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我们爱孩子

（文 / 郭佳）

新闻背景

3年前（1996年5月），江苏省江阴市的大坎村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杀人碎尸案。农妇叶建英在和丈夫发生争吵后用木棍打死丈夫并残忍地碎尸5块。这在当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杀死丈夫的叶建英在案发一个月后被判处死刑。

两年后，与此案相关的两个人再度成为新闻报道的热点，一个是死刑犯叶建英留下的13岁的女儿刘小艳，一个是对中建英执行死刑的当地法警大队队长秦洪根。在当地的新闻中，后者对前者的帮助成为执法人员改变自身形象、文明执法的成功典型。

刘小艳失去父母后和78岁的祖母相依为命，他们住的房子仍是发生命案的房子。案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的老师曾就刘小艳的生活问题请求有关领导给予特殊的救济，因其是杀人犯的女儿被拒绝。直至当地法院开展文明执法的活动，刘小艳家的困境才在法警大队的帮助下得到缓解。

法警大队帮刘小艳交付了进入初中的全部费用，开学第一天，秦队长来到学校把刘小艳的不幸告诉她的同学，号召大家不要歧视她。因为有了法警的资助，刘小艳又在全校大会上表示了孤儿不孤的感受及不辜负社会帮助的决心。

在法警帮助死刑犯的女儿成为新闻后，法警大队的人定期到学校给刘小艳送钱送衣服，有一次甚至带了法警大队的全体党员到学校。这期间，间或有电视台的人也一同前去，包括我们在内。

孩子是天使，爱孩子就是爱世界，爱我们自己。

很多次，当我在摄影机之前拿着话筒，面对孩子的时候都不免有种心疼的感觉。《考试》、《校园心理变奏》，还有就是在采访马宇歌的时候。我总觉得孩子是极娇嫩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注定要经历痛苦的挣扎。成长是美妙的，但对于敏感的心来说也是痛苦的。这也是我不愿意要孩子的理由之一。我知道，因为怕孩子经历成长的痛苦而不要孩子，这想法有些矫情。

记得采访马宇歌的时候，太阳西下，正是一天中光线最柔美的时候，10岁女孩那细软的发丝在逆光中格外动人，仿佛有轻风在发丝间悄悄地跳舞。就是在这样温暖动人的情景下，我们所要做的是问一个10岁女孩她是否知道爱她的父亲可能做错了。那时我自觉很残忍甚至卑鄙。我们的节目只是想让更多的父亲知道爱也许会导致错误，爱本身无错，因爱而错却让人遗憾。爱与错相纠缠，本身也是人性人情的一种美，但其中的遗憾让我心疼也让我却步。在这个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曾建议节目的名字叫《我们爱孩子》，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如果我们知道了该怎样爱孩子，也就知道了该怎样爱我们自己。然而爱孩子和爱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令人困惑的命题。难以有正确全面的回答。

因此初次听到刘小艳的故事，我几乎是断然拒绝去拍摄，那像是一个恐怖题材的电影；一个孩子的母亲杀掉丈夫后又被处以极刑，孩子在成为孤儿的同时也成为罪犯的女儿。当然这个故事照例也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很多人在以各种方式帮助这个孩子，那个对孩子的母亲执行枪决的法警大队队长就是帮助孩子最多的人。无须太多对社会的了解就可以猜得出，这件事有多少暧昧和值得怀疑的因素在其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存在着善良与真实的成份。当这些东西混杂一处难以剥离的时候，就会让人迷惑。接触这个题材意味着要去看人性和制度当中残忍、阴暗和伪善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美丽的成份，这就如同进入了一片沼泽地，复杂又没有头绪。况且我最不愿意的就是以记者的身份去面对那个孩子。

到江阴见到的第一批人是法院院长、法警大队队长和什么指导员，他们在介绍自己帮助刘小艳的种种事迹时用了“情暖童心”这个词，但我还是明显听出他们是在把帮助一个孩子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去做。在中国，这原本是场面上司空见惯的，但是把一个这样的孩子拿来做某种工具，真的有一点残忍。

比这更残忍的是刘小艳的母亲杀了丈夫后，还曾想毒死孩子。一个13岁的孩子，眼睛已经是睁开的，周围人周围事是入耳入心的。如此残酷的巨变根本无从逃避，无从忘却，不仅她自己不能忘却，周围的人也不能忘却。并且环境还会不断地提醒她记起往事，提醒她记起自己的身份和可怕的背景。我们去采访无疑也是一种提醒，而且是一种影响很大的提醒。我因此心存犹疑，不知道该不该去见或是该怎样去见刘小艳。我怀疑这次采访是否人道，曾有人说我们的方法有掠夺性，为了我们所谓价值而不顾一切地挖掘他人隐私，而这次采访不仅涉及隐私，还要涉及甚至影响一个孩子的命运。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需要帮助的孩子，完全出于善意的行为却可能造成伤害，怎样对她才不会错？

我们在法警大队队长的带领下来到刘小艳的学校。在所谓专业眼中，校园是出画面的地方，孩子、花草、阳光、读书声、喧闹声。而刘小艳在其中如同一个异样的音符，隐隐地发出异样的声音和色彩。当然这是因为我戴上了有色眼镜，但听了前面的故事，谁又能不戴上这样的眼镜？

带头帮助刘小艳的秦队长正是执行死刑的枪手，每次给孩子送东西都堂而皇之地穿着制服，开着警车，也不管是否正在上课就一头闯进教室。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拿着新买的两身衣服和几个同事一起冲进教室，老师停止上课，刘小艳站起来，其他学生都坐着。秦队长慈爱地摸着刘小艳的头，马上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赠送衣服的仪式。这过程大概几分钟，在我心里却是一忍再忍了很长时间。就在秦队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刘小艳学习怎样的时候，我提醒他是否应该让孩子们先上课，那一刻我以记者的身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口气，所以收效显著。我很少这样，那天是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好像听到几十个已经懂事的孩子在心里说：警察又来给她送东西，因为他的妈妈杀了她的爸爸。重新开始上课之后，警察们百无聊赖地坐在花坛边等待下课，虽然有朗朗读书声但校园显得很宁静。

那之后，我又见到江阴电视台的记者杨杰，是一个和秦队长关系不错的政法记者。几个月前，对刘小艳的帮助经他的手成为一条执法人员改善自身形象的新闻，刘小艳也因此成为新闻中的人物，也要面对镜头讲几句话。于是13岁的刘小艳说：尽管我是一个孤儿，但是警察叔叔的帮助让我感到社会的温暖。中国的新闻很容易让人在镜头前自觉地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常常把真话也说得像是假话。这只是一种感觉，我不是说刘小艳说了假话，而是觉得那不像是孩子说的话。我问杨杰是否想过拍摄刘小艳会给她带来不好的影响，他愣住，迟疑片刻，问我“会有不好的影响吗”，“不会吧”。我默然。

我承认对于某些部门比如法院、公安局我天生就与之相隔膜，很难沟通。对于新闻中的伪善又因为身在其中所熟知而深感滑稽与无奈。我不喜欢秦队长和那个记者，但凭心而论、他们没有做错，不管怎样刘小艳确实得到帮助，而那些帮助对她又很重要。

在采访中我问不同的人相同的问题：“刘小艳是个特殊的孩子吗？”所有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因为她的母亲杀了她的父亲，所以她是特殊的。换言之，她的特殊就在于她的母亲杀了她的父亲。

“那么她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经济上的帮助是无疑的。除此之外呢？秦队长说：这个孩子智力非比寻常，小小年纪就会说我妈妈杀了我爸爸，我恨妈妈，我想爸爸。所以我们要帮助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有两种可能，要么成材，要么很可能走上犯罪道路。我问他是否想到他的帮助会让孩子更加特殊，他说这孩子本已特殊，没必要再遮掩着，那样反而不好。而刘小艳

的班主任说，他不希望有人有事无事不断提醒大家孩子的背景，我问他：“如果此前我们是朋友，你会对我们的采访提建议吗？”瞬间犹豫之后，这位中学老师坦率地说，如果是朋友，他会建议我不要采访。其意婉转，我仍能听出他真正想要说的是让我们不要去打扰那个孩子。而我想要的也正是这样真正为孩子着想的话。那位老师让我有种心气相通的感觉。我曾想问秦队长为什么刘小艳只有成材和犯罪两条路，难道一个孩子成材真的很重要？何谓成材、何者为材？但我最终没有问。在我所做的几乎所有涉及孩子的节目当中，我都试图让尽可能多的成年人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对于成年人，这些好像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已经问了太多次，已经少了问的热情和耐心。

有些事情要得出答案真的不难，而且答案也会很简单。这时候会让人无所适从，好像事情还没有完。如同窗户纸还没捅开，但是又不知窗户纸在哪里。采访结束后，我对秦队长和记者的不喜欢基本消除，我得承认我先前对他们的不喜欢虽然有道理，可面对现实的时候却不免有矫情之嫌。但在节目中，我仍要部分地坚持这种不喜欢，因为感情是真实的，我希望这种真实的感情能传递出一种思考：人道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人是复杂的，为人考虑而又能恰如其分实在不易做到。

在我的很多个有关孩子的节目中，成年人如何对待孩子是我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目睹了很多对孩子的深切的爱以及为孩子所做的巨大的牺牲，但是孩子却因此失去了很多最基本的快乐。我还记得鲁迅在一篇名为《风筝》的散文中回忆他怎样粗暴地约束弟弟玩那只风筝，在童年已经远去后，鲁迅先生懂得了忏悔。而现在的很多父母仍然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成是教育孩子的方针，此外就是尽可能满足孩子对物质的需求。其实人的成长注定要有遗憾，而对快乐的感受也正源于此。知识、技能固然重要，但人生存是为了感受生命的快乐。如果我们给孩子的除了知识、技能之外就是教条和世故，我们没有教会他们善良，没有给他们感受快乐的心灵，那么我们的爱和教育就让人遗憾。

关于爱有着太多太多的说法。在说《我们爱孩子》那个题目时，我心里有着隐隐的痛。我听很多人在谈到对孩子的爱时，除了深切，还有焦虑、困惑、后悔，甚至还有恨。而我真的希望我们在说爱孩子的时候是快乐的，我们的心和孩子一同快乐，我们懂得爱孩子，我们也爱自己，爱周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