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托邦”的生存困境

福柯曾在《另类空间》中指出，乌托邦是并不真实存在的空间，而“异托邦”是“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是真实存在的场所，是一种对现实进行消解和颠倒的另类空间。他以镜子作比，认为镜子作为“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让“我”能在镜子这个非真实的场所看到自己，并通过镜像这一虚拟空间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建构“我”的形象①。于是，镜子构成了“异托邦”。福柯对镜子的表述背后蕴藏着深层构境意义，即“真实，总是通过虚拟的他性空间反向建构起来”②。在此层面上，网络穿越小说所建构的文本世界与福柯的“异托邦”不谋而合。穿越小说本质上是基于“穿越”幻想的人类世界，是对现实社会进行观照和影射的“异托邦”。穿越主角由现实时空穿越至异质时空，原有的身份被遮蔽，他们迫切希望获得生存的“锚点”——身份认同，在孤独和虚惘中找到归属和意义。可以说，穿越小说真实映射了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同时通过书写小说主人公面临生存困境的态度和重建自我身份认同的方法为现代人提供了借鉴。

一、“我是谁”：身份的模糊与不确定

“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③明确的身份给人以方向感，指引未来发展的道路。网络穿越小说用“时空穿越”打破既定的时间轨道，同时粉碎了身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让主角陷入迷惘、无措、孤独，乃至痛苦绝望的情绪。回答“我是谁”成为穿越主角首要面对的生存难题。

（一）我乡—他乡：无法抛却的“游子”身份

在穿越小说中，“穿越”情节的发生是即时且难以预料的，也就是说穿越主角是突然从已知的熟悉时空被抛至未知的陌生时空，并没有自主选择权。当他通过“穿越”媒介来到异时空，其内心对自我的认知便从“在乡人”变为离乡的“游子”。原本时空无法回去，现存时空充满危机与不确定，“归属感”难以得到满足，“漂泊”遂成为穿越主角普遍的生存状态。尽管多数穿越小说都采取“魂穿”的模式，给定一个身份，营造出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但是穿越主角身心的漂泊感仍无法祛除，更遑论开局空空如也的“身穿者”。

穿越小说主角常常处于居无定所、随处飘荡的境况之中，这固然是出于“升级打怪”的情节需要，却也与他们的身份虚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庆余年》中的范闲出场身份为范建的私生子，但真实身份扑朔迷离，为查清自己身份和母亲死因，他四处探寻，足迹遍布南庆、北齐、东夷城；《大奉打更人》里的许七安开始只是大奉王朝的小人物，寄居于叔叔家，因查案本领出众被打更人吸纳，然而身世之谜却让他不得不踏遍九州大陆；《扶摇皇后》中的孟扶摇出场时孑然一身，是身处底层、父母不详的“战五渣”，为寻找失去的记忆和穿越的真相，足迹踏遍五大洲、七大国。漂泊是过程而非结果，穿越主角在漂泊中历经人生百态，于漂泊中追寻安身立命的自我身份。

除去“身”的居无定所，“心”的漂泊无依才是穿越小说作者着重描写的，表现在文本中就是主角严重的无方向感、疏离感和孤独感。《庆余年》中叶轻眉和范闲都带着先进的现代思想生活在一个封建守旧的时代，这个时代不缺爱他们的人，却缺少懂他们的人。《篡清》里徐一凡意识到自己真的来到了过去的历史时空，其内心的孤独感油然而生，这种孤独感是刻骨铭心的，是绝望且无力改变的。在穿越小说创设的异时空里，穿越主角们身携“金手指”，拥有改天换地的能力，却依旧孤独。对异时空的土著居民而言，他们日常的“疯言疯语”、轻松搞怪是另类，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是另类，他们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更是另类。没人懂他们对现代科技的自豪，没人懂他们刻在骨子里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更没人懂他们脑海里那个有五千年璀璨文明的世界，他们只能带着不为人知的孤独感继续生活着，永远做一个生活在他乡的“游子”。

在传统文学中，“游子”往往与“还乡”相联系，“游子”是离乡时被赋予的身份，“还乡”在某种意义上则意味着“游子”身份的终结。在几千年中华文化熏陶下，乡土情思已成为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人们不愿意离开熟悉的乡土，即便因为某些因素不得不漂泊在外，也还是念着叶落归根。作为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游子还乡”被移植至穿越小说中，便演变为穿越者探寻穿越真相、寻找反穿方法的情节。如《扶摇皇后》里的孟扶摇踏遍五洲集齐七国令，拼尽一切寻找穹苍长青神殿，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回归现代陪伴母亲；《我不是戏神》中陈伶加入黄昏社，潜伏九君界域试图寻找回归灾变之前的地球的方法。

（二）现代—古代：无法割舍的“现代人”身份

“现代人”指生活在现代社会，掌握现代生产方式，具备现代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人，与之相对的则是传统社会的“古代人”。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诞生了众多王朝和英雄人物，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穿越小说大多虚构一个现代人回到古代社会，以现代人的视角看待历史并参与到历史进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对消逝的历史文化的好奇与探索，也反映了现代人对自我身份的探索。“穿越”导致的文化碰撞其实是隐性的“现代人”身份和显性的“古代人”身份之间的摩擦，“古代人”身份是穿越主角开展活动的“马甲”，而“现代人”身份才是“马甲”之下的本我。

穿越小说通常存在一种潜在思维逻辑，即现代优于古代。穿越者常常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来审视古代社会，具体表现在以现代的婚姻恋爱观来看待古代婚恋嫁娶、以现代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看待古代愚昧落后的尊卑等级制度。《梦回大清》里茗薇以现代人的爱情观对待感情，因此她不惧身份地位的差距，不畏惨烈的历史结局。《庶女攻略》里罗十一娘以现代人的职场关系看待她和丈夫的关系，把丈夫当作老板，自己当作产业合伙人。《庆余年》里叶轻眉对庆朝制度不满，希望利用现代民主思想改造古代社会，构建理想中的民族国家。这些想法与古代时空格格不入，却也彰显了穿越主角的“现代”身份。

当先进的现代思想无法改变既定历史轨迹和旧有封建思想时，穿越主人公便会陷入对自己“现代人”身份的怀疑。《步步惊心》里的若曦受现代平等爱情观的影响，崇尚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好爱情，却无法改变爱人妻妾成群的现状，无奈接受要与他人分享爱人的事实。她认为人生来自由，但终究无法改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她认为人生来平等，却在日复一日的宫闱生活中接受了不平等。若曦的“现代人”身份被“古代人”身份遮蔽，已无力做出改变，只能陷入“我是谁”的困局中，走向香消玉殒的结局。

“现代人”身份是穿越者区别于他者的标识，忘记这一隐性身份，则意味着对本我的抹杀。穿越主角通过“另类”的行为方式再现自己的“现代人”身份，拨开身份的迷雾，让模糊的身份透过乌云的遮挡，变得鲜明具象起来。

二、“我来自哪里”：家园构建与文化印记

对于“我来自哪里”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核心在于“家园”以及家园深处的集体文化记忆。家园和文化记忆是个体确证自我身份的重要条件。穿越小说主角常常会遇到与自己原本家园或文化背景相关的元素，这些元素成为其进行“身份自证”的重要依据。即使没有这些元素，穿越主角也会竭力再现出来，以期在异质空间中构建自己的精神栖息地。

（一）于异质空间中重构精神家园

“家园意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伴随着诗人、作家情感起伏升降的一种泛文化现象”①，中国作家不厌其烦地在他们的作品中传达家园意识。网络小说也不例外。就故事内核来说，穿越小说是在讲述一个远离家园又重构家园的故事，每一个穿越主角都试图找寻或重建一个安稳幸福的“家园”，安置自己漂泊的灵魂。

“家园”概念可以从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两个层面来理解。客观存在的家园指真实存在的住所，是能够给人提供基本物质需求的实体空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家”，主要包括自己生活的房屋、小区、街道等。主观认知层面的家园指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给予人们“家”一般温暖感觉的场所，是一种精神家园。除了利用现代家居理念改造居住环境以重现记忆深处中的家，更多时候，穿越小说作者将穿越者重建“家园”的行为刻画为对精神栖息地的追寻。如《唐骑》的明线是张迈穿越回唐灭亡之后的安西都护府，带领大唐遗民重返长安重建大唐，暗线则是寻回“我们这个民族遗失了多年的大唐精魂与尚武精神”②。于张迈而言，长安并非真正的家园，却是他在异时空唯一能接触到的和记忆中故土有关的地方。“长安”“大唐”这些静静沉睡在历史长河中的名词，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盛世气象和民族文化，给予了张迈家园般的温暖感受，为张迈构筑了异时空的精神家园。因此，他不惜一切奋起反抗，带领千年前的同胞杀出重围，只为回到那片名叫大唐的国土。

穿越小说作者借穿越主角之手创造的不仅是记忆里的家园，更是自己想象中的中华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遭受了列强百年的侵略欺凌，国力衰微，山河沦陷，四万万人发出“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叹。这为穿越小说提供了内在心理文化动机，即“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怨恨’和‘主体暗示’历史心理情节”。“怨恨”源自百年屈辱的不平，“‘主体暗示’则从另一面提供积极想象——重新树立民族信心的时机已成熟，而现实却滞后于想象”③。因此，现代中国人一直有很强烈的穿越欲望，他们期望回到那个疲弱的时代，“依靠自己的现代理性和智慧积淀，改造既定历史，重构理想的历史发展”④。所以无论是《陆海巨宦》里的李彦直，还是《篡清》中的徐一凡，他们都在依靠自己的现代知识改变现状，带领中华民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应该说，穿越小说的“修史”狂想暗合了现代国人对于家园的美好愿景，同时弥合了百年屈辱带来的民族身份认同裂缝。

（二）于文化碰撞中坚守文化印记

文化对个人的影响是最深远、最持久的，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融入每个人的骨血之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可看作一种共享的文化，“一种集体的‘真正的自我’”，“文化身份”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为同属一个文化族群的人提供共享的文化符号①。当归属于特定文化族群的人远离其熟悉的文化语境时，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留存自己的文化记忆，如何与新的文化语境对话是其必须面对的问题。

穿越小说“穿越时空”的设定决定了其情节必然会涉及两个时空文化——本我文化和他者文化的碰撞。穿越主角一方面无法真正融入他者文化，另一方面又失去了本我文化中最核心部分的庇护，进而产生文化根源性的失落和迷茫。如若曦（《步步惊心》）、楚乔（《11处特工皇妃》）无法认同封建文化里的尊卑贵贱，克莱恩（《诡秘之主》）难以苟同西方文化中重利轻义、个人大于集体的价值观。面对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人抗拒，有人接受融合。若曦接受了皇权下特权阶级的优势，楚乔选择摧毁那不公正的制度，克莱恩坚信“秸秆们”也就是集体总是大于个人。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神话传说、诗词歌赋、节日庆典比比皆是，这是炎黄子孙世代难以忘却的文化印记。穿越小说中，为了避免被他者文化同化，作者往往会借助特定的文化符号来区别他者，为笔下的人物打下烙印。如《庆余年》里，范闲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挪用的背后是一个身处异时空的人对千载风流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与致敬。又如《赘婿》里，中秋晚宴时，看着阖家欢乐，吆喝声、招呼声、闲聊声响成一片的热闹景象时，宁毅不自觉地想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即使时空转换，岁月流淌，只要有一轮圆月悬于上空，总能唤起内心最原始的温情与渴望。上述两部作品中，主人公都曾讲述或默写过四大名著的故事，范闲将记忆里的《红楼梦》片段夹在与妹妹来往的书信里，宁毅闲时给婢女讲述《西游记》的故事。这样的情节并非闲来之笔，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共鸣”之法，既能让读者快速进入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又让其笔下的主人公与时代产生文化联结。

儒道思想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亦是根植于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穿越小说从儒道思想中汲取了养分，这一方面源于作者自身所受的儒道文化熏陶，另一方面是出于深化穿越主人公文化身份印记的需要。当然，穿越小说作者从来都是选择性地汲取儒道思想中的文化精髓，勾连起穿越主角背后的现代文明。如对“忠义”的看法，秦汉大一统之后，“忠义”延伸为臣子对君王无条件的服从，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是封建皇权社会的思想印记。穿越主角由于具有超越时空的先进思想，对“忠义”的理解更具现代色彩。他们认为“忠义”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是以诚待人、以心换心的社交文化。如《陆海巨宦》里大明皇帝昏庸无能，宠幸奸臣，李彦直为匡扶大明，抵御倭寇入侵，直接架空皇权。《大清首富》里吴承鉴誓死抵制鸦片进入中国，他认为忠君而不忠国乃大罪，抵制鸦片才是真正忠于百姓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