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甬道与藏私美学

1999年12月31日，一场迎接新千年的庆祝晚会，在刚刚落成的中华世纪坛举行。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原本要和伙伴们一起，在晚会上齐诵《中华世纪坛序》。这篇序文，如今镌刻在中华世纪坛南侧入口的汉白玉石碑上。他们为此排练了几个月，后来听说因为文辞古奥，这个代表新世纪曙光的童声齐诵，在晚会前一周被总导演撤下。尽管遗憾多过庆幸，但他毕竟可以免受北京冬夜的寒风，像同学们一样，躺卧在家里的沙发上收看现场直播。彩色电视屏幕里，国家领导人在万人倒计时声和欢呼声中，点燃了中华圣火①。这一刻，他不禁想起序文里的一段：“登坛远望：前有古人，星光灿烂；后有来者，群英堂堂。看乾坤旋转：乾恒动，自强不息之精神；坤包容，厚德载物之气量。继往开来，浩浩荡荡。立民主，兴文明，求统一，图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将舒天昭晖，磅礴东方。”他记得这一段最难念诵，每次排练时，指导老师都会批评他们声音中的情感不够。老师启发说，古人已去，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而你们就是民族复兴的希望，要把这种自豪朗读出来。想着这些，他在新世纪的第一束星光中恬然入睡，怀揣着真实的跨越世纪的喜悦。

这个孩子就是10岁的我。作为年纪最小的“80后”，我的90年代②就是在“世纪的诞生”的欢庆氛围中结束的。对于其时的我，没有其他理解的路径。90年代可以是“长”的，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持续到2001年、2008年，抑或其他节点，都是多年以后才能获得的“新知”。关于这种认知的多重性，葛兆光曾在讨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时，做过一个“未来考古学”的设想：

假如一百年以后，有一个历史学家来描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思想史，而他依据的仅仅是当今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讲话、经典作家的著作、官方报纸的社论、经过认可的档案资料、新闻发言人事先准备的讲稿，那么，他笔下出现的将是一个与我们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可能他笔下的人都是思想正统、行为严肃、讲起话来如同作报告的领导，或思想深刻、精神恍惚、说起话来如同外星人似的文人，而读者感觉到的今天的思想世界的面貌，不是一篇社论就是一篇散文，似乎每一个人都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里穿梭或在书斋、讲堂里沉思。可是，如果他依据的资料中还包括了现今报摊上流行的通俗读物、歌厅中流行的通俗歌曲、胡同里的三老四少聊天时的公众话题、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关心焦点，那么，也许他笔下的思想与今天的生活更接近。③

尽管思想史不等同于生活史，但当葛兆光的提问，尤其是其中的描述与我前述的个人记忆碰撞之后，还是让我充分意识到90年代经验（及其表述）的驳杂与圈层性。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90年代的文化经验与“80后”的感觉结构及文学书写之间的多重缠绕。由这一论题出发，90年代的复杂性，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观照。其一，它可以被概括为“谁的90年代”的问题①。也就是说，官方记述与细民谈天，谁更有资格认领90年代，为90年代立言、作证。或者说，哪种对90年代经验的表述，更能接近葛兆光所说的“平均值”，也即具有更大范围的代表性。如果考虑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阶层与地方性，其时中国社会差别的多态和剧烈程度，实际远远超乎“中南海/胡同儿”（官方/民间）的对照。你的、我的、他的90年代，在何种条件、何种范围内可以通约，又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向。其二，它涉及生活感觉与知识感觉的裂隙。也就是说，亲历者的即时体验（顺序的、直感的），与在日后某个节点进行的知识考古（逆向的、反思的），对二者的关系应当如何看待？其三，这也关乎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分野及边界。我们固然可以划分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往往是黏着和纠缠不清的。以我个人的千禧记忆为例，它当然是私人的、民间的、日常的，然而其中又裹挟着“公众场合的讲话、经典作家的著作、官方报纸的社论、经过认可的档案资料、新闻发言人事先准备的讲稿”，领导人、播音员、上万群众的声音都混杂其中。这种具体经验层面的“混合性”（hybridity），又当如何处置？其四，具体到“80后”代际而言，其90年代体验又自然带着一层童年视角或者少年视角。同时又可继续追问，在具体的历史情势中，这种青少年（teen-age）的亚文化视域，是否又有其他历史时期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其五，如果进一步具体到“80后”写作，那么又牵涉历史记忆与文学表达的关系，牵涉叙事、想象、审美的权力与潜能。诚如奥祖夫所言，小说（文学）的任务不是做出判断，而是“对细节的热情关注”，“小说探讨命运从来不讲理由。小说告诉读者的正是这种混乱无序，这与历史对待无序的方式不一样。小说给读者指明了事实与希望之间的鸿沟，指出生命在缓慢地变化，指出时间在无声地行使权力”。最终，文学的缪斯愿意“接受哲学和艺术更高层次的缪斯抛弃的东西、所有没有建立在真理之上的东西以及所有无关紧要的东西”②，并为它们赋予审美的形式。

无论在90年代的现场还是后来反观，“80后”的文化姿态与文学表达，都可以被视为一种“藏私美学”③的兴起。在通常的认知中，它与90年代的私有意识（包括私有财产意识、个体空间意识、隐私权利意识）共生同构。而笔者想要指出，并将在下文首先论析的则是，即使不去深究其后的形变、扩容及其复杂面向，藏私美学的原生形态本身就与公共话语或曰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存在深刻的牵连，以至于今日几乎很难辨清，究竟是“（长）90年代”还是“（短）20世纪”，才是它真正的父亲④。

一、历史甬道：90年代的两次开始

在学术界，对特定历史时期起止点的讨论，经常成为一门显学。例如，中国现代文学的起讫，从1980年代至今屡次成为热点。“20世纪中国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民国文学”等各领风骚的“新说”，实质都是关于现代文学两个端点的辩驳。相关的论议又总能引发学界“革命”，催化出一系列的兴奋点与生长点。起点与终点的划定之所以重要，是因其关系到对于一个时期核心价值与根本性质的认定，包含着起源、绵延、转折、终结的“大问题”与“大叙事”。关于90年代的讨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常谈常新的历史能量。相较于90年代终点的聚讼纷纭，当前对于90年代起源的看法，在学界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催生90年代的重要时刻有二，即1989年和1992年，前者标志着80年代的终结，后者则真正开启了市场时代的‘巨幕’。”①也就是说，90年代有两次开始，起初衍生出“夏天的故事”和“春天的故事”两个版本，但很快汇流合而为一。正在成为一种认识装置的“漫长的90年代”的论断，同样也是建基于这种90年代起源的知识感觉②。

本文关切的问题是，“80后”这一代际群体感知和进入90年代的具体方式。在这个意义上，“80后”一般性的生活感觉可能与经由知识建构而形成的历史认识大相径庭。在张悦然的记忆里，90年代是“迅疾的十年”：“如果说它有什么特别，或许是当时的我曾产生一种错觉：不仅是我或者我的同学，而是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少年时代里”，“它的仓促或许也来自价值的混乱，人们都在加快脚步，追逐他们新发现的价值。90年代来不及被用旧，来不及被厌倦，来不及被嘲弄。新世纪的召唤成为甜美的诱惑，人们迫不及待地踏进2000年，迎接一场新生”③。这种源自生命体验的“一手记忆”自然是珍贵的，但同样不应忽略的是，它也同时是90年代生产出来的一种历史结果。如果说，90年代有两次开始，那么它也可以相应划分为两个段落——“前三年”（1989—1992）和“后七年”（1992—1999）。笔者注意到，当张悦然们尝试调动有关90年代的个体记忆之时，被讲述的总是“后七年”的故事。这一现象诚然与自然年龄有关（最年长的“80后”在1992年也只有12岁），但也关乎“80后”进入90年代的特殊方式。

李健吾在对比芦焚与沈从文的创作观念时曾说，阅读芦焚的《里门拾记》，仿佛“跌进了一个大泥坑”，“这是活脱脱的现实，那样真实……里面乌烂一团的不是泥，不是水，而是血、肉，无数苦男苦女的汗泪”；转头去读《湘行散记》，则感觉沈从文“卖了老大的力气，修下一条绿阴扶疏的大道，走路的人不会想起下面原本是坎坷的崎岖”④。本文题目中的“历史甬道”，就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成立。“80后”们就是听着并且循着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的逻辑，被精心修筑的历史甬道送入90年代的。如果可以将张悦然们的“口述史”视为一代人记忆构造的提喻，那么至少可以从中读取以下信息：第一，“80后”的90年代经验是不均匀的，记忆、感受、情感投射的强度，都是前弱后强；第二，“80后”的90年代记忆是以偏概全的，狂飙突进的“后七年”完全覆盖了沉闷滞涩的“前三年”，进而将90年代转化为没有断裂的连续体，辐射出一个时代昂扬奋发、高歌猛进的青春形象；第三，“80后”对于自身经验、记忆的不完整性，缺少充分的自觉意识。所谓历史甬道的建筑，进一步将“前三年”压缩、抽离为代际视野中的真空期，以至于它无法成为凝视和反思的对象。其实，诸多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贯穿或嵌入短暂的“前三年”，在甬道之下积聚、酝酿：东欧剧变，在“两个世界”引发历史终结的迷思和社会主义的重新调整；海湾战争，“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与霸权争夺的新形态显露端倪；北京亚运，中国以“熊猫盼盼”和“亚洲雄风”的符号资本重建世界形象；还有“诗人之死”，海子、骆一禾、戈麦、方向、顾城等有意无意的殉道者，以幽灵的方式寄存历史的闪烁其词。以上种种，对于“80后”一般的生活平面而言，全部处于“地下”状态，因而无法构成生命体验的有机部分，自然难以整合到其对90年代的叙述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说，在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双重层面，“80后”之于90年代，都是一种逆向的进入。或者借用顾颉刚古史辨的著名论断说，90年代在“80后”的精神结构中，“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对于“80后”这一代际群体，包括其中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在亲切经验的层面，都是首先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之后的“一手感觉”，再以道听途说（亲友闲谈、车站小报、港台节目、网络讯息）或学术研读的方式，零碎获取关于90年代初年的“二手经验”。这种倒置的记忆结构自然是残缺的，但也正是因其残缺，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只是当我们，抑或前文提及的“未来考古者”，试图破解其中的隐秘之时，绝对不应忽略它的层累形态，其中包含着其得以形成的历史因素和前提条件。

同时不能忽略的还有，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话语的“80后”的诞生，同样也是多重的颠倒——它首先是一个文学史命名，然后才衍生为社会学命名，而不是相反；它首先被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力量生产出来，然后出于话语制造的路径依赖，逆向生出“兄弟”概念（“70后”“60后”等），而不是相反。“80后”既是90年代文化政治的产物，也与作为概念和话语的90年代相互生产、相互形塑。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回到1999年，从话语的角度追溯“80后”的历史生成，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二、“17岁的现在”与“肯德基时间”：代单位的生成

上海萌芽杂志社创办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是“80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①。《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为这次仪式性的登场，刻画了精确的时间刻度：“1999年3月28日星期天，上海正下着雨，这日韩寒在青松城大酒店领取了一等奖。虽然韩寒从1997年初中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但这次获奖和由此引发的讨论才真正成为他成名的机会。正是在这一天，一个高中失败者摇身一变成为文学明星。”②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这一篇题为“韩寒的16岁”。韩寒生于1982年9月，受奖之时不满17岁。在卡尔·曼海姆关于代际问题的讨论中，这正是“现在开始了”的关键时刻：

潜藏在新一代中的知性与精神生活的新根源决不会自动形成。真正对于事物的质疑和反思只有在个人生活实验开始之时才出现——通常在17岁左右开始，有时略早或略晚。只有在这时，生活的问题才开始处于“现在”，也被经验为现在。人们已达到的这种材料与态度层次已被社会变迁证明为是有问题的，因此也需要反思，人们在此层次中第一次生活在“现在”中。③

曼海姆的论述清晰地从个体的精神生活内部，呈现了代际之间文化异动的根源所在，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新概念作文大赛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反响。也就是说，每一代人都有17岁，但为什么在90年代末，“这一个”17岁初次体验的“现在”，会被不同代际构成的文化共同体认可并认定是重要且有意义的。同代人（特别是其中的“文学青年”）常常深情回忆起最初看到这些文字时的状态：“我第一次系统地读到有人整理自己的青春，而不是自己的晚年。这些人的年纪竟然还和我差不多。这可能也是我的拐点，一个不玩游戏的年轻人终于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有了自己打发时间的阵地……‘新概念’彻底改变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它帮助我们发现的是人生的轮廓。”①另一方面，作为高考必考项目的作文，某种意义上是“八股”的现代称谓，因此对于参赛者的“父一辈”，特别是赵长天、铁凝、叶兆言、曹文轩、陈思和、乔以钢等评委来说，看到不拘一格的自然来稿，也确实是种“意外的惊喜”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