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诉之于市场的环境问题

（文 / 邢海洋 张绪军）

对于来回奔波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李援来说，1998到1999年的冬天无异于是场灾难。

整个12月，李援在中国的两大城市度过，此时，北京的气温徘徊在O～10摄氏度之间，上海更是初春的季相，气候很适合户外活动。李援很少坐车，利用一切机会消耗在日本积累下的脂肪。天气很好，身体不错，内心的焦虑却有增无减——他刚移民日本，才在丰田公司找到工作，而他将中国生产的车用防滑链卖到日本的业务却越来越难做。日本的天气与中国一样，温暖得很，即使下雪，对开车也形不成危险。

这是一个温暖的冬天，人人都能感受到天气越来越异常。再也没有科学家力图证明温室效应子虚乌有了，而在去年，还有气象学家说没有充分证据表明100年间气温的确升高了。美国环保专家布朗出版《1984年世界的现状》时，关于气温上升的证据远没有现在这么多，14年后，他不必再挖空心思搜索证据了，因为14年来气温年年在创纪录。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布朗预言，全球经济增长已超过地球生态的负荷量，生态系统有崩溃的危险。

面对日渐变暖的气候，与李援有着同样麻烦的还有滑雪生意与冰雕展览。而在炎热的夏天，空调厂商却大发利市。随着环境问题严峻起来，生产商开始调整营销战略。全球而言，市场的调节机制是否能扼止生态系统的崩溃呢?

垃圾处理器

对商人，任何危机都不过是商机而已。当全球都沉浸在继70年代能源危机以来最剧烈的恐怖中时，在日本，人们再次看到类似于利用能源危机抢占市场的商业冲动。对许多日本消费者来说，他们最新的“松下电器”或“日立电器”已不再是立体声环绕系统，而是一种把香蕉皮、鱼内脏和咖啡渣变成肥料的高科技装置。回收生活垃圾的处理器是随着对垃圾填埋场的忧虑上升的。据东京市政府测算，东京湾拟议中的废物填埋场再过30年就会埋满，而下一个废物填埋场，政府至今仍拿不出方案——无论把场址选在哪里，无一例外地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

环保意识的增强促进了垃圾处理器的推广，市场上出现了十余种垃圾处理装置。三洋机电公司生产的“垃圾能手”是一种体积与电视机相当的有机废物高温搅拌式处理器，其内部装有微生物处理过的，可以加速垃圾分解的碎木块。进入垃圾处理器的垃圾几天以后就被转化为可用作肥料的土状颗粒物质。松下公司生产的“厨房垃圾处理器”利用热空气风干并压缩有机废物，在两个半小时内把废物的体积压缩到原来的1／7。在垃圾处理器问世前，很多人放弃了钓鱼的爱好，鱼腥气招致邻居厌恶。现在，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需求也成了购买的原因。

松下公司的发言人门田说，100多家公司已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竞争。1997年垃圾处理器的销量大约为10万台，1998年可望增长一倍。垃圾处理器不仅仅用于家庭，在一些写字楼和饭店，工业规模的垃圾处理器也越来越受到欢迎。

随着人们对空气、阳光等环境因素的渴求，一切环境因素都可能进入市场领域

环境经营

环保意识与环境需求实际上正催生出一个日见成形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一切都按市场规则运作，而商品却有别于传统的商品市场。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98年4月，哥斯达黎加在美国股市首次抛出减少温室效应的气体证券。这是自：1997年11月发达国家达成保护全球气候的《京都议定书》后首次“环境交易”。《京都议定书》通过的一项规定，允许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售”能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能力。哥斯达黎加抛出的证券正是根据该国热带雨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印发的。这个热带小国每年可从出售这种能力中得到2．5亿美元的收入。而对全球来说，这种能力等于每年吸收1200万吨二氧化碳。哥斯达黎加环境部长预测。到2000年发达国家用于减少空气污染的费用每吨将达到100美元，而借助像哥斯达黎加提供的环境服务，治理空气污染的费用可减少到10美元。

卡内基·梅隆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留美博士吴文波把这解释为环境的市场化。随着人们对空气、阳光等环境因素的渴求，一切环境因素都可能进入市场领域，传统上依赖公共政策协调的环境问题最终可能通过市场解决。

而在大众参与到买卖空气、阳光和林荫之前，环境经营仍是以生产企业实现的，环境因素正融在各式各样的产品中，卖点则是消费者对生存环境恶化的忧虑。在发达国家，消费者、投资者的环保意识甚至超前于科学和法律，仅仅通过市场，企业已日感环境压力愈发沉重。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为，环保问题比价格更重要。根据类似的观点，瑞士联合银行在欧洲发放按环保标准给企业评定等级的投资信托“公债”。银行从“污染源企业有倒闭风险”出发，分析企业的成本和公开信息状况，并把财务和环境状况良好的企业纳入“托资信托”范畴。日本的佳能公司也意识到“消费者和投资者是以环境为标准去购买商品和确定投资对象的”。这家公司实行了一整套筹措“绿色材料”的措施，优先购买不危害环境的材料。从去年秋天，“佳能”已迫使80家供货商改进了产品。

防止污染、节约能源从短期看会增加生产成本。但从长期看又当如何呢?许多大企业在财务中引入了“环境会计”观念，从设计阶段到废弃物最终再利用，系统地计算新产品的成本。IBM早就实施了这一设想，1996年支出的环保费用约为1．2亿美元，而节约能源等收益大约是支出的两倍。李援所在的丰田公司也开始了环保战略，1997年12．11，“丰田”出售一款大幅度减少尾气排放的汽车，出售时每辆车公司亏损几十万日元。公司此举意在长远，它希望通过生产环保汽车探讨未来汽车业对环境投资的承受能力。显然，只有超大规模公司才能经受得住“环境革命”的挑战。

市场解决?

在60年代，公害曾是与市场无关的社会问题。工厂不断排放污染物质使邻近居民受到侵害，一系列严重的污染事件爆发后，政府才着手解决环境问题，那时，污染只与公共政策、法律有关系。现在，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仅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环境治理中，一门以生态学和经济理论为背景的对环境市场化的解释——生态经济学也正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在生态经济学里，人们不仅要在污染带来的利润和损失中权衡利弊，甚至，按生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里兰大学的罗伯特·科斯坦萨所说，要“在现代人之间，在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以及人类和别的物种之间在资源和所有权的均衡分配方面提出一个框架”。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把生态中所有因素都定量化已很困难，更不用说还要考虑代际关系。

科学家们为理论互不相让，而环境政策的执行者——政府和有远见的公司却已行动起来。在南非，环保公司与当地的上地所有者达成协议，使几万公顷耕地恢复到原初状态，用于旅游和打猎。在此之前，这里的土地用于放牧和耕作，每公顷每年的经济收入为20～70美元，而现在每公顷土地每年能赚200～300美元。

在保护与破坏生态环境以及兴建环保设施之间，人们也算了一笔细账，并因此决定环境的价格。纽约市花10亿～50亿美元对它上游的凯特斯盖尔山脉的河流源头进行水土保持，而若兴建一座水处理厂，共需60亿美元，每年还需3亿美元的运营成本。通过买下凯特斯盖尔的土地并限制土地的使用，纽约市政府可以保持河流的蓄水能力，一劳永逸。华盛顿特区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瓦尔特·里德说，如果能在全球推广解决办法，从经济角度而言，世界13％的地区可通过对河流流域进行水土保持而保证城市用水。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可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生态系统，因为经济手段通过明确的市场价值支持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这些系统和功能具有排外性，即排斥人们消费。

但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这些“服务”功能也有非排外性的一面，即它们给那些从未涉足生态系统，甚至没有意识到其存在的人带来好处。这些“服务”功能包括水土保持、预防水灾、鸟类和昆虫预防植物病虫害和传授花粉。此外，森林中的碳可抵消温室气体排放物，从而为全人类造福。如果提供这些“服务”功能的土地所有者不能得到任何“服务费”，他们是不愿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的。

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服务”功能和专利权、著作权一样，是一种产权。从环保意义上来说。这些产权包括放牧权、渔业捕捞配额和水域权。为了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应该对这些产权实行明码标价，允许它们上市交易，从而达到促进环境保护的目的。美国政府目前正通过实行排放许可证制度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1990年出台的“洁净空气法”修正案对二氧化硫排放实行许可证交易制度的规定。在实行这个制度之后，二氧化硫的排放大大减少。

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协议”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项协议不仅允许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自由交易，而且还规定，可以向那些通过植树造林而生产同等数量的碳的国家发放排放许可证。这项协议将对森林保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协议甚至提出，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在保护森林方面的努力提供经济补偿。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夫里·赫尔估计，每植树造林一公顷，每年可获取70～80美元的补偿收入。而现在，哥斯达黎加每公顷土地用于放牧的年收入最多只为100～125美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排放许可证制度感到满意。一些环保人士将之称为“污染许可证”。马里兰大学的罗伯特·科斯坦扎赞成实行污染税，他认为征收污染税可促使排放者尽量减少污染。到底是实行许可证交易制度还是征收排放税，似乎是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事情，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事情。

的确。许多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还没有少到需要诉诸市场手段的地步。在某些情况下，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或规定来确定和行使有关权利。但是至少在美国，有关气候变化市场化的观点颇受欢迎。例如，由华盛顿的环境保护基金会在1993年主持的一次交易上，俄勒冈州的一个大型农场同意将从斯雷克河向波勒维尔电力局引水的权利转让。根据美国的《濒危物种法》，波勒维尔电力局应在一年之中几次增加水流量，以改善大马哈鱼的生存环境。经过3年磋商和试验，双方于1997年4月达成最后协定。目前，环境资源信托公司正将斯雷克河及哥伦比亚其他河流所发的电作为“洁净电力”提供给用户。

此外，美国能源工业也有类似的作法。美国电力研究所目前正在帮助一家电力公司——阿勒赫利电力公司——将生态资源管理融入土地管理计划之中。另外一家电力公司——南加利福尼亚艾迪生电力公司已决定开展”环保银行业务”：通过同意不开发具有生态意义的地方而获得向其他单位出让开发信贷的权利。所以，至少在能源工业中，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已开始起作用。

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环境因素

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评估法已有近50年的历史。它是将一个国家每年生产的物品和服务的最后总需求相加。尽管这种评估法被经济学家、新闻记者和政治家广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标准，但却受到环保组织的批评。环保组织认为，它没有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罗伯特·瑞帕托认为，一个国家可以砍光森林，耗光矿产资源，听任空气被污染，土地被侵蚀，野生动物和鱼类被灭绝；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仍不会受到影响。

瑞帕托曾于1989年在印度尼西亚进行过一项研究，并得出结论说，如果将开发木材、石油和土地资源所付出的代价考虑在内，印度尼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要比按传统方法统计的数字低3％。

更激进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根据国民生产多少产品来衡量。

戴利探索出一种“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尽管这一指数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起点，但却增加了未付报酬的家务劳动的价值，然后减去污染、城市化、公路交通事故和广告的代价。但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却不受决策者的欢迎。它还因无法准确衡量其中一些要素而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抨击。

尽管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要求将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的呼声越来越高。1993年，为了对有关建议作出回应，负责为国家决策系统制定指导原则的联合国统计署对新指数的可行性进行了考察。考察的结果是，要想让各国采用新的福利指数，暂时还缺乏足够的数据。但是，联合国还是鼓励各国公布一些有关重要环境状况的数据。为了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欧盟委员会正在收集60项可用来衡量各种自然资源状况的环境数据。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与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收集环境退化造成经济损失的数据。美国环保局也试图收集有关生态服务功能的数据，但在国会却遇到阻力。

新的福利指数之所以不被接受有几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人们对这些指数应含哪些要素以及应如何进行统计缺乏共识。原因之二是国民生产总值从未被作为衡量环境状况的指数。原因之三是各国政府对人类发展指数(以平均寿命、文盲率、入学率和辍学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基础的生活质量指数)抱有更大的热情。另外，人们怀疑新的福利指数可能缺乏详尽而准确的资料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银行环境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卡尔·汉密尔顿说：“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我们要将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我们必须拥有丰富的信息。这就意味着要对每一种污染物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虽然人们的看法渐渐趋向一致，但汉密尔顿指出，大多数发达国家仍不愿接受一种新的指数，这是因为它们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利润的比率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投资全球环境问题环保环境污染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