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新论

近来，笔者发现了两篇周瘦鹃的集外文。这两篇文章在可查阅的《周瘦鹃研究资料》《周瘦鹃文集》《周瘦鹃年谱》，以及周瘦鹃在1950—1980年代出版的散文小品集中，均未收录。本文将对这两篇集外文进行释读，发掘其被遮蔽的意义，补证文学史的已有研究。另外，周瘦鹃初刊在香港《大公报》上的作品编入选集后也存在修改，解读这些修改现象背后的原因，归纳其从属的类型，探寻入集前后目标读者群的转变，都有助于揭示作家的政治立场与审美偏好。一直以来，学界把周瘦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视为铁板一块，没有根据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分区，也没有总结其阶段性创作风貌。因此，本文将从周瘦鹃的两篇集外文和其他文本入集前后的修改入手，在重新评价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作基础上，把握重要时间节点，爬梳、细化其晚年的创作，试图做出新的阐发。

一、周瘦鹃集外文的文本考辨、意义探微与未入集原因一览

在1955年1月6日的香港《大公报》上，笔者发现了一篇署名为周瘦鹃的文章《劳动是光荣的事情》。事实上，周瘦鹃自1950年代重拾写作以来，便开始自觉地讴歌中国共产党、祖国和人民群众，大力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这篇以劳动为主题的散文并没有跳出周瘦鹃1950年代以来的既定写作秩序，而之所以这篇散文未被作家收入《花前琐记》《花前续记》等文集，有很大原因是作家选择了另一篇以劳动为主题的散文《劳者自歌》。由于二者主题相似，选集需要精简，作家也更需要一篇能反映自己创作风貌、审美体验与思想境界的作品，此篇未入集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不代表这篇集外文没有探讨的价值，并且在《劳者自歌》与《劳动是光荣的事情》的对照中，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创作的微妙心理动因，以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环境规约下，作家写作细致谨慎、步步为营的过程。这篇集外文的原文抄录如下：

常言道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因此在解放以前，苏州人自以为是天堂上的仙人，只知享乐，不知劳动，尤其是地主阶级，剥削了农民的劳动力，供给他个人和一家享乐，绝对的不肯劳动。至于胆小怕事，自私自利，更是一种普遍的劣根性。

可是现在新苏州的新气象，与以前大大不同了；所谓苏空头的头早已不空，头里装进了政治认识，爱国主义，和前进思想，变得十分充实。你只要到大街小巷中去走走，就可看见许多人家的门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甚至一个门口里五六家，竟挂了四五块牌子，原来他们的子弟都英勇地参军去了，再也没有过去“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腐败思想，也洗去了苏空头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恶名。工厂和农村中都在挖潜力，找窍门，在生产上劳心劳力，替国家增加财富，因此产生了不少劳动模范。就是家庭妇女，除了在家中尽力劳动外，也尽有衣服齐整而挑着一担水或一担柴邪许过市的，所以任何人再没有轻视劳动的心理；大家知道劳动是创造世界的原动力，人生在世，非劳动不可了。

我出生于赤贫之家，六岁上父亲去世，母亲仗着针线工作，抚养三子一女，只能吃口苦饭，无力负担学费，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做苦学生，免费求学；放学回来，帮助母亲干些杂务，因此自幼儿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特别爱好劳动。十八岁起，从事于智力劳动，向文字中讨生活，往往每天从清早到深夜写作或翻译十余小时，笔不停挥，把脑汁都绞干了。近年来搞了园艺，又从事于体力劳动，独自培养了好几百盆花木，整天的弄泥，弄水弄大粪，忙个不了，还是乐此不疲。我的一双手，竟是永远洗不清的手，干燥的泥土嵌在手指和手掌的纹路里，毛糙得像锉刀一样；并且入冬容易龟裂，指上开了好几个小虎口，剌剌作痛，到了春天还没有好，今年更提早了，重阳节边，因为挖了些小竹子和枸杞上盆，连栽了十多盆，以致十个指上，开了六七个小虎口，贴满了橡皮膏，熬着痛还是要干。

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参观我的盆栽，他和我握手时一眼瞧见了，就带着笑说：“您的一双手，倒也是劳动模范。”有几位知己的朋友，见我天天透支着劳动力，说花甲之年，应该从事颐养，为什么自苦如此？我回说：我本来爱好劳动，并且因劳动而获得全国广大群众，各地首长，以及国际友人们的欣赏，我不能在文艺上为工农兵服务，现在居然借园艺来为工农兵服务，这收获太大了，我怎么肯放弃劳动呢？况且宪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事情。”那么我的劳动就是我的光荣，甚至于有人说我的家也是个光荣之家，我也是个光荣之人，所以我简直被光荣冲昏了头脑，而更觉得劳动的值得，更觉得劳动的有意义了。①

总体观之，这篇《劳动是光荣的事情》从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写旧景象，第二部分高度赞扬了苏州人民热爱劳动的新气象，第三、四部分是周瘦鹃的自白与自证。第三部分中周瘦鹃对创作起始时间的认定值得注意。他自述18岁开始以写作为生，但在《劳者自歌》里为“我从十九岁起，卖文为活”②。有学者对比年谱考证，周瘦鹃的处女作《爱之花》开始连载并得到《小说日报》稿费时，作家也未满17岁③。发表在1923年《小说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有，“年十七，始为小说家言”④。可见，周瘦鹃的同代作家与学者对史料考辨后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17岁始为文。笔者认为，反复修改年龄在周瘦鹃那里可能是有意为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周瘦鹃毫不留情地鞭挞自己既往的创作，认为那是“少小无端爱令名”⑤的产物。刻意增加年龄也许是创作自卑感在作祟。他交往极广，却不屑于靠拢蒋介石政府，对于“左翼”文人有着想靠近却怕遭嫌恶的心态。比如，在1930年代中期，他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几次想上前问候，又数次踯躅。正如友人章品镇所言：“在解放前的文坛上，在新旧两端中，他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⑥所以，对于那段创作历史他是深不以为然的，故而也在年龄的细节上做出调整，让自己获得主观上的心理安慰。在之前的创作中，我们只是看到周瘦鹃矢口否认过去创作的内容，但这篇集外文里的年龄改动，则能反映出作家深层的心理矛盾。

虽然周瘦鹃时常全盘否认自己过往的作品，认为以前的创作是“不祥文字，无补邦国”①，但在关乎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个人品质方面，他对自己一直充满信心，竭尽所能将个人的身体与意志“神化”，在叙述过程中隐去劳动的苦痛。比如，在第三部分的最后一句话中，他提到“永远洗不清的手”“毛糙得像锉刀一样”“熬着痛还是要干”，但在《劳者自歌》中却夸赞自己“身强力壮，从无病痛”②。再如，第四部分说有知己的朋友劝他在花甲之年应当“从事颐养”，没必要如此辛苦，但在入集文中却略去了朋友间诚挚坦率的关怀，取而代之的是朋友对其身体素质的夸赞和他自诩身强力壮的内容。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周瘦鹃1949年后的创作政治意图明显，压抑了个体的真实意志与个性，如章品镇所说，“当时有几位同志都认为周瘦鹃可以成为某一类读者与党之间的桥梁，这也是他乐于从命的”③。但成为某一类读者与党沟通的桥梁并没有完全泯灭其创作个性，这篇集外文有其不经意间表露出的真实情绪，有助于我们窥见周瘦鹃心灵园圃的一隅，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政治语境对创作个性的遮蔽，有助于多维度呈现作家的形象。

《消寒》是周瘦鹃的另一篇集外文。这篇散文先叙说现代人消寒的方式，即溜冰、作诗、作画，再睹今思古，化用宋代女子作消寒图、明代文人张岱“湖心亭看雪”等典故，旨在于今昔对比中凸显古人的风雅。原文抄录如下：

一九五五年岁首大雪之后，那二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严寒，突袭苏州，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十度左右，滴水成冰，积雪三天未消，连温室里的花草也冻坏了，像这样的严寒，确有消寒的必要。

消寒的唯一妙法，就是溜冰，北京的北海，入冬结了很厚的冰，往年京中市民不论男女老幼，都喜欢前去溜冰；曾经举行竞赛，溜得好的可以得奖，听说今年仍然举行了。上海前几年曾有人造的溜冰场，用光滑的地板代冰，备有溜冰鞋出租，以钟点论值，人们趋之若鹜。溜冰的好处，在于活动四肢，可使全身发热，门外虽是严寒彻骨，而溜冰人却在出汗呢。

旧时诗人词客，有所谓消寒集，大家集合在一处，赋诗填词；二十余年前，上海有一个寒之友画会，许多画家在寒天集体作画；其实在严冬雪霰时，天寒地冻，无论是赋诗填词或作画，手指都冻僵了，还做得出什么好诗好词？画得出什么好画来呢？

宋代女子，有九九消寒图之作，先画梅花一枝，上有空白的花蕊八十一朵，冬至日清早起身，挂在妆台左面，取胭脂片点唇之后，就在花蕊中加上一点，到春分时恰满八十一天，花蕊中已点满了八十一点胭脂，变成一枝红梅，与窗外的红梅互相辉映。清代王昶曾有题词，调寄一萼红，其上半阕云：“展吴绡，见南枝绽雪，珠蕊发春朝。粉蝶谁知，翠禽欲语，罗浮远梦初销。胭脂匣，妆台乍启，将玉指微注小樱桃。爆竹声中，传柑节里，日日亲描。”

明代张宗子住西湖时，曾于大雪中独往湖心亭看雪，他说：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遇雪而不怕雪，更就雪中看雪，这倒也是消寒的一法。④

乍看，这篇《消寒》在周瘦鹃用典故描写自然景色、风土人情的众多散文中没什么特别，但我们仍需探寻它未入集的原因。从内容、主旨和行文逻辑上看，《消寒》与其他入集的小品散文是不同的。比如，与《消寒》主题对应的《热话》，借用诗文典故叙说南方与北方夏天的生活，写卖冰的诗词，写西瓜灯的《瓜灯词》，描绘暑天的香花如茉莉、晚来香等。更重要的是，《热话》在开篇就颂扬农民不畏暑热，在田间辛勤劳作的精神，在介绍苏州的檀香扇时，也不忘提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贡献了一些力量”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着文学创作无条件服从政治需要的规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意味着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时必须遵循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不是停留在思想批判的层面，它同时包含有深入群众的实践”②。而《消寒》并没有表现新社会的新气象，也没有讴歌人民群众的质朴与善良，肯定不符合政治标准与时代主流。但笔者认为，此篇未入集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周瘦鹃在1950年代选录作品时，预设的目标读者应该是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群众，文艺创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选录时不仅有政治教化性标准，还有文本可读性标准。在人民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太多文言的内容只会增加阅读障碍，无法让群众领会社会主义文艺的真谛。《消寒》中引用了张岱的文言散文《湖心亭看雪》和清代文人的词，虽颇有雅趣，却不符合时代背景下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但何以在周瘦鹃诞辰115周年之际，由范伯群任主编的编辑团队，仍未将这篇散文选入作品集呢？周瘦鹃只在1950—1954年间陷于创作停滞状态，1954年春至1968年去世期间，他仍笔耕不辍，“最多的一天竟有二十几批次约稿者”③。因此，1949年后周瘦鹃作品传播的范围也很广。尽管如此，编辑团队还是定下了“这次搜集材料一定要包括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大量文章”④的目标，但同时“考虑到现在的读者对文言文的阅读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对文言的作品除重要代表作非选不可外，也作了适量的控制”⑤。可以看出，《消寒》作为报纸上的散文，虽然符合编辑团队的结集目标，却无法达到入集标准——既以白话文形式为主，又是代表作。但吊诡的是，结集工作始于2010年，这时读者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不可能还不如1950年代的读者；再者，这篇散文中的文言部分并不晦涩难懂，《湖心亭看雪》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传世名篇。因此，《消寒》在2010年未被收入《周瘦鹃文集》，与编辑对读者阅读能力的判断和审美品味的考量有很大关系，但这种考量具有多大的准确性还有待商榷。

可见，周瘦鹃在文学史上的形象构建也有赖于后人编选其文集时的标准，尽量减少文言篇目的收录可能会削弱周瘦鹃在读者心中的“古典才子”印象，这固然契合时代标准，强化了其爱国爱党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形象，却离还原作家的真实历史风貌差了一步。

二、周瘦鹃写作中的修改现象探源

周瘦鹃1950年代的散文小品初刊都是在香港《大公报》，而后这些作品被编选成散文小品集。如前所述，1980年代再版的周瘦鹃文集更多反映了编者对读者阅读能力和审美品位的判断。因此，这一节想要探究的是1950年代周瘦鹃尚在人世时，在将香港《大公报》作品编选入集时，他修改了哪些内容，修改的缘由主要从属于哪种类型。据笔者归纳总结，这种修改现象的发生主要有三种缘由：一是1950年代入集前后目标读者群有变化，二是不符合1950—1970年代文学宏大、热血、奋进、通俗易懂的艺术特质，三是触犯了时代不言自明的禁忌。

对于目标读者群的变化，发表在1955年7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的《我与林黛玉》能够佐证。这篇在入集时改为《红楼琐话》，保留的是周瘦鹃将自己与林黛玉的身世进行比照的内容。不同处在于，入集文对《红楼梦》电影进行情节、演技和摄影方面的专业评价，报纸文则谈到写作缘起。以下是报纸文内容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