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与“进城”书写

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打工文学”已有近40年的历史，“80后”作家郑小琼与王十月、塞壬一道被视作“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中，郑小琼被国外研究者视作90年代①以来中国城市化经验的重要书写者，她的诗歌作品被译作德、英、法、荷、日、韩、西班牙、土耳其等多国文字，受到国外诗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国内批评家们也对其推崇备至，在2007年9月27日的“《人民文学》中国散文论坛”上，便有专家声称塞壬、郑小琼是2007年中国散文界收获的两颗钻石②。李敬泽毫不吝惜对郑小琼的赞美，认为郑小琼的诗歌“非常罕见”，“诗歌的胃口近于惠特曼”③；张清华认为郑小琼的诗歌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黑暗气质”，是对“人类普遍生存本质的认识”④；谢有顺则认为“她粗砺、强悍、充满活力、富有生活质感的文字，她那开阔、质朴的写作情怀，无疑是‘80后’这代作家中所不多见的”⑤。

尽管郑小琼已经被“纯文学”完全接纳——她于2005年参加“青春诗会”，2007年获得“人民文学奖”，2008年获得“庄重文学奖”，有作品入选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项目，同年成为广东省的专职作家，调入《作品》杂志社，负责诗歌板块的编辑工作。但她的诗歌写作仍存在较大争议，如有批评提出“诗人何时归位的问题”，认为郑小琼的诗歌“功利性的追求压过了对诗歌之为诗歌的艺术本真的关注”⑥。在某种意义上，郑小琼诗歌写作的困境不仅反映了“打工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尴尬处境，其背后更是一个90年代的城市化经验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也充分地表明了90年代以来文学观念的新变。

一

从各个方面来讲，郑小琼都是“80后”写作者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她是一位地道的“打工者”，既没有高学历，又并非科班出身。2001年，从四川南充当地卫校毕业两年的郑小琼，先后在乡村医院、私家医院做过护士，在小餐馆做过服务员。因为忍受不了家乡沉闷的空气⑦，终于下定决心赴东莞打工。作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流动性本身就预示着改变和希望。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正是东莞这座城市为众多打工者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提供了平台和可能。为了丰富外来打工者的文化生活，东莞文化部门对打工者的写作，亦有项目和政策上的支持。这是“打工文学”最好的时光。和当时众多的“文化打工仔”一样，郑小琼写作的目的既单纯又明确：“有一些在流水线上的工友通过写作和发表作品谋到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当时我的工资大约一个月三四百块左右，而内刊编辑有一千七八百块左右。对于在流水线上的我来说相当羡慕，他们不用加班，坐在办公室里，也不用上夜班。”①尽管郑小琼是在2001年来到广东打工，但我们仍然把她视作90年代书写者进行讨论：一方面，不管是前期对个人的书写，还是后期对打工群体的关注，郑小琼都主要以90年代的城市化经验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邓小平南方谈话发布以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猛然加速，作为中国城市化经验的表征，“打工文学”便是在1992年左右兴起的；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城市化“点—线—面”次第展开的特殊经验，从深圳蛇口开设特区再向全国逐步辐射，各地的城市化在时空上本身也存在不小的差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除了出生于千禧年以后的‘Z世代’，其他的几个世代都或多或少地是九十年代的‘同时代人’。”②如果说当代文学前30年的主题是“下乡”，那么其后40年的主题便是“进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③。

作为一种希望的哲学，“流动”在带来改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身份重建的困扰和迷惘。和大多数的写作初学者一样，郑小琼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四月》《凌晨》和《夜歌》等诗篇，大多是咏物思人、感叹流年之作，书写的是打工者的流浪和乡愁，显得迷离而怅惘，比如这首《光线》：

多么微弱的光线

微弱的爱情，穿过流浪的命运

改变着我，改变着孤独

也许我并不需要太多

在黄昏中，在晚风中的荔枝林中

在隔着我的清澈的鸟鸣中

隔着我的是光线和眼神

此刻 如果有风轻轻吹拂起我的长发

我会轻声说，热爱生活吧

我会因此，感觉幸福和穿越树林的光线一样

一点，一点，一点地来临④

这首诗里虽然也涉及“进城打工”这一话题，但此时主要是和“流浪”“爱情”“孤独”“幸福”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用郑小琼自己的话说，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和她后来要通过这一题材发出的“嚎叫”和“怒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同样以个人情感作为抒写对象，我们可以对比郑小琼前后阶段的同题材作品，来观察南方城市经验带给她创作上的变化。我们来看郑小琼另一首《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

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时候

我把它当作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 但是抵达

我把它读成陷阱 或者伤残的食指

高烧的感冒药 苦咖啡

二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

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 落下一滴泪

一声咒骂 一句憋在心间的呐喊⑤

从“热爱生活吧”到“一个沧桑的词”，再也无法找回“曾经的味道”，这两首诗完整地表现了郑小琼进城前后情感的变化。而从“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到“陷阱”，对应的也正是“打工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以安子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作家”借助“打工文学”，顺利地从流水线上挣脱出来，完成了个人的华丽转身。安子最终成为一名家政公司的总裁，在打工者群体中引发了轰动效应。她在《青春驿站》《青春絮语》等系列作品中提出的“谁都有做太阳的权利”的口号，更为打工者们所津津乐道。在批评家们的阐释和建构下，前一阶段的“打工文学”是“青春驿站”，个人同深圳这座满载着未来希望的城市一道成长。这是一种带有启蒙色彩、乐观的现代化叙事，是社会流动带来的崭新气象。作为“第二代打工作家”的代表，郑小琼、王十月等人的写作无疑受到了“第一代打工作家”的影响。

“安子神话”的背后，是杨宏海等地方文化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身兼地方文化官员与批评家二职的杨宏海以安子等“第一代打工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将“打工”视作“青春寻梦”的过程，试图通过文学的方式把打工者的生活重新组织起来，赋予其希望和秩序；另一方面借助“打工文学”打造深圳特区文化，以此回应外界对于“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他们通过编撰出版《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推出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同时积极筹办全国性、高规格的“打工文学”论坛，邀请专家们就“打工文学”现象展开学术讨论。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建设，官方通过设置“大鹏奖”“荷花奖”等文学奖项，给予“打工作家”丰厚奖金之外，还许之以深圳户口。以上种种，无形中为打工者中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上升渠道。从批判到邀请，从惩戒到奖励，从当代文学的发展史来看，90年代以来文化经济的兴起无疑预示着文学场的显著变化。

而后一阶段的“打工文学”却是一个“沧桑的词”。郑小琼、王十月等“第二代打工作家”借助“打工文学”，开始倾诉自己不堪回首的“沧桑往事”。这一阶段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事件：一是《1985—2005 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的出版，对前一阶段20年左右的打工诗歌创作进行了收束和总结；二是2005年“底层文学”讨论的兴起，随着张清华、张未民、蒋述卓、刘东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介入，“打工文学”被置入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下进行阐释。某种意义上，正是与批判现实主义话语的碰撞和结合，彻底改变了“打工文学”的面貌。郑小琼的写作也因此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辨识和接纳。因此，在梦亦非看来，郑小琼是某种“补偿机制”的产物①。随着“第二代打工作家”先后进入体制，敏锐的批评家很快就发现他们在创作风格上也有了从“民间”向“知识分子”的转变：“郑小琼的诗歌写作在语言和诗艺上也有一种转变的迹象。郑小琼先前诗歌中那种口语化风格，那种质朴甚至是粗野的措辞（长诗《人行天桥》中就比较明显）如今是很少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更文雅、更精致、更书面化的语词和更刻意的诗句雕琢。”②

在与王士强的访谈中，郑小琼强调“打工文学并不是我的全部”。在“打工诗人”“在场主义”“底层写作”等标签之外，她在不断地在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以寻找新的写作可能：起初《铁·塑料厂》一类作品单纯地诉说个人孤独、创伤、愤懑的经验，后来《跪着的讨薪者》一类作品试图为农民工群体代言，《女工记》等“非虚构写作”或“女性主义写作”关注女工群体，还有《玫瑰庄园》一类回溯个人家史。尽管存在多重的阐释视角，但整体来看，郑小琼的写作主要是对90年代以来“进城”经验的某种伤痕书写。更为准确地讲，郑小琼的写作主要被批评家们辨识为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的伤痕书写。

二

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学院派知识分子或以“知识分子写作”①，或以“中产阶级化的写作”②为对立面，强调“打工诗歌”所谓的“在场性”，以此来确认它的价值。尽管张清华等人将“打工诗歌”视作“底层生存中的写作”，并将其上升到“时代写作伦理”的高度，但他却始终对“打工诗歌”的美学价值持一种犹疑、回避的态度。张未民认为“他们（打工诗人）为了自己的‘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牺牲一些‘美学技巧’是可以得到文学的原谅的”③。而诗人徐敬亚直言不讳地指出：“……但生存是生存，诗是诗。再苦难的劳动本身，也不是艺术。”④在现实精神与美学技巧之间，这一症候式的解读，在无形之中已将郑小琼的诗歌创作置于“写什么”与“怎么写”的二元对立之中。

更进一步讲，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乃至“打工文学”本身也处于某种错位之中：在经济特区设立初期，因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的管理不规范，出现了大量不合理的用工现象，而这一时期的“打工文学”却以“青春寻梦”作为主旋律。随着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以及2003年暂住制度的废止，从2009年开始，广东开始接连出现大面积的“用工荒”现象，而这一时期“打工文学”却开始讲述前一阶段“打工”的辛酸经历，《1985—2005 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便是这样一次带有回忆性质的出版事件。

为了缓解这一尴尬处境，也为了弥补“打工文学”的文学性之不足，“打工文学”批评家柳冬妩⑤等人便借助卡夫卡等的现代主义文学资源，对郑小琼等人的创作进行了现代主义的阐释。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讲，现代主义文学是“有意味的文学形式”，而对于“打工文学”来说，现代主义文学则意味着纯粹的文学性追求。批评家们开始强调“打工文学”“怎么写”的这一面，试图通过对文学性的发掘和强调，将“打工文学”导引进“纯文学的殿堂”⑥里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柳冬妩等人的眼中，“打工文学”才是真正的“先锋文学”。

由卡夫卡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不仅给“打工作家”们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启示，柳冬妩等人也正是借助这一资源完成了“打工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型。柳冬妩的卡夫卡研究和他同时期的“打工文学”批评具有高度同构性，以至于他在将“打工文学”“卡夫卡化”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将卡夫卡“打工文学化”了：“特别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经典作品，实际上也是一篇‘打工小说’，描写了一个打工者的异化命运，使我们了解了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和存在本身的无穷追索，对小说自身形式的可能性探询。”⑦从反映论到表现论，或者说从狄更斯到卡夫卡，西方文学史上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被柳冬妩视作“打工文学”突围的方向。柳冬妩开始强调“怎么写”对于郑小琼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在郑小琼的诗歌创作中，有对肺病的系列描写，这首《伍春兰》就被柳冬妩赋予了非凡的意义：

岁月像毛织厂纷飞的毛绒进入她的身体

在她的肺部扎根

炎症 胸闷 水土不适

……

她佝偻的身体更佝偻下去

瘦小得更瘦小

像要贴着大地⑧

这首颇具写实风格的作品，在柳冬妩的解读中却指向了工业时代和宇宙的深处：“在工业时代喘息的肺，不仅是肉体性的表达，还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象、毒害和救治过程。这里，身体的书写是向发达工业社会体制发出根本的质问。……铁的制度顽强地压制人性的舒张，使人的躯体渐渐枯萎。”①在这种阐释下，郑小琼的诗歌逐渐被抽离了具体的语境，它独有的痛苦体验也被泛化为人类存在的一般困境。这套话语背后其实是一种对人的重新想象，由“大我”而“小我”，由“集体”而“个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人被重新定义为“一个被抛入世界的存在”。“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存在即为合理”。“打工诗人”郑小琼之于东莞，正如波德莱尔之于巴黎，“打工文学”独特的痛苦遭遇也被看作人类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般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