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的重建与人性的复归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趋势①，生态文学是文学面对时代问题的有力应答，它从未来的时间深处走来，蕴含着对人类命运何去何从的无尽追索。对于广大作家而言，如何将现实生活逻辑纳入艺术创作，超越对“生态”单纯的概念图解和政治诲谕，既面向开阔的世界文明视野又开掘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以文学审美形式搭建起传统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天桥，以深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飞扬的艺术想象力，提炼并形塑中华民族生态救赎与人性复归的审美内核，从而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作品，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现实主题。就此而言，《地坤》②无论是从拯救自然和重建家园的书写上，还是从阐发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价值追求上，都可谓是一部优秀的长篇生态小说。《地坤》兼备翔实厚重的现实主义质感和清丽隽永的浪漫主义气息，题材独特新颖，故事引人入胜，细节扎实丰富，语言富有诗性，哲思鞭辟入里。作为一部有着自觉使命担当意识的新现实主义生态小说，《地坤》为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追求文学经典化提供了一个参考。

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谱写人性史诗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原本有其生态向度——“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各国携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在精神上与《寂静的春天》③同频共振的中国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和价值底蕴，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观照自然与人的本源关系；以文学艺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纠偏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求索走出生态困境的现实路径，旨在寻求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一定意义上，这正是长篇小说《地坤》出场的时代语境。《地坤》将叙事的空间场域置于川藏地带茶马古道上的清龟山，一段时期内掠夺式的资源开发毁坏了安宁和谐的大自然生态位，河流污染、山洪肆虐、物种濒危、黑恶猖獗，当锦绣山川乌云滚滚、泪痕斑斑，大地上妖象怪象层出不穷，正义之士临危受命捍卫家园，妖魔鬼怪也悉数粉墨登场，一场正义与邪恶、良知与欲望、创新与守旧的交锋由此展开。在“两个大局”的双重视野中，作者聚焦于自然与社会两大生态位的错乱与重建展开叙事，阐发万物各有其位，应各居其位，莫侵他位，方能各自相安，天下太平。小说亦描摹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官场浮世绘，塑造了一批为民请命、舍生忘死的人民公仆形象，以老辣的笔力勾画人性幽微，将人性放在历史的纵深与悠远的脉动中加以拷问和反思，揭示了家园重建、人性复归的文学主旨，高扬着浓厚的生态关怀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

究其现实性而言，生态位的失衡不仅意味着自然蒙受灾害，而且包含着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和文化生态危机。所谓危机是危中有机，危机中孕育生机，直面危机是人的主体自觉。《地坤》通过描写官场生态位、情感生态位、人性生态位的乱象，揭示了诸多人类精神痼疾，聚焦现代欲望社会中的人文生态危机。生态危机表征了精神危机，生态失衡折射了人性失衡，是故生态救赎也是自我的肉身救赎、灵魂救赎。作者通过“见天地要知敬畏，见众生要懂怜悯，见自我要明归途”①，引出肃清邪祟、还社会生态一片风清气正的思想追求，由拯救自然和重建家园过渡到精神疗救和人性复归的主题，彰显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新时代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和政治判断，甚至是一种文明视野的更新，由此指向的是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所开创的文明新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地坤》立足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视域，艺术地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现实主义文学的生态关怀中，在理念上契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地坤》以翰墨触及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真实再现了官场的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以新现实主义的平视眼光观照了复杂境遇中人性的本来面貌，使得一系列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活于文学叙事的莲花瓣结构中。小说通过对官场明争暗斗、人性纠葛的描写，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矛盾凝缩到微观的文学场域中加以集中展示，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放到文本层面予以坦诚的书写和深刻的揭露。这种凌云健笔的艺术魄力无疑是对既有生态文学反乌托邦挽歌叙事模式的突破，从而跳出了传统生态文学创作浪漫飞扬气息有余而现实厚重精神不足的窠臼。《地坤》的精彩之处是在生态主题的构建中透出对心灵的折射和人性的思考，其中群像塑造和哲思内核是其灵魂所在，也是小说的亮点之一。作者没有将落笔的着力点局限在主人公身上，而是将文学的镜头拉广拉远，刻画出活灵活现、真实可感的群像，如程子寒、韩月川、文运昌、李谷雨、梅凤等数十个一挥而就的人物角色。作者摒弃了非善即恶、非此即彼的扁平化人物观，塑造了许多骨肉丰满的圆型人物。比如，韩月川作为一名有正义感和理想追求的基层领导，她一身正气，铁面无私，心怀大局，敢做敢当，在关键时刻挑起清风县抗洪救灾的重任。而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中的人，她也深谙官场规则，八面玲珑，处世圆滑，在原则问题面前缺乏斗争精神，性格优缺点杂糅并存，但仍不失为仁义爱民的好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韩月川的成长，从前的她人前如鱼得水，明哲保身，人后却孤独寂寞，壮志难酬；在与和她一样心中有火、眼中有光的程子寒重逢之后，两位理想主义者彼此照亮，并肩作战，生发出一往无前的勇毅之气，最终从“小我”中破茧成蝶，成长为有时代担当精神的“大我”。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蕙心诗情却迫不得已沦落风尘的梅凤，与《红楼梦》之妙玉形象构成跨文本的互文关系。尽管“风尘肮脏违心愿”，但梅凤仍矢志不忘反抗精神，在同邪恶的殊死搏斗中不惜自我牺牲，身上回荡着一股令人钦佩的侠气。篇末写梅凤出家忘俗的神来一笔，更是为这一形象融入“归返自然”“全性保真”的传统文化意蕴，在“坐破蒲团终彻悟，红梅折罢暗销魂”的升华中，一个对自身沉沦命运有超越意识的觉醒女性跃然纸上。以往生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为自然的象征，往往囿于柔弱的身躯，像沉默不语的大地母亲般包容着人类的肆意妄为。在此层面上，韩月川、梅凤、邱之兰等人积极入世、独立自主的生态“新女性”展现出的品格，是对传统生态小说女性塑造的一重突破，从而提升《地坤》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审美价值。

其他形象诸如县政协主席文运昌，是“智慧老人”的典型代表，他超然豁达，温文尔雅，品格高洁如清风明月，对世道既冷眼看穿又牵肠挂肚，在官场昏暗不明时洁身自好，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在程子寒等人肃清官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时，他又毅然出山相助，投入共建家园的奋斗，令人印象深刻，有所回味。这无疑突破了以往传统生态文学中因对世道绝望而转向隐逸山水，只求一己超然解脱却对众生苦难冷眼旁观的“世外高人”形象，别有意味地塑造了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还有很多，他们或抗争命运，或舍身请命，如野草般深深扎根在神州大地的角落，顽强地屹立在风雨之中，共同筑就大山深处坚挺不倒的民族脊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官僚主义代表李谷雨，他老谋深算弄权舞弊，可谓之奸；熊冬生唯利是图，油滑虚伪，谋财害命不择手段，可谓之毒；肖一凡从有志青年沦为丧失理想的行尸走肉，懒政怠政，逃避责任，可谓之懦；林旭辉狠毒老辣，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可谓之恶；孙玉珉鼠目寸光，为短期利益不惜毁坏山林，可谓之愚；更有腐败官员诸如韩东顺、徐富达权欲迷眼，色欲熏心，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迫害民女。崇高式的官场书写在作者的笔下被解构，官僚人物们与世情遭逢，经历窘境与周折，衍生出丰富的历史况味，一场浮动着权与欲、善与恶的官场浮世绘在离奇曲折的情节中徐徐出场，金钱、权力、人性在其中凝汇成暗流。《地坤》在对人性的深度刻画中全方位展示了现代人的境遇，不仅书写现实困境，更解蔽人心的复杂幽深，再现人性的本真面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始终对重建崇高美好的人性怀抱殷切期盼，在书写爱情纠葛与人性较量中实现了心灵的烛照，弘扬着人性向善的光明希望，传达出人性复归和灵魂救赎的题旨。

新时代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的主角和剧中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①人民并非抽象概念和政治符号，不是“远离大地、脱离具体的抽象理论体系上的扭结”，而是“深植泥土、结合现实的具体呈现”②。能否在文艺创作中将人民情怀具体落实到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上，在书写真实具象的人性中彰显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情怀担当，以“人民性”价值追求契合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评判新时代文艺精品的重要价值标准之一。复杂的人性是人物性格的底蕴，由此造就了人物纷繁各异的命运，直面人性内部隐含的挣扎与冲突，才会产生审美的艺术张力，促使人性中的矛盾激发出奇幻色彩。事实上，以何种方式呈现特殊境遇中的人性巨变，是作品实现艺术境界跃升的关键。以往一些生态小说偏重“生态诲谕”，在人物塑造上囿于脸谱化弊病，对人物灵魂的深度刻画更是凤毛麟角，不惜牺牲深刻性去为生态哲学做注脚，使作品艺术性大打折扣。就此而言，《地坤》可谓是一次成功的“突围”，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纷繁庞杂，故事起承转合惊心动魄，戏剧性极强，亦蕴藏深邃哲思，发人深省。作品中的人物有血有肉，主角鲜明生动，配角亦有意料之外的突转和别出心裁的结局，每个人都有合乎艺术逻辑的命运，具有浓烈的现实性。人物的命运遭际与历史、时代处在同频共振中，在历史变迁、时代语境转换下，人性复苏，主体精神得到充分的解放与张扬，个体的磨砺与蜕变背后是人性的深层表达，每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人”。在清龟山的文学场域中，不仅有形形色色明暗正邪人物群像的共在，亦有人性与兽性的共存，更有在完成家园重建、精神疗救和人性复归之后的天地神人四方共舞。就此而言，《地坤》不仅是一部边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叙事诗，更是一幅承载诸多人物命运的奇幻画卷，家园的重建、人性的复苏与文明的转向三重主题交响成诗，焕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唱响了时代的乐章。

“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作品都是人性折射的反映，它是超越时代、阶级、种族、国别的文学内核，是一切作品通行的‘言语’，换言之，唯有人性的火种在作品中点燃，它才能在黑暗的时代里留下永不熄灭的艺术光芒。”①在这个意义上，《地坤》沿袭了作者邹瑾一贯的文本质地，带着一种针砭时弊、昭示幽微的如炬目光，以翰墨为民族记史、探寻前路。小说中既有对现实矛盾和复杂人性的冷眼看穿，又有对民族命运和乾坤家国的牵肠挂肚，最终汇聚于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彰显了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根植大地的现实主义品格，张扬了现实主义反映重大社会问题，书写现实生活，为人性“解蔽”的旨趣，体现了作者“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情怀。《地坤》既写出了大历史的起承转合，又写出了小人物的命运挣扎，将川蜀的过去与当下相勾连，既追忆茶马古道千载文化传承，蜀道峥嵘崔嵬的历史荣光，亦写出灾后重建家园，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历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和厚重感。作品将岁月世事的变迁投影到人物的命运沉浮中，将历史的风云弥漫凝缩在小人物的传奇经历中，落笔于形形色色的人性故事，既有透视全局的浩大气韵和时代气象，又有对时代洪流中微渺个体的心灵透视与人文关怀，可谓游刃有余，大气磅礴。从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天乳》到生态文学力作《地坤》，邹瑾始终对饱受劫难仍屹立不倒的川蜀大地怀有沉甸甸的真情。作者带着对乡土中国的热爱，坚守人民性立场，尽管不回避现实矛盾，却从未对人民有过漠视或失望，而是落笔于人的顽强精神，在逆境中寻找美好人性的生长点，弘扬着生命始终向善的价值追求。

二、家园意象与审美价值生成

《地坤》构筑了一方“天人合一”的艺术原乡，将超越的诗意、波澜壮阔的情节、厚重深邃的思想、清丽隽永的语言融为一体，塑造了当代生态文学独具价值的典范文本。小说艺术地融入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华美学精神，通过风景描写、动物叙事、欲望叙事、诗歌用典等艺术手法，揭示物类与人类本性相通的共在，勾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蓝图，营造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审美臻境，书写自然的复魅和人性的复归主题。全书弥漫着鲜活的生命意识、自然生灵所共有的根脉情怀，以及对重建美好人性的祈盼。

首先，《地坤》以风景描写为家园意象的审美塑造渲染氛围。风景描写是一种典型的小说创作手法，是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和家园意识的表征。《地坤》立足充满自然灵性和神话色彩的川蜀大地，在写景状物中塑造了清风峡、凤凰堡、茶仙坪、龟泉寺、逍遥宫、迷魂谷等神秘意象。“清龟神泉”水涨水落能卜吉凶祸福；龟泉寺两度遭烈火焚烧，寺中银杏树春天落叶；观音泉井圣水千年不断，象征华夏血脉传承，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千年仙茶古树感时忧国，遭遇国难则落叶，国家复兴则抽芽，象征惩恶扬善的天道，不仅是地域文化符号，还是民族精神图腾；长城凤凰堡炮轰不塌，地震不垮，象征文明古国历尽千险，犹能够涅槃重生。比兴的营造不仅能让读者领略天府之国自然风光的秀美，体味千年蜀道的厚重历史气息，更能激发读者内心深处对重建和谐家园的共鸣。无论是神秘莫测的意象，还是审美意境的建构，都极大地彰显了小说家园意象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