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荡气回肠的坚韧和生气

张欣是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写作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写作中持续思索和探求城市文学的真谛。她之前的作品展现了城市的各种光影，但还没有哪部作品，能像《如风似璧》这样精心、深情地将广州这座城市置于小说舞台的中央。《如风似璧》是有积累和沉淀的，其细节紧实，叙事活泛，更是一次有呼吸感、有生命力的写作。在此，张欣一改以往在现代都市中书写饮食男女的方式，转而深入广州繁复动人的民国历史，在实在之物中挖掘生生不息的市民精神，探寻生命的坚韧与人性的幽微。她写出了“一丝风都没有”的凉意，更写出了个体对抗世界无常时挣扎着活下去的炽热。这样的书写方式，看似是从当下回撤至历史深处，其实却并不是怀旧的、沉湎的，而是充盈着现代精神，并借此想象了城市生活的更多可能。

一

《如风似璧》首先是一个生活在此处的故事。小说中的日常叙事，关联的是广州这座城市的当下，仿写的也是这座城市的肉身。

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曾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灵肉不分的文化，灵魂流连于尘世，而“生活意义就在生活之中，就在自觉地享用这状似琐碎平凡却正是人生实在之中”①。一座城市的“魂”，不在灯红酒绿、华灯初上处，而在个体微末的日常生活中。张欣钟情于这种日常生活。在《如风似璧》中，她体察物之细微，花了不少笔墨书写承载广州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实在之物——饮食。世人皆知“食在广州”，但在张欣笔下，“食”不仅是种类多样、什么都吃，更是食在街头巷尾，食在日常，食在人心。

好的作家写饮食，一定会让读者心生向往，令人的感官随之活跃。张欣笔下的广州美食，再日常不过了，食材也普通，却有让人大快朵颐的冲动。比如，黄埔煎蛋“就吃个现做现炒的鲜嫩劲，一点葱绿都没有，就是黄澄澄又适度油润地端上来才是恰到好处”②；女孩们摘玉兰花去换米花糖和最清靓、爽脆、醒胃的“咸酸”，用竹签叉住之后“仰头要把滴下来的汁液都照单全收”③。她也写广府的生猛异食，小说一头一尾都写到蛇羹，以水蛇为材固然奇异，但以菊入馔才是这道菜的关键。“只有万千细致的总和才能令食材的鲜味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④，用菊花的清香中和水蛇的生猛，这是精与蛮、雅与俗的共赏。她还写人头攒动的场面。在食肆林立的广州，吃是人们的交流媒介，“这就是广式的黄金时代，所有商行的开张尾牙、商务宴请，人们的婚丧嫁娶、满月寿席、人情交往、同乡联谊，包括节假日、时令、节气等说辞都不过是找个理由吃饭而已”①。无论是上高楼饮茶，还是在街角花五个铜仙喝糖水，不分高低贵贱人人都有去处。人们吃得畅快随心，“没有人觉得吃东西是丑的”②。为了一口靓汤，店门口蹲着站着的全是人，“当街喝炖汤广州人从来不会感觉不妥，更多的人则是打包回家慢慢叹”③。

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珍视日常的态度。广州人虽然爱吃，但也讲究礼数、情分，饮食之下藏着人情。小说中苏步溪的母亲，每次去严府，都会带上一只“金玉满堂”的鸭子。看到母亲将溏心鲍鱼塞到鸭肚子里，随后又将鸭肚缝好，步溪不解为什么不直接送鲍鱼，母亲却语重心长地说：“鸭子是平价食材，别人收礼没有什么负担”“熟人才更要讲礼数啊”④。看似寻常的鸭肚之中，有山珍海味，更有人情进退。所有关于饮食的日常书写，无不写得真切、妥帖，具有实感。这种及物的写作，虽然是关于民国广州的想象，但并不是过去的、怀旧的，而是与现在密切相关。

日常生活才是一座城市永不破败的肉身。纸上的历史常常是死的，博物馆里的历史也多是一些物件而已，而源远流传的日常生活，反而保存着最为丰富、活泼的历史细节。

透过《如风似璧》的饮食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广州这座城市中活色生香的日常底色。时至今日，哪怕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带，拥有强大的经济活力，广州依然保留着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具体可感的生活场域中，市井百态，也是风味人间。相信每一个在广州生活过的人，看到张欣笔下的吃食情节都会欣然一笑，因为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乐趣，一直都没有太大改变。“广州人就是这样，一切的快乐都来源于吃。”⑤白天路过街角人声鼎沸的小店，想到百年前人们或许也是这样排队拿号，只为一碗靓汤；宵夜喝上一碗滚烫的粥，会想到小说中写到的白粥，便足以“还魂”。即便没有在广州长久生活过的人，面对张欣笔下充满“色香味”的故事，也定会浮想联翩。

但张欣却无意把《如风似璧》写成一部广州风物志或者美食图鉴。饮食本是世俗之物，写世俗之物而没有俗气，关键是要写出背后的“意”，写出世相冷暖、灵魂争战。阿城讨论中国世俗观念与小说观念时曾说，世俗小说是诗化的，曹雪芹即是把握住世俗关系的“象”之上有个“意”，使《红楼梦》区别于它以前的世俗小说⑥。曹雪芹、张爱玲等人笔下，不乏精细的物质书写，但越是写得丰盛，到后面越有苍凉、虚无之意，如张爱玲所说，“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⑦。

在小说第五章中，张欣花了不少笔墨写心娇、钟小姐等人在吴将军府上准备的宴席。小说借由人物所视所感和神采变化，移步换景，大有《红楼梦》中贾府设宴的排场。但好景不常，曲终人散，这预示了奢靡过后的没落，心娇很快就被遣散出将军府。到这里，小说还只是一个“不禁悲从中来，仿佛做了一场春秋大梦”⑧的故事。但张欣并不为城市的旧时繁荣感到惋惜，而是有意把日常饮食放到非日常的、不寻常的战乱环境中来写，关注人物“生”的意志。当日军占领广州，时局一乱，整个城市也陷入动荡不安中，粮食紧缺。吃饭“精确到一粒米不剩，饭焦都是大家分掉，锅底比脸还要干净”⑨，除了没米，还没柴生火，“郊区的树木被人偷伐一空；北郊、东郊的坟墓也被人挖开把棺材木拿去当柴卖；逃难回乡的人，他们在广州的空房子的梁柱、门板都被偷光了”⑩。一时间百物凋零，饥馑横生。这种关于饥饿的叙事，很容易被处理成国族伦理的创痛或是身体政治的抗争，但张欣没有以饥饿表征历史，而是选择从市井小民的角度，在城市的底部展现个体的韧性。

饮食成了广州人的一种“生计”。在生存面前，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活下去，都在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阻挡不住广州人的生意经。”①战时混乱，小说中的三个主要女性角色都有自己的求生之路。阿麦寻着机会和花猪摆夜宵摊档，用七七八八的食材吸引四方食客，烟尘滚滚，油烟满面，生活仍在继续。心娇一家逃难回来，母亲通过腌蛋帮衬家庭，她能腌制“出油又绵沙的咸鸭蛋”，秘方也很简单：“要选立夏以后生的鸭蛋”，“腌制之前要一个一个刷洗干净再晾干，很多人嫌烦随便冲一冲，屎腥味冲不干净，腌出来当然没有那么好”②。哪怕是最简单的咸鸭蛋，也蕴含着生活的门道。苏家被巧取豪夺后，改开炖汤店，店面破烂，食材寻常，但生意却炸街，坊间甚至衍生出苏家是用了“贪泉”来炖汤所以饮者争先恐后的传说，这样一个情节设计，非常传神。通过苏家母女的对话，读者才知道，原来生意好的秘诀竟是用料足，不计食材成本：“要省，不如不吃。要省，不如不做”，“生意好才能赚钱对不对，薄利也是利，小数怕长计”③。道理简单，却也实在。从实利出发，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广府文化的务实精神。

饮食及其背后的“生计”虽小，但历史纵深处个体顽强求生的哀乐和处变不惊的精神，却能打动人心。张欣曾说：“小说嘛，就是往小里说，却可以朝深处想，也就够了。”④《如风似璧》的饮食书写，从实入虚，由浅走深，写出了世事无常的凉意，更写出了人们重建日常生活的勇气。

这种书写方式，紧贴广州这座城市的气质。小说多处写到，哪怕广州从繁华都城一夜之间跌落至满目疮痍的沦陷区，一旦战争停止或生活稍稍安定，老百姓又纷纷展开营生。在艰难求食的背后，是善于变通的民间智慧，也是积极求生的人生观念。广东人常常把“辛苦揾来自在食”挂在嘴边，靠自己双手赚钱，点点滴滴，有起色就有盼头，有夜就有天光。这些都是广州这座城市日常生活中最平实也最深远的文化内容。正因为有了这种处世态度，广州才能经历风雨并活跃至今，而不是在短暂繁荣之后就一蹶不振。“广州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市民生活、务实精神，以及对个体和人性的尊重。”⑤张欣以饮食写广州，抵达的是市民生活的精神内核。她笔下的饮食，不是单纯满足果腹要求的“物”，也并未止于地方文化的符号呈现，而是经由感官调动和细致观察，从世俗之物通向广州这座城市的精神底座。这形成了小说坚实的物质外壳，更开掘出了食物背后的“真意”。

二

张欣的写作，始于具体，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延伸出去，再到历久弥新的市民精神，她所关注的，始终是城市与人的共生关系。

文学中的城市，离不开人的生活，“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模式和文学模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城市”⑥。在雨果、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的视角中，城市的转型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类型。自然主义作家们则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人们被都市力量中心控制的生活。在现代主义作家笔下，闲逛者如幽灵一般游荡在城市街头，混杂在人群之中的个体变得更加孤独，城市也由此呈现出离心状态。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城市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场所：“城市开始变得只具有纯文本的意义，它被每个个人所创造，又被每个个人所阅读。”⑦

城市现实的变化给文学带来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只有破碎、纠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城不断在个体的言说与被言说中显现：“有活在并消融于城、与城同体作为城的有机构件的人，也有居住于同时思考着城，也思考估量着自己与城的关系的人，城才是人的城。前一种人使城有人间性格，后一种人则使城得以认识自身，从而这城即不只属于它的居民，而作为文化性格被更多的人所接纳。”①正如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在他们笔下，城市因为人变得有故事、有情感、有性格。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能轻易地找到自己的文化性格。张欣在地写作多年，似乎在《如风似璧》中找到了属于广州这座城市的答案：“说到人物的精神内核，如果北京大妞是飒，上海小姐是嗲，那么广州女人就是韧，坚韧的韧。”②这样一份城市与人物之间密切的、契约般的精神联系，构成了她小说塑造人物的基点。

赫勒曾指出，日常生活不是恒常的，而是动态的，对于人来说，“他终生的日常存在是同世界的锐利的‘锋刃’所进行的搏斗”③。张欣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女性所面临的“世界的锐利的锋刃”是复杂多样的，各种搏斗也从未停止。苏步溪放弃优渥身份投身医术，只因生命里“就是有一种广东长夏一般炙热难耐的韧劲”④；心娇虽然名字里带有一个“娇”字，但个性中却有着一股倔强和傲气，甚至敢在戏院里将事业如日中天、与日本人往来密切的鹏生打死，“她在鼓乐齐鸣拔枪的那一刻，如拔钗沽酒，不动声色”⑤；还有带着传奇色彩的金流漓，带苏步溪骑马、开车，英姿飒爽，最后选择投身革命，慷慨赴死。在时代巨变和个人创伤的缝隙中，她们努力生根、发芽，也自成了一片风景。这种“韧”，不是一味地隐忍，而是与“世界的锐利的锋刃”所进行无声搏斗，是绝处逢生的意志和利刃出鞘的勇气。

张欣将“韧”与广州女性联系在一起，不是单纯地通过个体命运来隐喻城市历史，也不是为了构建一个以人喻城的现代寓言。她关注的焦点，始终是那些跨越时间长河而难以更易的精神本质。小说还写到一幅名为《万花临岸图》的画卷，江流浩荡，花船冲岸而来，“摇船的都不是妙龄少女，而是身体丰满的妇人，又黑又壮，穿着黑油油的香云纱绸，长期摇橹撑桨腰臀粗壮，如果是江南女子必定是纤云弄巧人细如竹”⑥。历史上的岭南，常常被描绘成瘴气横生的蛮夷之地，然而，岭南女性却多以威武勇烈、能干智慧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岭南社会经济活动中充当着重要角色，走街串巷，善于经营，甚至宋代士大夫用“妇人强，男子弱”⑦来形容广州社会的两性结构。张欣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历史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呼应，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遥远回响。

如果只是书写城市和女性的日常传奇，那《如风似璧》就没有走出张爱玲等人开辟的海派传奇之路。张欣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还将现代都市小说的写作经验，特别是对人性和欲望的把握，融入小说的肌理之中。《如风似璧》虽从当下回撤至民国，但她对人的情感及其隐秘世界的书写，对都市现代性的表现，无不充满现代意义上的生命张力。弗洛伊德在评价名画《蒙娜丽莎》时曾指出，“冲突在于节制与诱惑之间，在于最诚挚的温情与最无情的贪婪的情欲之间”⑧，他认为，人性深处的情欲冲突构成了这幅画最神秘的魅力。《如风似璧》也不乏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底层女性阿麦与野心家鹏仔的故事之中。阿麦与打金店的鹏仔相识，她计划出走却被骗怀孕，最后只能将孩子寄养在贺大夫家。富家女婢被人引诱是中外小说常见的母题，但在张欣笔下，却能深度呈现出欲望上升与下坠的过程。小说四次写到阿麦的梦，每次受到伤害，阿麦是一定要做梦的。第一次是阿麦原本计划偷走苏家珠宝跟鹏仔私奔，被鹏仔抛弃后，梦到自己化身厉鬼对发迹的鹏仔穷追不舍；第二次是在怀孕后，想流产却梦见一个小男孩在梦里质问自己，最终含泪把孩子交给贺夫人抚养；第三次是与鹏仔重逢时，发现对方流氓本性不改，当晚就梦到有一只黑猫被剧毒的眼镜蛇咬伤腿后反咬对方。梦境也暗示着阿麦的转变，从单纯到坚强，再到醒悟，阿麦犹如黑猫一样，一步步认清鹏仔的真面目，不再寄希望于他人。写到这里，作家并没有让笔下的人物超出自身的局限性，而是正视人物的俗世欲望。阿麦与亲生儿子相见却不能相认，渴望被爱却又担心一次次被伤害。她不像苏步溪那样沉得住气，而自觉是个在烟火中谋生的命，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在狂热、幻灭、痛苦与重生之后，纵使想要一把火烧了这个世界，还是咬着牙说想要跟着苏步溪学习医护知识。鹏仔被暗杀后，阿麦第四次做了有关鹏仔的梦，梦到鹏仔站在悬崖口求救，自己却躺在病床上无力挣扎，留恋、怨愤、同情与无奈交织在一起。张欣以细腻的笔触，探及欲望深处，在即时欢欣与情感苦楚之间，表现了阿麦自我与本我、灵与肉的复杂矛盾。即使是令阿麦伤心欲绝、罪恶至极的鹏仔，作家也看到了他身上的复杂面，看到人物的成长逻辑，看到都市现代性对个体的影响。鹏仔出身贫穷小渔村，这样一个在海边长大、见识过自然界风浪无情的人，注定是比内陆长大的人在个性上更生猛。因为一无所有，所以他身上不缺力气、闯劲和狠心。从打金店学徒鹏仔，到路路通公司红人断眉鹏，他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在都市中杀出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