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微与宏阔互动中的文学抵达

骁骑校的《长乐里：盛世如我愿》①，是一部情怀之作，集聚了个人经验、历史过往以及集体记忆，在“小人物”与“大社会”间展开精神性的书写。骁骑校保持了网络文学织构故事的原生能力优势，调用了众多网络文学成熟的叙述元素和手法，成就了一部网感很强的小说。灵动的语言、率性的表达、节奏感极强的叙述，应和了时代与生活的气韵。地域文化的艺术性加持，生活质感的真情书写，以及对于人性丰富层次的表达，都体现了网络文学写作少有的耐心与从容。将网络文学叙述的技术性手段向叙事审美进化，注重故事的隐性诉求，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张扬宏阔的时代感，极大地增强了文学性，提升了作品的整体品质。作品在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和革命题材等多维度的创作中，向内深掘网络文学的成长经验，向外借力纯文学的可转化的素养，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开启了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互动的新旅程，有了诸多的收获。

一、社会镜像中的生活肌理，绵密且粗粝

就故事的大框架而言，《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讲述了旧、新上海长乐里生活的一群人的爱恨情仇和家国情怀，以及跨越时间的对比与指涉，进入主人公赵殿元感慨的“盛世如我愿”。与一般历史和革命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并没有过多地以大视野、大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大纵深感为叙述手法，而是以狭窄的场所和短暂的时间营建时空，以密集的线条和具实的细节展开叙述。作者少有浓墨书写外面世界的血雨腥风、疯狂异化，至多只做简洁的勾勒和交代。旧时代、旧社会种种的非常态和非人性对人们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侵蚀，对人物命运或显或隐的影响，激发见微知著的力量，是作者最为关注的。

长乐里，是有77个门牌号的弄堂。弄堂，是旧上海最常见的民居群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是上海的典型环境之一。小小的长乐里，汇聚了三教九流之众，仅29号宅院的十户人家，身份就各不相同，十分复杂。有做佣工的、做小生意的、在公共租界当巡捕的、在有美国洋行背景的公司做职员的、有靠给报馆写文章谋生的文弱书生、还有曾经当过女匪的太太、汉奸等。跟着洋人做生意的章澍斋会被抓起来，吴伯鸿当巡捕，可儿子也会被恶人绑架。每个人都有自己丰富的故事，各自的生活水平也不尽相同，相同的是他们的地位都很卑微，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在灯红酒绿的阴暗里，命运全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这里的“社会底层”，许多时候并不是指他们的经济条件和身份地位，而是指强暴淫威下的底层。显然，这是一个生活性和象征性都很鲜明的微缩社会，是生活和文学双重意义上的“民间”。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用较大篇幅描绘一群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对旧上海生活的写实法描述，极其细致，充满家长里短的烟火气，极具生活流和画面感。29号宅院的人家，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自己的程式和内容。这既展现了日常生活的普遍性流程和质感，又透露出每个人因身份、经济条件和性格的不同而与众不同的丰沛细节。作品以上海为叙述场域，可以认为是一部有关上海故事的小说。看得出，骁骑校为此做了很扎实很全面的功课。他以沉浸式的方式实地考察历史遗留下来的旧上海场景和当代上海的新景观，在想象中回到旧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中，观察和体味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一直注重生活的在场感，善于从自己的体验中感同身受地参详和摹写人物的情感，以当下的场景为起点，经由走访和参考史料还原并营建作品的叙述场以及塑造生活在其中的人物。从他的书写中，我们甚至可能会认为他就是上海人，一位对新旧上海都有亲身体验的上海人，其创作状态似乎就是在长乐里写生活日记。然而，与我们常见的文学作品里上海弄堂生活又有所区别，《长乐里：盛世如我愿》少了些民风习俗，多了些物质生活的纠结和精神的喘息。处于焦虑和挣扎中的人们，顾不了许多，活着，在艰难和危险中活着，几乎成为生活唯一的主题。城市风景和民间文化风景只是浅淡的背景，日常生活的细碎之象和凌乱之势，是人们生活的真切形态，也是富有审美意义的日常生活风景。对于困境中的人们，这更具普遍性和共识性，强烈的现实性更容易在情感上形成同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既写出了旧上海民众的生存境况和社会的风雨飘摇，又是那个时代集体记忆和历史肌理的症候性叙写，是有关过往岁月基于情感和精神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的讲述。

虽说赵殿元是主线人物，但骁骑校意不在于为其立传，而是尊重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赵殿元是骁骑校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借这一人物来真切体味和细心观察。每个出场的人物，不仅是叙事的需要，也不仅是引出故事和情节，而是以此体察他们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面相都比较清晰，细节生动。人活在细节中，细节是生活的网格化。他们就是故事本身，并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现场的真实信息。英国当代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小说家呈现的细节是我们获得现实感和历史感的依据①。从故事到生活，这部小说以代入感极强的在场取代隔岸观望的讲述，使那个时期的生活得以带有文学性地还原，并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的真实，呈现日常生活的本相。人物，回到人本身，回到生活本身。这体现了骁骑校之于人生本质性的认识，一切从日常的生活开始，一切终将回到生活的日常之中。

骁骑校调用多种叙述方法，显现了较强的书写日常生活的能力。在他的笔下，日常生活既是主叙事大节奏中不可或缺的节点，也有着生活的多元性和趣味性。生活如流水，但小说中的细节更像是雾，浓淡杂合，时而还有虚空，让人既真实地进入作品里的生活，又如实保留了视角的某些局限性。这样的留白，是生活的原本模样，也是个人、集体和历史记忆原本的空域。再有，这些留白，既是悬疑之需，又是以中国“留白”艺术与西方“冰山理论”之法，故意置放在生活和历史的缝隙，延宕出隐喻之意和想象的空间。尤其是后来赵殿元在众人帮助下试图细致了解一些人和事时，抽丝剥茧，但终无果，留下了些许遗憾。更为特别的是，有些疑惑或暗角，在他的探寻中，不但没重现人间，反而更加扑朔迷离。文学寻求历史真相之举，非史学意义的行为，而在发现并书写真相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人与历史，都会有秘密，秘密本就是真相的一部分。这些起暗格的存在，恰恰说明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存在，每个人又不可能完全属于自己。

小说如一幅画风别致的旧上海市井世象画卷，重在复现生活之俗、生活之真，在个人与社会间建立丝丝入扣的关联。细密地书写旧上海的生活，让我们得以回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内部，也与后来新上海的生活产生直观的对比。然而，骁骑校还有着更为特别的用意。长乐里是封闭式里弄，总弄入口处的黑色大门，没有汽车出入是不开的，人们只从小门通过，并有人专司看门。里面的宅院都把前门封死，大家都从后门进出，互不干扰，以保持相对的私密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平日里居住在这里的人，生活本该很淡然。但是变故，总是由外而内的。自我世界的平衡被外界打破，日常生活出现混乱，人们开始挣扎，这是个人与社会互为映照的基本关系和必然逻辑。人们想过平安的日子，但身不由己，进入长乐里的不是阳光，而是毒剑和浊流。小说中有众多扣人心弦的冲突，有人物命运急转而下的震撼，有侠义与丑恶的对抗，还有脑洞大开的奇诡想象，但这些最终都会在个人的情感和命运中得到体现。重大事件、重大转折，是历史的主要书写点，也是我们回望历史的显著路标。然而，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不为人知的命运，总会被漠视。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但历史又将他们淹没，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个体人特别是普通人的悲哀。骁骑校深谙其理，故而努力让历史中的小人物鲜活地走到我们面前。就叙事而言，骁骑校是以如此之法来尽可能地走进历史现场，还原岁月的温度和被我们忽略的生活之真，将社会的种种影响显影于日常生活的底片之上，虽纤细，却在改变生命，左右人生。如此，小说从小生活出发，专注于其细微的枝枝节节，但并不是为“小事”而“小事”，而是由日常生活叙事抵达历史和社会宏大叙事的一种路径和方法。

二、人性之光，灰暗里的明亮碎片

骁骑校将历史的波澜壮阔化入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于时代的独特透视是以对人和生命的真诚关切来完成的。他放弃了网络文学极端性或扁平化的“人设”，不做审判者，让一切回到“过日子”里，做一个真诚的感受者和参与者，倾听回到重压之下的呻吟，注视那些或灰暗或明亮的身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绝大多数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善的光芒，人与人之间真情的闪烁，以及人性纠缠中的哲性底蕴。苦痛、挣扎、堕落与救赎，总是以“善”“真情”为起点，最终也将以“善”“真情”的人性纯度为归宿。这当是人生存的寓言式显影，也是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和宽容。“文体的审美化都与‘情’相关，情是鲜活的、有文化内涵的和渗透到字里行间的，因此，生命气息和文化内涵，似是历史题材文学文体的起码特征。”①作者不以夸张的讲述和植入荒诞剧情吸人眼球，而是以细腻的情感和坚韧的情怀叩击心灵。从审判到凝视，生活的沉重折射出历史的厚重，这是以民间视角，在日常生活审美之中寻找岁月的真相，体味人在生活中的境况，以人性的纹理重建历史的细部叙事。

《长乐里：盛世如我愿》中的人物，因真实的性情丰满了人的形象，也提升了作品的叙述力。长乐里的住户虽低头不见抬头见，时常还在一起聊天，说些社会上的大事、弄堂里的鸡毛蒜皮，但都是点到为止，没有过多的闲扯，彼此间也都没有深入的交往，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在生活的挤压下，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在彼此防备。一旦邻居出了事，遇上难处，大多数人还会动善心，出手相助。吴伯鸿的儿子被绑架，许多人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出力，但从中又显现丰富的性情。周家姆妈对吴伯鸿一家心存诸多的不满，因吴伯鸿工作体面，生活又好，她总感觉被他家压一头。她出于自尊心，又不愿巴结奉承，平日里在不露生疏之色的情况下，又刻意保持距离。可见人家出了大事，邻居们都有帮忙之举，她高兴不起来，有些过意不去，觉得理应帮帮。她男人周阿大是做小生意的，算得精明，把出钱当成了大人情。周家姆妈心想这钱送出去了，不但日后有还回的可能，还能以此事凌驾于吴家之上一次，心里便敞亮了。后来，吴家还钱时，她更是后悔当初没多出些钱，好使人情更大些。既有内心善的柔软，又有精明的算计，人性层次多且真实，人物一下子立了起来。谢招娣被汉奸阿宝强奸致孕，原打算将孩子生下后掐死，以行复仇之举。在仇恨和母爱间，她选择了仇恨，虽然残忍，但值得同情。阿贵嫂对阿宝也有痛骨彻心之恨，因为她肚里的孩子就是被阿宝殴打后流产的。可她还是收养了阿宝与谢招娣的这个孩子，这是出于孩子无罪之良心。这些都是人性的自觉折射，无所谓对错，只有人之于生命、伦理和情感的艰难选择。梅白为了生活，甘愿堕落，但对左邻右舍，她葆有善良和同情心。刘素珍曾是杀人越货的水匪，后金盆洗手化身为胆小怕事的太太。遇上绑匪后，她本是要拿钱消灾，但见绑匪坏了道上的规矩，她丝毫不手软，团灭了众匪。赵殿元为保29号院，准备舍命再次前往潘家花园，众人纷纷拿出自家的珍爱之物为其壮行。但这些人只为赵殿元助威，没一个人与他同行。这场面着实感人，又令人深思。潘克复是汉奸，可谓恶之极。对他而言，当汉奸与立场无关，纯粹是以投机获得私利。换言之，他的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险恶的环境无关，只因私欲而生恶念。从中统变节到日伪的丁润生，并无羞耻之心，反而竭力要融入浊流中。同为汉奸的阿宝，与潘克复、丁润生之间因利益而产生争斗，无任何底线，极度冷酷无情。同样在社会的夹缝中，一些人坚守着道德操守，潘克复之流则放肆地行丧尽天良之事。社会只是外因和借口，甘愿泯灭人性才是根本。人性的沦陷，并不一定因社会之故，但阴险恶毒之人必会加害于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影响历史的走向。“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人’，没有人的性格。我们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①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庄稼与土地的关系是一致的。对具体人的审视与剖析，置于历史大进程中，常常确实如尘埃一般微小到可以忽略，但这样的忽略，并不是我们漠视其存在价值的理由。在历史的大进程中，个体的肉身消失了，但人性会汇入历史精神的大河流。那参与之力，细微之极，隐而不见，但一定在。文学，有打捞、还原、凝视小人物的责任，这也是文学的诸多魅力之一。

如何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诚实的人性之光以及清洁的精神连于一起，是骁骑校在《长乐里：盛世如我愿》中特别关心的问题。小说中，有一条革命者的叙述线，虽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主线，但其坚韧之力和品性亮色，其实是整部作品的内核所在，更是骁骑校创作的重要立场。普通人与革命者的理想与向往，在赵殿元与杨蔻蔻身上体现得特别有意味。赵殿元爱上海，期望杀了潘克复之后，找一个安全、舒心之地，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过上好日子。杨蔻蔻与他有同样的期许，她也同样爱上海，不同之处在于她认为爱上海，就应该一直留在上海，保卫上海，与上海一起迎来光明，未来与上海一起过美好生活。有关杨蔻蔻这一革命者的形象，小说没有刻意地描写，多用淡写和隐写，极符合特殊任务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小说借她与赵殿元的相处，重点写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在我们面前的杨蔻蔻，大多时候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喜欢玩，喜欢吃，喜欢看爱情小说，对美好生活充满渴望。或许，“杨蔻蔻”以及可能的另一个名字“杨丽君”本就有这样的寓意。杨蔻蔻所追求的美好，并不是她一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大众在努力追寻的。所以，她才不会像赵殿元那样寻找额外美好之地，而是要为上海美好的明天而付出自己的热血，甚至生命。赵殿元更多的只关心“小我”，但这样的心地依然是明亮的、可爱的。杨蔻蔻胸怀“大我”，源于对生活的爱，这样的本真，极具亲近感，更令人信服。也正是杨蔻蔻这种真诚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之爱感染了赵殿元，最终让他从侠义的“小我”中走出，成为准革命者，愿意为他人、为众生而舍身搏杀。与生活日常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者，是对革命者的另类书写，但有时更接地气，丝毫不影响其高尚的牺牲精神。当我们将《长乐里：盛世如我愿》视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时，其实也就是看到了一种非常规的、有新意的、有力度的革命叙事。个体人的叙事，并非不关心历史与社会，而是从另一个向度，以另一种方式展开更为尖锐且深刻的历史叙事。骁骑校在俗常生活中写出英雄的不平凡，在人性、情感和精神之间寻找隐秘的关联，拓展了日常叙事的深度，呈现了革命叙事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