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雕塑 公园 公共阅读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镜子树》朱焯信
《幸福·生存》米丘
柳暗花明——雕塑展
10月16日,在深圳华侨城,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第2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开展。很超出人们期待值的是,在这么一个很像是由工业生产线制造出来的模型似的城区里,柳暗花明般地聚集出一个在中国最有艺术气氛的雕塑群展。
27件作品几乎件件是各得其所,在展地和雕塑中间能够感受到一种互补的张力。进得展地不远就能看到傅中望的《地门》,两扇巨大的铁门关闭着,紧依着一片微坡的绿地,一把夺目的夸张铁锁似乎守护着土地的秘密或神圣,很浓重很质朴的空间气氛;沿着一条长80米的玻璃桥,走过绿地又不践踏眼下的青翠,隔湖而望是米丘《幸福·生存》系列作品中的一组不锈钢的高至9米的翅膀。不知为什么,远望或近看这4个翅膀,总是遥远而梦境般的,有点孤独却也沉着,尽管高但给人的印象他们并不一定属于天空,倒是有一种对地上生存的俯视和怜惜,同时它也具有很明显的空间塑造力,赋予整个展地一种舒展敞亮和理性乐观的气质。来自澳门的朱焯信做了一个镜子树,一根4米高的不锈钢柱子上挂着10块广角镜,每一块镜子都以不同的位置和角度把周围环境尽收镜中,在风的吹动下,镜子不停地晃动着变换着角度,极有观赏趣味。
从作品的形态和材料的选择富有多样性,雕塑艺术发展至今,雕塑的概念的确早已超出原来的范围,不再仅仅是那老三样材料,而是任何可利用的材料,除了《镜子树》使用的镜子,还有玻璃,陶,水泥,麻,树脂,玻璃钢,现成品;形态上甚至包括了图片装置。
场地是这样规模和效果的展览得以成立的要素。这个场地位于华侨城的芳华苑广场,紧邻着华侨城集团公司办公大楼,是一块公共绿地。原来本是留做建筑用地的,后来计划改变,公司希望能从另一种思路利用它,把它做成雕塑公园。而何香凝美术馆在华侨城的兼管和资助下已经举办过一届雕塑展,第2届在筹划之时有心要办成有国际水平的,首先就顺理成章地赢得了这么一块得天独厚的展地-2.7公顷,有坡,有水。
公园的围栏——生态与环境
什么是有国际水平的?他们的总经理任克雷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意识到了当代雕塑艺术的学术性和公众性的复杂关系,了解中国当代雕塑的两难处境——要么放弃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利和义务,要么迎合“甲方集团”的趣味。为了避免中国雕塑在程式化、庸俗化中的恶性循环,他要“请专家”。比起不少大富大贵的甲方和指手画脚的地方官,这是他的大度和明智。做一个雕塑公园来展示作品是一个很得体的做法,经过一年的时间,可以提炼出一些更经得起推敲更合适的作品放到城市的适当位置,免得像有些地方做了雕塑,过了几年实在看不过,又花很多钱去拆,劳民伤财不说,还使得城市永远没有自身的积累。
第一届的时候,他们是选作品,虽然展出效果也不错,但是并没有真正构成对城市环境的进入和改良。这一次是选雕塑家,包括中国最活跃的雕塑家,和一些年轻前卫的艺术家,还请来了国际级的大师贝纳·维尼和菲力浦·金,他们的两件作品都被华侨城买下,据说这是国内首次购买国外著名艺术家的大型作品。
“生态与平衡”是这个展览设置的主题,艺术家在这个主题下根据场地自由地设计作品,地形,地貌都被利用了,所以,这些雕塑和环境之间很协调,雕塑和雕塑之间差别很大,营造出的气氛很活跃,很酷。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在这里展示的当代艺术都做得很利落考究,不像一般印象中的多少有些粗制滥造,这可能和投资1000万资金大有关系。
如果没围栏就真正是一个雕塑公园了,可以与它旁边的喷泉走廊等街景连贯起来,形成环境的有机部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本来没有设置围栏,竟有人来拣废铁似的从作品上往下揪“零件”。所以不得已而为之,加上了围栏,虽然是绿化的,但还是提示我们注意到了中国艺术自身的生态环境有待平衡。
公共领域公共事
《地门》傅中望
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公共空间的展事,这对于当代雕塑艺术是一个极好的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加上它“生态与平衡”的主题,艺术的公共性就成了它的中心要素。从主题的设定上,它试图在华侨城这样一个缺少历史人文痕迹的新兴人工城市社区中建立起与自然文化的平衡结构,探讨未来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可能关系,这不仅是这一地区,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公共论题。以雕塑艺术的形式提出这样的主题,与满世界弥漫的末世情绪对比,这里“提供的是一份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案”,策划报告中这样说。艺术家的作品也重视观众对雕塑形态的心理期待,保持雕塑在空间上的三维形态和体量感,大多数作品都具有可以与人交流的空间样式和视觉效果,提供公共空间交流氛围的良苦用心在布展上也能感受到。
关于公共领域在现代生活里的重要性,很多思想家早已有多论述。阿伦特强调过,看见你所看见的,听见你所听见的人,必须在场,才能保证你的世界甚至你自己存在的现实性。这无论对艺术家和对观众都是有伦理价值的原则。公共性是把人群联系起来同时又区别开来的机制。没有公共性领域,无论有多少人着迷于小猫小狗小玩意,无论有多少艺术家宏图伟愿的前卫批判,都不具有社会—文化上的现实性和建设性。“文革”时的齐声高呼,或时尚快递中的万人同迷,都不过是同一个声音的延伸和扩大,那不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公共性不是占有了公共空间就算完事,随着中国这20年的市场经济的推进,甲方集团成了主宰公共雕塑的主体,它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强制性地将同一种趣味纳入公共空间,具有时尚趣味或流行标本式的雕塑并没有具备公共性的功能。
同样,艺术家在“杜尚之后再也没有哗众取宠和故弄玄虚的机会了”,在当代艺术中极有地位的意大利艺术批评家奥利瓦在解释现代艺术机制时说到过。因为现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已远不是观赏的对象,而是要形成一种对社会—文化的阐释。艺术品的真实存在也不仅取决于艺术史,它要取决于社会—文化现实的各个方面的总和。
所以,艺术家的任何写作和展览,任何人都有权对它加以评论,即使是非艺术的阅读——像在这次展览中,对高氏兄弟制作的《预言》的指摘,这件雕塑是用废弃的工业元件做的一个球,球上立着一个钢管,钢管顶端有5个箭头分别指着5个方向,有公园旁边的住户就担心有关箭头指着他的家会不吉利——作品也只能在各种见解的表述和讨论中呈现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