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未被遗忘的

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知甚少，这是我们永远的遗憾。

——[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沙漏》，田智译，《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精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12页

这个深夜，月亮哄睡了伤心，星星闭上了眼睛，外婆，让我走到你的梦里。

——殷健灵《爱——外婆和我》，新蕾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第111页

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记住的，总是比要遗忘的多。

我记得，姥姥最柔软。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柔软的，水是软的，云彩是软的，面团是软的，米饭是软的，沙地是软的，但在我看来，最柔软的莫过于老成了祖母、外祖母那般年纪的老太太，可惜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母。高尔基在其《童年》一书里这样描写自己的外祖母：“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不错，我的外祖母——我们习惯称姥姥——长得也是“圆圆的”，鼻子“松软”，春天夏天穿柔软的白布褂子，其余两季穿一身柔软的深色衣服，双手软软的，脸上软软的，说起话来软绵绵的，“整个人都是柔软的”，扑在她身上，那便是得到了最柔软最舒服最贴心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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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未曾变得更老的柔软的老太太，从我第一眼看到她，就是这个样子——不到一米六的矮个子，胖乎乎的，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地使劲向后面拢着，在脑后绾成一个髻，用一段头绳扎牢，罩上黑色网套。她脸庞的形状略有些圆，只是下巴格外尖，整体上看，又似立起来的枣核，长大了我才知道，这叫椭圆形。她的眼睛大而有神，双眼皮的轮廓格外清晰，六个儿女与她如出一辙，时光不停掠掉她的眉毛，弯月般拉长的弧，两头越来越浅，近乎完美地落在唯一女儿的眉骨之上。老太太那白而柔润的面色经常诱惑着我伸手去抚摸，或上去按一下，看看能不能陷下去。她小巧的鼻子同样完美，端正挺拔，棱角分明，让她端庄得像个修女。她的嘴唇有些厚实，红润得不像是她那个岁数应该有的，且永不干燥变色，异常有型，严肃时咬得紧紧的，激动、兴奋、惊讶时剧烈开合，悲伤时因颤抖而突然走形。

这便是我的姥姥，她的大名柳德琴只留在极少数家人的记忆里，其他那些记得她名字的人，如今大多已作古。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总以为自己是了解的，其实所知甚少，这种遗憾无法弥补。姥姥1900年12月28日生在山东烟台蓬莱蒋家庄一个像尘埃般被时间湮灭的小户人家。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

姥姥身上那股好闻的味道让我爱她、迷恋她。这是去不掉的肥皂味、每天搽在脸上的雪花膏味、柳条箱里的樟脑味、灶台边的油烟味，加上时间赋予的复合气味的总和。这种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有着日常的温度和魔力，牵引着我和妹妹不离她左右。每天，我睁开眼睛，就能循着她身上馥郁的味道跟上她，目送她挪着那双“解放脚”，进出于厨房、客厅、小院，围着灶台、案板、炕头、脸盆架、饭桌，洗涮、烹调、清扫，拾掇拾掇这里，摆弄摆弄那里，抹布、笤帚、扫把、鸡毛掸子不离手，从早到晚，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她的嘴也不愿意闲下来，稍微闲下来一些的时候，就问我们饿不饿、冷不冷、热不热、渴不渴，有时指着我的裤腿，说有了一个新口子，脱下来补补，有时又说我妹妹胳膊被树枝划了一个血道，快拿紫药水来抹上。

姥姥爱讲故事，不是为自己，不属于自我表达，只不过在我和妹妹面前倒有些像是炫耀，她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高高的大山，一年四季都有花开，你们知道开的都是些什么花吗？或者这样：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一个穷苦人家有三个儿子，有一天，当父亲的把三个兄弟叫过来……她很享受地看着我和妹妹崇拜而入迷的倾听，这让她不想把讲故事和消磨时间等同起来，或者只逗个乐。有的时候，她讲着讲着会突然抬起头来问：你们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吗？你们知道月亮为什么会圆吗？我们都说不知道，这让她更得意，更有兴致了。有的时候，她还这样提问：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吗？我们都说不知道，她就说，告诉你们吧，你俩是从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捡的。后来，她把自己说过的忘记了，说我俩是从百货公司门口捡的，还有一次说我俩是从三完小的锅炉房里捡回来的，如此多次，我就知道她是在逗我们呢。

饭桌是另一处“话桌”，大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她也停不下说话，会不失时机告诫我们，吃饭不要吧嗒嘴，喝汤要等一等，小心烫着，别出那么大声音。她经常说起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时期的事情，说那些“黄头发”“蓝胡子”“小矬子”抢东西、吃小孩、喝马尿，放火引出满街的老鼠，在蓬莱县城或乡下，人们不敢养狗，因为它们会叫，会对着扛枪的日本鬼子发脾气，鬼子们四处祸害，所有的鸡、兔、猫、猪和鸭都活不到该活的年岁。

她还很愿意在饭桌上对女婿唠叨，让他走路别太快，路上有石头，天黑了容易被绊倒，告诉他骑自行车要当心，不要太快，留心旁边走着的人。她还愿意对女婿说，自己的小儿子遇到了难处，得了怪病，或找不到工作，媳妇脸色不好看等等。妈妈不愿听她絮叨，我父亲好像倒是不烦，一般都耐心地听完，与她商量着怎么办——姥姥的絮叨被父亲理解为信任，因此很受用。饭桌上的絮叨，比直截了当的倾诉好接受，絮叨式交谈，释放的是近距离的当面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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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拥有我们家唯一的眼镜——胶皮黄色的塑料镜框，已很有些年头，双腿拴着一根细细的毛线，可以挂在脖子上。这是姥姥使得最多、最得意的物件之一，使完了一定会把眼镜腿折好，规规矩矩放进一个外表裹着紫色丝绒的盒子里。那紫色丝绒盒子，似乎永不惧怕磨损、剐蹭或碰撞，更不怕被我反复打开、合上、再打开、再合上。我愿意听它打开与合上过程中产生的那种声响，由我控制着节奏，使之不至于变为噪声。而且能享受丝绒的光滑、贵气、亮色，牢牢地把控着它，让它逃不出我手心，这是一种快乐，可以重复多次又不会厌倦的快乐。

要是姥姥从眼镜盒里取出老花镜，那就意味着她终于闲下来了。她动用老花镜时先要完成如下程序：屁股挪到炕上，脱鞋，抬腿，盘腿，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再压在屁股下，上身端正、静止，如此，手的忙碌才正式开始。肯定是要戴上眼镜。之后，她不是手持一只黑铁色的大剪刀，拆解、剪裁，就是拿出不同型号的针与线，求助她的外孙、外孙女，将线穿过针眼，然后开始缝合、补缀。缝补衣物，是她的手艺中的另一领域，这也是一种天然分工，让她一辈子安于重复与细致，视辛劳为乐趣，不想一日有所停顿。此种辛劳的价值，在两个外孙身上最能看得见。我和妹妹只差一岁，几乎每件衣物，都来自姥姥的缝补，我们的中式布褂、棉衣、鞋子、帽子，都是她的杰作。那时的衣服是那么不禁穿，几乎给每天都留出剪裁、拆解、缝补的空间。我俩衣服的下摆、胳膊肘处，裤子的膝盖部分、裤脚，我俩袜子的趾头、脚后跟部位，经常被她捕捉、拉扯到跟前，被反复划重点，缝了再缝，补丁上再压补丁。

一旦戴上老花镜，姥姥就像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权威，剪刀、针线在她手上获得了灵性。她边忙碌，边叹气，边自豪，为这两个外孙的顽皮、健康、快乐、合群而高兴。她知道自己的外孙在小朋友中不孤单，有人缘，忙着玩，以至于忘记了衣服上被剐了口子，小伤也被泥巴掩盖。她埋怨我们，但她不觉得为我们洗衣、补衣是负担，那些衣物、鞋袜、手套、补丁，像是连缀起了一段段长城，树立起她的威信。她的针线、老花镜、手艺，连同她的絮叨，都弥漫着一种“居功”的得意。

戴上那万能的老花镜，有时还意味着姥姥要纺线了。这是她展现自己坚韧耐心的另一个领域，同样是她命定的志业。正如美国人伊沛霞在其《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一书中所说：“然而无论妇女干了多少农活，在中国学者看来她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别处。女人的工作是耗时、费工、大多数工序需要在室内完成的纺线织布。”姥姥从未放弃纺线。这种手艺已成习惯，是她与丈夫从蓬莱老家带过来的。“老王家”无论男女，都会纺线，在内蒙古的后套地区，羊毛向来不缺。纺线的价值，曾在这一家人由蓬莱到达内蒙古后，作为家庭用度的一项重要来源而充分得以彰显。我在姥姥那里认识了纺锤。纺锤有两种，一种用羊腿上的小骨棒做成，一种用小木棒充当，都是在中间部位钻眼安上铁丝钩，小巧，灵活，分量适度，很是趁手。纺线极寂寞，无法伴随交谈，说话会令粉尘更易进入口腔、鼻孔，再说，纺线需要专心致志，分神、走思，都会影响质量。大舅妈说过，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安静的一家人——一屋子的大老爷们坐着一动不动，一心一意纺线，整天不出半点声响，别说交谈，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邻居们经常以为这户人家又集体外出了。是保持安静的习惯，造就了舅舅们的不合群、不好动、不好谈，还是性格让他们更习惯于这种沉默的手工劳动呢？或许，他们的性格与纺线需要的孤独相辅相成，使他们都坐得住、喜孤寂、心灵手巧吧。我自小习惯安静的环境，影院、剧场、餐厅、会场声响大，或四下嘈杂，我就难以忍受，这是不是也有遗传的因素呢？

眼镜也用于属于自己的阅读，这完全是姥姥抽空做的一件事，类似闲暇时的自助“下午茶”。她小时候在识字班扫过盲，爱识字、愿学习，每个她不认识的字，都会让她苦恼良久。她说起在老家教会识字班里的经历，常露出自豪的神情。姥姥认字一点不马虎，识字班里的人都愿意帮助她，但家务重，没能坚持。她还留着几本满是洋文的彩色杂志，印制精美，纸质很硬，是用来夹“鞋样子”的，过一阵就会翻出来给我和妹妹看看。从识字班上认下来的字，加上触类旁通瞎猜的字，让姥姥能对着一张报纸，磕磕巴巴读上一两段。她有个奇怪的毛病，那就是念报纸的时候，不停往句子里加“的”字，比方说，“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她一定会念成“祝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公社社员不怕苦不怕累”，她一定会读成“人民公社社员的不怕苦不怕累”，好像少了“的”字，她就担心不是合格的书面语了。从她嘴里，我们在上学前就知道了“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日本鬼子”等等词汇，姥姥是我们在收音机、电影、书籍之外有用和无用知识的又一个来源。

3

姥姥每天必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早睡早起身体好。”她的规律性早睡、早起从未有过例外，按照一成不变的节奏，雷打不动。每天早上，姥姥总是第一个起床，漱口、洗脸、梳头，每梳一次头，都会在梳子上留下几缕头发，她把这些头发一圈一圈缠在手指头上，团成个小团儿，在肥皂上蘸蘸，用来擦洗脸盆上的污垢，效果出奇地好。为此，她的每一缕头发都不会轻易扔掉。

每天晚上临睡前，是一段近乎童话般难忘的时光。晚饭后，借助昏暗的煤油灯光亮，她会纺一会儿毛线，然后就张罗着我和妹妹先上炕睡觉。但我们才不会听她的。她咋咋呼呼地招呼着我们，知道这是徒劳的，也要履行程序，明白我俩一定要看完她洗脚、修脚，否则不会上炕。

每晚九点左右，她的睡前仪式正式开始。先是洗脸，把假牙卸下来，泡在一个白瓷杯里，搁在饭桌上。自我见到姥姥，她就是戴着假牙的，这副假牙洁白、齐整、自然，戴上之后脸型也不变，是四舅在北京为她专门配制的。摘掉假牙，姥姥腮帮子瘪下去，嘴唇凸起，说话声音变得让她很难为情。然后打一盆温水放地上，在炕沿上坐定，脱掉自己做的布鞋，将一圈圈裹脚布慢慢打开。白色的裹脚布与面口袋质地相同，两三寸宽窄，每条长达两尺左右。裹脚布扔进水盆，脚放进去，我们看到的是两只变了形的脚，像中间凸起的白薯，四个脚趾都被挤在一枝独秀的大脚趾周围，她从不阻止我俩查看和抚摸她这双脚，这双脚比想象的要大些，白皙、光滑，每天都泡脚、洗脚，脚后跟依然有硬皮，她会用丝瓜须使劲摩擦，有时让我俩帮忙。我看到她双脚血管清晰，侧面褶皱多，暗色的斑点，像小星星一样点缀在四周。

姥姥在洗脚泡脚的时候更絮叨，那些过去的事情，是她最津津乐道的。她说自己家房后有一条水沟，站在跟前很害怕，老是觉得水沟很深，听她哥哥说，这个水沟里曾经有小孩掉进去，大人去救，连大人也没能上来。然后便停下来说，你们千万别到水沟里玩。她还讲，有一次一只像蚊子一样的小虫子飞进耳朵里，怎么也出不来，仔细检查耳朵，什么都找不着，只是耳朵里嗡嗡响个不停，晚上没法睡觉，邻居找来一个神婆，手举燃着的香，在地上不停转圈儿，过了两天，耳朵里蚊子一样的声音就没有了。还说，她有一次与自己的哥哥一同到山上挖野菜，遇到一条大青蛇，大青蛇盘成一团，蜷在一棵大树下，上面落着蜻蜓、蚂蚱、蝴蝶、蛤蟆，一动不动，只有蛇头转来转去。见了蛇，千万要小心……

等水凉了，姥姥的故事也讲得差不多了。她擦干脚后，将脚套进两只布套子里，穿上鞋，坐在小板凳上，把之前脱下来的裹脚布洗干净，拧干，晾到外面，这才上炕。姥姥是穿着这布套子睡觉的，夜里不脱，早上起来再脱下来，缠上干净的裹脚布。姥姥的脚是缠过的，但行动起来很利索。大家都问过她裹脚的经过，偶尔也听串门的李老太太和她聊起，大致是这样的：她在蓬莱老家长到五六岁的时候，被裹了脚，那已算是晚的了。母亲下不了手，就由家里的其他女性长辈动手。像作家盛成在《我的母亲》里写的，脚裹起来终日发烧，走路时脚跟着地，脚趾朝天，一步一动，一动一摇。步步要跌倒，时时痛难忍！六七岁的时候，姥姥的母亲不幸去世，家里没人顾得上管她裹脚的事了，邻居有个在大学堂上过学的姑娘给她出主意，教她放脚。裹脚布不能一下去掉，得一天一天慢慢松，松上七八天，才能彻底拿掉，放脚以后，脚趾慢慢伸出来，过了几个月仍然恢复不了原样，最后就成了个半拉子的“解放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