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在天才与庸才的成长方式中跳舞

（文 / 王珲）

幼儿教育的尴尬

5岁的妞妞陶醉于喊“刀（到）！”的激昂已有一段时日了。她一遍一遍地要求妈妈大声叫她的名字，“赵满儿！”“刀（到）！”女儿不知疲倦的操练让施武感到狐疑，“妞妞，告诉妈妈，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妞妞说：“在幼儿园，每次排队点名的时候我都想像解放军叔叔那样大声地喊‘刀（到）’，可我不敢，老师会说的。”

自由地表达，自由地玩耍，并不仅仅是妞妞的想法。事实上，家长发现孩子们越来越不喜欢上幼儿园。有个3岁儿子的林伟接受采访时说：“幼儿园的老师都太厉害，孩子们怕。我们家孩子一到周一就赖在床上不肯起，如果能不去幼儿园了，他就跟过节一样。周五回到家就兴高采烈的，周六一大早就爬起来玩。”

零点公司的一份调查表明，家长对幼儿园的不满集中于以下几点：居住条件、设施水平、教师爱心、责任感。教师责任感的缺失更成为每个家长抱怨最多的问题。林伟激愤地告诉记者：“把孩子交给她们，我根本就不放心，不要说教育方法的得当与否，就连对3岁孩子穿衣着装的耐心都没有，我花这钱干什么？！”

林伟的愤怒，也激起了幼儿园老师的愤怒，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老师认为：“家长既要我们当保姆，又要当个好老师，可是我们的地位和经济收入又有多高呢？一味指责我们，生存都成问题，精神能支持多久？”一组数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据1994年的统计，全国企事业、机关团体办园减少4000多所，街道集体办园减少7000多所。目前幼儿园的数量仍呈锐减之势。生源的减少和幼教工作者的大量流失是幼儿园萎顿、亏损的重要原因。

现实把生存空间给了有历史传统和特殊地位的名园。每年入托时节，名园门前的拥挤，是一场家长用金钱、耐力、关系、权力促成的比拚赛。在社会的种种压力和需求面前，北京的六一幼儿园、北海幼儿园、崇文区第三幼儿园等名园，无不是动辄十几个班的庞大规模。让教育家、心理学家不无忧虑的大班教育形式从中学延伸到了幼儿园。

曾费尽周折把儿子送进六一幼儿园的王齐，一年后又办理了退园手续，在儿子入学前的两年里，他选择了自己培养儿子的方式。在王齐看来，近40人的班，孩子不出问题就很不容易了，老师怎么再去进一步关注孩子的特性？集体化的统一管理，有利于老师，有利于全园，却未必对孩子有利—特别是内向的孩子。他告诉记者：“我每周五把他接出来的时候，就看他闷头闷脑地不讲话，一直走出了好远，他才回过神来，哦，原来身边是爸爸，不是老师，这才又说又蹦的。我这么观察了一段，发现孩子给管得太规矩了，不能再呆下去了。”

传统的教育方式

1999年1月10日，北京幼教界的老人们聚在“六一”纪念一年半前辞世的老园长姚淑平。年轻人献给姚园长的歌—《老师，妈妈》勾起了很多的泪水，老人们用回忆整理着老园长52年的办园思想，试图让年轻人懂得“六一”的传统。

23岁的老“六一”毕业生梁爽说：“在‘六一’度过的3年是我记忆中最美好最幸福的3年，老师们的爱和教育给我的一生都奠下很重要的基础，我以是‘六一’人自豪。”

记者在另一天的下午约见了梁爽。这个从北京理工大学刚刚毕业、学计算机专业的大男生思量很久冒出的一句话：“1978年至1980年在‘六一’的感觉，就像是理想的社会主义要过的集体生活—严肃又活泼。”这是一句与六一幼儿园内严谨而庄重的苏式建筑很相适宜的描述。在以后长达4小时的叙述里，梁爽常常不得不纠葛于集体与自我的分辨中。

“那个环境，孩子与老师之间充满了亲切感。比起以后我上的学，那是最没竞争性的，老师也不会用教课、特长等标准来评价孩子。我记得，班里有个小女孩长得特别漂亮，跳舞跳得好，可是她吃饭不好；另外一个小女孩长得不好看，可跳绳跳得好，每次她一跳我们就围着，特别佩服。老师总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和别人的长处，这样心理就平衡。我的性子慢，穿衣服总落在最后，起床最快的小朋友都能得到一面小红旗，我却永远都不会有。后来有一天老师悄悄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先把你叫起来，晚一点叫其他的小朋友，老师来帮你一起穿，你试试看拿一次第一好吗？’结果我真的拿了一面小红旗，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心里高兴极了。老师就这么了解孩子的心理，不让你产生自卑、感到有压力。我虽然动作慢，但我的长项是讲故事，小朋友都爱听。老师甚至还让我到别的班去讲。

“我唯一比较抵触的有两件事，一是早晨起来后必须大便，我怎么蹲都蹲不出来，想尽办法—假装冲水什么的，可老师还指派了一个大我一点的女孩盯着我，弄得我老落在大家后面。为这事，我特恨那女孩。另外就是午觉，我睡不着，就只好睁着眼睛盯住墙上的花纹胡思乱想，从午饭后躺到下午2:30，真难受啊。更难受的感觉是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刚迷糊一会，又被叫了起来—时间又到了。这两种生活习惯我到现在也没养成。不过，有一条习惯我保持的特好，那时幼儿园每天下午4点小朋友们都要坐在椅子上听收音机，我直到小学六年级还在天天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妈都笑我。”

梁爽描述的正是“六一”《幼儿一日生活常规》的内容。26个环节，是老师一天工作的全部，顺利与否取决于对它们的熟稔程度。事实上，七八次修订过的《常规》蕴含了“六一”“保教合一”的所有内容，清晰的表格、简朴的文字规定出的生活、游戏、教育、体育、劳动及自由活动，像经年转动的表盘，让老师和孩子们的行为严格而明确。第4任园长林静华告诉记者，来自社会对“六一”毕业孩子的评价有：听话，自我管理能力强，懂事，独立性强，肯与人合作，学习的后劲足……与之相反的便是“太谦让，没有竞争性，太老实”。

对此，教科研处的青年优秀教师肖延红表达了“六一”的立场：“学会与人为善，是做人的基本品格。‘六一’培养孩子的目标很明确，3～6岁的阶段不应以知识教育为主，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为他以后的任何发展都会打下好的基础。一个实践了50多年的规律，是有它的科学性的。”

未来中国人的样子

搞了23年中学教育的园长刘燕1998年9月上任的时候，“六一”因姚园长辞世、第6任园长的调职已一年多群龙无首了。这位42岁的幼教门外汉一来，便大刀阔斧地减员增效搞改革：辞退所有退休返聘人员，把多年来的4个半人保教方式变为4人，教师工资与保育员拉开……刘燕在厚重的传统中看到一群有责任感却又僵化地守候着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六一”人，‘六一’已有些固步自封了，老师的保守与闭塞，让‘六一’没有活力。六一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在老人们谨慎的关注下，刘燕带着欣喜不安的年轻人开始了“六一”的扩大招生。新小班教室的即将落成，可再迎进八个班（“六一”现有18个班）。刘燕决定改变传统的暑期入园制，从寒假开始打破常规招生时间，随报随入。不放心的家长可以先让孩子试住。一年2万元的小班入园费，可依据不同家庭的情况变化。刘燕说：“把孩子带好与为家长服务是一致的，不这么做，怎么争取更多的生源？这是经济保障。”

同级名园的竞争，小规模、高水准的私立园的兴起，对幼儿教育市场的划分亦日趋激烈，即便是一个家长趋之若鹜的老园，也感受到了压力。家长们觉得‘六一’太安静了，比起在社会上风头很健的幼儿园，‘六一’的名气简直给浪费了”。有人会问：“北海幼儿园以艺术班著名，蓝天幼儿园以舞蹈团著名，崇文第三幼儿园搞双语教学，‘六一’以什么著名？延安精神吗？90年代末了，孩子们怎么来理解？”家长的教育观也大为不同，有的家长认同“六一”集体生活的一致性，有的家长却希望给孩子发展特长的机会，有的家长希望“六一”富于现代感，有的家长热衷于孩子学更多的知识……500多个家庭就可能有1000多种要求，是妥协还是坚待？刘燕告诉记者，“‘六一’的精神正是姚淑平常说的‘一切为了孩子’，‘六一’不可能牺牲孩子的天性去追求外在声名，但下一步我会买40台电子琴，让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就像把音乐贯穿在日常中一样，增加他们的认识。”

为六一幼儿园训练出第一支教师“马背摇篮”合唱团的王齐，竭力倡导大园的小班化教育，“在常规教育之上细化，即分层面对不同孩子”。王齐设想，“‘六一’的改革是打破以往集体主义、平等教育似的模式。科学早就证实，只有5％的人是天才，5％的人是蠢才，‘六一’有这么大基数，就一定有能成为天才的人，他喜欢的就进行强化。混在大多数人中成长，无疑是对天才的浪费。”对普通的孩子王齐也设计了一套绿色教育的方法，他希望在3月春天的时候，每一个以植物命名的班级到“六一”300亩的绿地中，亲手种本班的植物，“要与真实的大自然接触，培养爱大自然的心，懂得了爱的情感，即便不是天才，也能健康地活着”。

王齐的信心源自他对儿子王天阳的教育实践。准备考音乐附中的儿子，很早便掌握了听音练耳的专业水平，而文化课也不用王齐操心，“六一”养成的习惯，让王天阳完全能够自觉学习、自我管理。一年级起，王天阳就自己挤公共汽车上下学。“‘六一’的教育加上我的特殊教育，儿子就成才了。”

一位清华大学的老人曾直言：“过去的清华是培养天才的地方，所以清华就是淘汰弱者，最后一名一定要被筛去；可现在的清华是培养有知识的庸才的地方，大工业化的发展只需要有用的零件了。”他的遗憾与王齐的遗憾一样，最优秀的教育机构就应承担起培养顶尖人才的重任，因为下一个世纪已经如此迫近，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已不是明天的问题。 幼儿园教师幼儿园刘燕六一梁爽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