以及“富教合一”在内的推动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注重施教对象的广泛性、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和师资队伍的融合性等，对改善乡村教育面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黄炎培；乡村职业教育；划区施教；富教合一

［作者简介］刘晶晶（1994- ），女，湖北武汉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讲师，博士；赵国琴（1997- ），女，安徽亳州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硕士。（天津  300222）

［基金项目］本文系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黄炎培职业教育教师观对职教师范生培养的启示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JS2024YB299，项目主持人：刘晶晶）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4-0099-0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炎培立足当时乡村社会现状和既有教育弊端，提出了一系列关乎乡村内部发展需要的教育主张，形成了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的早期乡村职业教育思想，不仅为其后期不断发展和完善乡村职业教育的功能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根基，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善乡村社会面貌奠定了有益的实践基础。回溯黄炎培早期的乡村职业教育思想，系统梳理并挖掘其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乡村职业教育观的价值与功能，对于推动当代乡村职业教育发展、持续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黄炎培早期乡村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黄炎培乡村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紧密关联。他对于教育救国理念的信奉以及从改变乡村入手改善积贫积弱国家面貌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早期乡村职业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努力改变边缘化地位下的乡村职业教育

法国思想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任何教育的转型均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1］19世纪下半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发起的侵略战争对我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我国乡村教育领域也发生了同步震荡，科举考试制度的废止、新学与旧学的冲突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社会教育的发展样貌。一批有识之士主动作为，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建立新式学堂，力图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但由于经济贫困与陈腐观念的阻碍，乡村教育整体呈萧条景象，儿童失学问题十分严峻，民众文盲现象也并未得到缓解。维新派人士梁启超也感叹“二十年以来办新教育竟使全民不识字”［2］。民国时期，政府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同时，地方政府教育经费不足、教育政策经执行者的层层减码等问题也制约了乡村教育的推进。因此，20世纪20年代前的乡村教育可以说是“其势甚微”［3］。在此背景下，以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思考如何“在教育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4］，提出通过发展教育来进行乡村改造。

1920年，在黄炎培等人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农业教育宣言书》公开发表，号召国内外的农业教育专家以及关心中国农业发展的人士积极建言献策，帮助建立一个适用于乡村建设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开始调查各地农业教育状况。在调研过程中，黄炎培察觉到彼时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住在乡村中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乡村教育资源的稀缺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偏差。据统计，1922年农业类职业学校占全国职业学校总数的48%，但设在农村的职业学校仅占20%，也就是说，有78%的农业类职业学校设立在城市［5］。尽管农业类职业学校在数量上占一定比例，但实际上很多学校并未设立在农村地区，乡村职业教育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因此，黄炎培认为应将大多数教育资源和设施投到农村地区，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生活之教育［6］。黄炎培基于加强乡村教育的必要性，将职业教育与乡村教育结合推广，逐渐形成了极具现实意义的乡村职业教育思想。

（二）立足乡村社会现实，努力扭转城市化取向中的乡村职业教育

黄炎培对乡村教育的提倡建立在其对现实情况的考察上，针砭教育时弊的批判精神使其能抓住影响乡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当时面向乡村的教育存在十分严重的离农、背农色彩，不仅由于农业类职业学校设址多远离乡村，农村的学生往往缺乏实际操作的机会，不适应田间生活；还因为当时的乡村教育体系受西方教育模式影响而基本照搬了城市教育体系。这一现象违背了乡村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不是为教育而教育”的原则［7］，导致学生虽接受新式教育但找不到工作。陶行知也对这一弊端有所批判，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市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必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8］。改变乡村教育体制趋同于城市的状况、寻求乡村社会发展新的出路，是当时诸多教育家关心的重点问题，也成为黄炎培后期开展乡村教育实践的重要现实依据。

黄炎培认为，农村与城市的社会生活状况有本质不同，城市更倾向于工商业活动，乡村则以农业为主。当时的城市教育内容过于空洞，缺乏实际效果，全是“浮泛在人群表面上的空场面，照此办去，前途危险不得了”，因此不仅要提倡乡村教育，更缘于“一般教育都是空场面，失败得够受用了”［9］，还要提倡职业教育。鉴于现实和需求的不匹配，黄炎培提出乡村教育体制不能与城市教育体制趋同，而应基于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实际需要来制订一个符合乡村社会现实的教育方案。在调研过程中，黄炎培发现，对于思想朴素的农民来说，经济问题是他们心中的头等大事，只有那些不愁吃穿的人才上得起学堂。因此，如若不能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尤其是农业生产方面增加收益，至少减少一些损失，那么无论花多大力度去宣传乡村教育都无济于事。正是由于黄炎培从乡村社会现实的特殊性出发去思考如何开展乡村职业教育，而非盲目趋近于城市发展模式，其后续的乡村改进实践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行开来。

（三）谋求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发展社会化理念上的乡村职业教育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指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于缺乏实用技能而导致的就业问题，通过推行职业教育有助于解决人民谋生不足与生产力低下的难题。然而，这一时期战乱仍频，工商业凋敝、教育效果不佳等因素的纠合使得黄炎培在城市推行职业教育的计划陷入危机，通过八九年的实践探索距离此前计划可谓是“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1926年，他将反思职业教育失败的教训与今后改革方向写入《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提出要尤为注重加强职业教育与广大社会的联络，因为职业教育“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10］。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形成使黄炎培调整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向和战略，即在教育对象上更加关注职业教育对底层民众的鼓舞与改造作用，坚持从平民社会入手，秉持为民谋福祉的办学原则。他还号召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分一部分精力将城市职业教育实践转向乡村改造运动，努力深入民间，实现改进乡村、改造农民、改善农业。

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社会化办学理念影响下，黄炎培注意到当时的乡村发展问题是一个整体性问题。与以往乡村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乡村职业教育的出发点具有显著的社会性特质，无论是先富后教、富教合一的理念，还是划区施教的方法，都以改进整个乡村社会面貌为宗旨、以提高全体农民文化素质为目标来宣传推广的。正因为乡村教育的“大多数受教育者之所需，明明其在彼，而施教育者之所与，乃斤斤乎在此”［11］，造成与平民生活的脱节，不仅成年人不愿在农忙时花时间接受教育，就连孩子也不愿放弃宝贵的劳动时间来上学。因此，黄炎培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赋予乡村职业教育“民本主义”的优势，社会性成为乡村职业学校的根本属性。纵观乡村改进教育的发轫与推进，黄炎培的乡村职业教育思想不仅是其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一次迁移和延伸，更是谋求民生福祉、实施平民教育的一次应用和实践。

二、黄炎培早期乡村职业教育思想的价值

在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上，黄炎培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调研，力图结合中国农村发展实际制定可供推行的改造模式。这一阶段的乡村职业教育思想不仅具有丰富的学理内涵，也彰显了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实践价值。

（一）发展乡村职业教育，实现“改进乡村”的目标

黄炎培在对农村进行深入调研后认为，乡村社会的生产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组织方式等与城市存在巨大差别，应综合改进。“社会生活状况有截然不能强同者两大类，则城市与农村是也……城市偏于工商，农村偏于农工，其大较也。”［12］“在都市组织是分工制，农村组织是混合制，从前把都市办法来应付农村，无有是处。”［13］在《与安亭青年合作社谈乡村事业》一文中，他提出乡村教育“尤需向整个的社会谋全部的改进……想把全部农村改进的事务，统统包在我们责任范围以内”［14］。从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江苏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制定的乡村改进实施计划来看，黄炎培的乡村改进思路尝试从文化、经济和组织三方面设计举措，以解决乡村社会存在的“穷愚弱散”问题。同时，为提高办事效率，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建立了乡村改进事务管理组织，如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下设的办事部，包括总务股、建设股、农事股、教育股、保安股等，为负责专门推进各类改进事务提供保障。综合改进乡村的目标反映了黄炎培对农民经济、知识、身体素质、社会交往等生存境况的全面关怀，而乡村职业教育的推行对提高试验区的生产水平、居民文化素质以及改善环境卫生等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繁荣乡村职业教育，实施“划区施教”的方法

在提出“划区施教”以前，黄炎培便在撰写的《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对于云南职业教育之意见》中对农村划区并设立系统农业教育体系提出了一定设想。这种依据农产特点的分区立系想法在后来进一步演化为“划区施教”［15］。1925年8月，黄炎培在为山西策划职业教育计划时提出了划区施行乡村职业教育的规划，他认为理想的乡村改进试验区应包括交通便利、面积与人口数量适宜、地方治安状况较好、自然灾害较少，同时还要结合当地的农产、工艺种类以及村民的教育与职业状况综合计划［16］。由之可见，黄炎培在“划区”的条件上综合考虑了地区的自然环境、产业、人口情况等，体现了其科学、系统与精益的办学标准。黄炎培认定“乡村教育的办法……无过于上面所说的，就农村划分范围来办理教育和其他改进事业，因为教育的意义重大，不单以受教育者为对象，还应该以社会为对象”［17］。“划区施教”的实质是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来改进区域农村社会，体现了黄炎培运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将一个乡村的改进当作全国改进的起点这一理想救国路径。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了设立“划区施教”的两大原则：一是“用人以就地取材为原则”，二是“用费以就地筹款为原则”［18］，旨在增强当地民众自我改进的积极性，促进当地民众养成自我救济的本领，有助于村庄形成稳固可持续的自给能力。黄炎培在“划区施教”的基础上提出采取分类施教，以服务区域社会乡村的全部民众，除了将乡村男女学童的就学问题、年长失学者的补习教育提上日程，还思索“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19］。“划区施教”的办学观蕴含着黄炎培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朴素乡村职业教育思想。

（三）改革乡村职业教育，倡导“富教合一”的理念

黄炎培认为发展乡村职业教育必须置于政治、经济和教育相互作用的视角。在黄炎培看来，加强洞悉、顺应农民心理是开展乡村改造、改革和发展乡村教育的基本立足点，忽视农民的现实物质需求与生产习惯来推行教育难以取得理想结果。因此，他提出“先富之，后教之”“随富随教”“即富即教”等观点，力图将教育活动与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改变农民知识贫乏、思想守旧不变通的情况，希望以乡村教育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通过改造农民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促进农村生产事业发展以及个人意识的进步。“只须把有利的事实，给人家看，不怕人家不照办。”［20］“要是我们没有法子在他们的生活上，尤其是生产上，增加些利益——至少减少些损害，随你讲多少好听的话，全不中用。”［21］此外，黄炎培认为乡村教育也是培养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养成公民精神、关心国家政治的一种渠道。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乡村改进区设立的村民自治组织增强了当地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意识与习惯，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的开设激发了农民群体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其身体力行地参与保家卫国的抗战活动中。不过，黄炎培也意识到单纯依靠职业教育不足以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要想发展好乡村职业教育，必须先拥有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正如他于1935年提出的“职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22］。因此，黄炎培乡村职业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富教合一”理念契合了综合改进乡村的教育目标，认为职业教育必须与其他系统综合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其改造社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