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题材、“后红色经典”与工农兵“写工农兵”

引 言

工业题材、“后红色经典”与工农兵“写工农兵”，这几个概念对作家李云德而言无疑是关键词。这其中，尤其不能忽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李云德1929年出生，老家位于辽宁鞍山东部山区岫岩，由于父亲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他只读了几年书便辍学在家务农。1947年，18岁的李云德参军入伍，1948年参加解放鞍山的战役，后被选送到北京解放军测绘学校，毕业后在军委测绘局担任测绘员。1951年，全国支援正在恢复生产和建设的鞍钢，李云德和他所在的测绘队60余人被借调到鞍钢，并在地质公司担任勘探队长，最终留在了鞍钢。也就是说，李云德工、农、兵都当过。工业题材和工农兵“写工农兵”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后红色经典”是笔者对《沸腾的群山》文学史意义上的命名，是相对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而言。但它不是“红色经典”之后的另一个文学思潮，而是一个结束前的“尾巴”，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关系不同。这部小说具有“红色经典”的所有元素，但又有某些被读者、批评家，或文学史忽略的异样东西，加之写作时的政治、文学背景极其复杂，其与诞生于1950年代的“红色经典”相比较，已有明显差异。

若从创作或文学风格角度讨论李云德，断然离不开生活与故事，这两方面可以说是李云德一生的文学信念。李云德于2022年年底逝世，享年93岁。在他之后，创作了“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的“工农兵作家”，在世的已寥寥无几。半个多世纪以来，批评界对李云德创作的研究始终是匮乏的。毕竟他曾在1970年代，与写农村生活著称的浩然一起，享誉中国文坛。本文之所以选择上面几个关键词，是想勾勒出李云德1960年代的文学创作概貌，描述时代思想与精神对他创作的影响，或言之，探讨的是作家与时代的复杂关系。虽然时过境迁，但史的价值以及梳理复杂时代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干预或影响，还是颇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意涵。

一、工业题材小说与被压抑的《鹰之歌》

“题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作者所描写的生活现象与故事内容，是微观具体的；另一种是宏观的概括，指作品所呈现的生活领域，如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或者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在当代文学语境中，这一概念的使用多数是指后一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对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和军事题材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当然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密不可分，也跟1950年代新中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5月，最早的成果体现在赵树理写农村变革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上，以及完成于1948年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中，“工”是放在前面的，文学在论及三大题材时，也是以工业题材为首，但最早的文学成果为何呈现在农村题材上？究其原因，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近现代工业发展相当滞后，尤其是现代化大工业，新中国成立前几近于无，熟悉现代化大工业的作家少之又少。由于作家普遍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对工业生活陌生，导致文学上工业题材成果较农村题材要晚出现许多年。这其中草明又是个例外，1948年她就发表了中国第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原动力》，1950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火车头》。草明虽然是工业题材文学的拓荒者、领军者，1949年之前就有多部工业题材小说问世，但她并未超越周立波、艾芜、萧军等在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上的艺术高度。

从1954年到1959年，一批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宣告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文学高光时刻的到来：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罗丹的《风雨的黎明》、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亦于1959年出版了代表作《乘风破浪》。这些颇有成绩的作家，就个人的文学修养而言，显然不是“工农兵作家”可比的。但此时的工业题材作品，“它的题材常常局限于工厂、车间、工地的内部，缺乏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人物事件的描写又常常离不开生产过程本身。有经验的作家可以用艺术手段来补充、丰富。在较多的作品中使人觉得枯燥、单调。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①。矛盾冲突与情节雷同问题也很严重，“一般是书记正确，厂长错误，工人先进，技术人员落后，通过生产事故表现人物的英雄行为，以反革命分子落网作为矛盾的解决。《百炼成钢》与《乘风破浪》是两位老作家先后写成的作品，但其情节不少地方却是相似的”②。考察上述作家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基本上是他们到工厂体验生活后创作的，处于“为工农兵写作”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影响之下。然而，多数作家到工厂只是短暂体验，虽写出大量作品，但随着时间流逝，大部分作品没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对1949年前就已成名的作家而言，工厂的技术性与大生产的联合性是很难在短时间里研究透彻的。尤其是工人，往往被淹没在枯燥的岗位上，人的主体性，包括个性，便显得无足轻重。文学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捕捉到表现的角度，即便是虚构的小说，也很难施展作家的艺术才华，这与农村题材的丰富性、趣味性，以及军事题材的故事性、传奇性，都是无法比的。因此，即便是出自有名作家之手的工业题材小说，也存在明显缺陷，艺术上被诟病者亦不在少数。2005年5月，李云德在与傅汝新的一次对话③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李云德说：“工业题材跟农村题材，跟军事题材肯定是没法比的。建国初期出现的那批工业题材长篇小说虽说当时也在全国引起轰动，但跟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有很大差距。军事题材作品斗争激烈，你死我活的情节和人物对读者更有吸引力，改编成电影后流传更广泛。”

工业题材文学，准确说是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最辉煌的时候，李云德刚刚开始文学写作，算是文学青年或业余爱好者。1954年，草明落户鞍钢后办起了青年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班，李云德是第一期学员，也是后来成就最高的学员。虽然初出茅庐，但李云德很快就取得了初步的成绩：195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生活第一课》，1958年出版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林中火光》。这两个集子中的多数作品是写他最熟悉的地质勘探生活。此时，离他的长篇小说《鹰之歌》出版还有5年，离《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出版尚有7年。

李云德创作《鹰之歌》始于1962年下半年，并于1963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发行量很大，受到读者和诸多作家的好评。这部小说是写地质勘探生活的，当然要算工业题材。小说只有18万字，故事情节也比较单一。由于小说人物主要活动在崇山峻岭中，作者进行了大量关于山川林海的风景和各种动物的描写，既增加了小说的诗情画意，也凸显了自然生态的特性。那时中国似乎还没有生态文学之说，但可以说，《鹰之歌》是较早凸显自然生态在小说中地位的长篇小说。概言之，《鹰之歌》清新的语言、诗性的自然描写和昂扬向上的时代气息，以及青春的激情，使其成为1960年代初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写地质勘探生活的长篇小说，是新中国建设者的“青春之歌”。

从李云德的总体创作来看，由于《沸腾的群山》过于强大，《鹰之歌》的文学史地位受到压抑是可以理解的。笔者想说的是，与1950年代那批知名作家深入工厂矿山“体验生活”不同，李云德是真正从事过多年地质勘探工作的。1951年，李云德随军委测绘队借调至鞍钢搞测绘和地质勘探。他回忆说：“那一阵儿，从齐大山到大孤山，从大石桥镁矿到本溪、抚顺，辽南地区的每一座矿山我都跑过。”《鹰之歌》《沸腾的群山》，也包括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生活第一课》《林中火光》，都与他那一时期的地质勘探生活有关。“体验生活”与就在生活之中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傅汝新收藏着李云德谈《鹰之歌》创作过程与想法的手稿，与小说后记不完全一样，未见公开发表过，故抄录于此：

鹰之歌是一部反映地质勘探的长篇小说。我所以写这部作品，是因为我在地质勘探部门工作过，接触过许多勘探员。他们不辞辛苦在深山里奔波，英勇地跟大自然斗争，为工业建设寻找资源。我感触很深，因此我写一部长篇小说，歌颂那些地质勘探员。

地质勘探活动在山区，山里的景色吸引人。当你进入老林时，看眼前峰峦起伏，矫健的雄鹰和山燕在空中飞翔，林木茂密，溪水畅流，你会情不自禁的赞美，祖国的山河多么美好。

作品里我注意描写一些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各有特点，使读者有印象，吸引他们喜欢看。主要人物有女勘探员佟飞燕，队长鲁云超，工程师陈子义，队长葛锋，号称白雪公主的白冬梅，贺林和孙大立等人。这些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鼓舞下，不辞辛劳，不怕艰险，奔波在深山里，英勇地跟大自然斗争，为工业建设寻找资源。他们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这部小说是我头一次写的长篇小说，因为没有人写地质勘探生活的小说，我的作品引起注意，特别是地质勘探人员重视，书发行量畅销。我受到鼓舞，从此注重写起中长篇小说。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李云德对亲身经历的地质勘探生活是满怀深情的，对小说所写的那些人物和自然景色是极其看重的，它们带给李云德的精神鼓舞和写作动力亦是显而易见的。

二、“后红色经典”《沸腾的群山》

大家熟知的“红色经典”集中出版于1950年代，中后期较多，也有少部分出版于1960年代初期。这十几年也被文学史家称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喷涌期。《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出版于1965年12月，比多数“红色经典”晚出版。李云德是1963年开始写作《沸腾的群山》（第一部）的，也就是长篇小说《鹰之歌》出版的当年。可以想象，《鹰之歌》的成功对一位30岁刚出头的年轻作者是多么大的鼓舞。促使李云德写作《沸腾的群山》（第一部）的缘由有很多，包括195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喷涌，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家乡的解放、建设及矿山生活的谙熟，尤其他在鞍钢宣传部工作时曾写过鞍钢史，接触了许多鞍钢的鲜活历史资料。这些无疑触动了正在写作高峰的李云德，也为小说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李云德只用了1年时间，长达34万字的小说初稿便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发行20多万册。

《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写1948年秋辽沈战役激战正酣，副营长焦昆带领解放军进驻辽南孤鹰岭矿，保卫并恢复矿山生产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及描写的内容都符合“以1921年到1949年这个历史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历史活动为题材的小说”①这个规定，也符合“‘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②的条件。是否可以说，《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完全可以进入“红色经典”范畴？

笔者想提供一个资料说明这一问题。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收入“十七年”时期描写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沸腾的群山》（第一部）位列其中。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朝内166人文文库”，亦收入《沸腾的群山》（第一部）。2021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百部红色经典”，《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和《鹰之歌》位列其中。由是论之，《沸腾的群山》作为“红色经典”可谓毋庸置疑了。

但在笔者读过的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只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简要提及：“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出版于1965年底，第二、三部出版于‘文革’期间，也是这个时期较知名的作品。”③其他文学史著作也有详细阐释“十七年”工业题材文学的，但均不曾提及《沸腾的群山》。当代文学史之所以存纳艾芜与草明等，甚至周立波、萧军的工业题材作品，笔者以为是因为他们名气大，而且作品出版相对较早。论文学成就，这些作品其实都没有超越他们早期的作品，而且因为对工业生活的隔膜，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概念化、模式化倾向，其内容也局限于车间、工地，缺乏广阔的生活画面。前辈作家的局限与不足恰恰是李云德的长处。《沸腾的群山》虽然围绕恢复矿山生产而展开，却有着更为广阔、复杂的生活，有着众多鲜活的人物与真实的生活细节。李云德是鞍山本土作家，他不是来体验生活，他就生活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