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79)

（文 / 布丁 施武 赵爽 孟湄）

幸福的生活

文 布丁 图 王炎

多年以前，邻居二狗家买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他家每晚便高朋满座。后来，电视台播放香港电视剧《霍元甲》，来看电视的人太多，二狗他爹就把电视摆到院子里，观众达数十人，后面的根本看不清电视里的人在干嘛。

忽有一日，那台黑白电视前面立起了一块放大镜，据说影像是以前的1.5倍，站在后面的观众都说，这可好了，能看清霍元甲长什么样子了。

那时我年纪小，总挤在最前面看电视，前面固然是前面，但未必是正面，因此总免不了从侧面看，放大镜中的影像与电视屏幕固有的影像交替进入或汇合进入我的视野，因此，霍元甲的“迷踪拳”总给我极为奇特的视觉享受，那效果极富迷幻感。

如今的电视不是什么稀罕物了，21英寸彩色电视只需1400元左右，这样看，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照这个道理，我们以前总穿蓝布上衣，如今有三粒扣西服，太幸福了。我们以前总是吃熬白菜，如今能吃炖牛肉，太幸福了。以前我们不知道电话是什么，现在居然能上因特网，太幸福了。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可我回忆起当年的黑白电视及放大镜，悟出的是另一个道理，即12英寸黑白电视加上放大镜绝不等于21英寸的电视。

多年以后，我在北京坐出租车（以前我们骑车如今坐出租车太幸福了）时听到了一条广告，广告中的男人邀一女人去滑雪，女人问，是去欧洲吗，男人说，不是去欧洲而是去香山公园。继而又说，香山公园的旱地滑雪比之欧洲并不逊色云云。

旱地滑雪是个什么样子我未见识过，但我见识过所谓室内高尔夫球场，那个球场也宣扬它是个多么卓尔不凡的地方，但我总觉得站在那里像是站在一个放大了的台球桌子上一样。我知道真正的高尔夫球场不是这样。同理，我知道欧洲滑雪并非香山公园旱地滑雪所能替代的，甚至也不是亚布力滑雪场所能替代的。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只有去真正的高尔夫球场打球，去欧洲滑雪才是真正的幸福，而去室内高尔夫玩两下，去体会一下旱地滑雪就不幸福。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你看21英寸彩色电视，绝不肯代之以12英寸电视加放大镜。

我想，当年那些看12英寸放大镜电视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幸福，比之看不上或看不清电视。然而，如今我们观察自己的幸福之时是不是也隔着一块放大镜呢？在我们所力图感受的幸福之中有多少是代替之物，有多少是肤浅的，有多少是悲凉的？

喝茶去

施武

第一次去广东汕头时第一眼就是满世界的功夫茶。路边的警察旁边有一张破凳子，上面放着一套功夫茶具。警察时不时坐下来喝一轮。商店店堂无论大小，一定摆着茶具，老板或店员在那等着招呼顾客的空档里喝着功夫茶。每家每户就更不在话下。那功夫茶具让我爱不释手，小的壶，小的杯，跟北京人喝老白干的杯差不多，讲究点的比那还小。潮汕人冲茶也一丝不苟，每个动作都有一典做解释。我照着他们的样子喝上一轮茶也有了体味茶文化的感动。

如此喝上两天之后，我上街给自己买了一只大杯子，改为咕咚咕咚大口喝了。因为那么小杯的喝，我除了喝了满嘴苦味，没喝着水的感觉。

但回北京时却没忘了带上一套功夫茶具，也兴奋地招来朋友们喝我的入门手艺冲的茶。谁料，那几个人比我还没文化，刚喝上一会儿，就大叫：“换大杯、换大杯！”从此那套茶具空含一腔文化退休了。

所以有人说：“星期六喝茶去，我找到了一个喝茶的地方。”时，我就警惕。我跟着大伙不远万里地去了一个雅处。不远万里当然是夸张，因为那路途与喝茶这日常之事相比实在是过于遥远了。这雅处倒也算雅，木制桌椅挺古朴，冲茶小姐轻声软语，一席草帘隔开邻桌，茶具精细。可是，我们这是干什么来了？怎么都不像来喝茶的，倒像是来受教育的，冲茶小姐还得费心教我们每个动作。由于有汕头功夫茶的经验，我知道这不合我的胃口，我要在渴的时候才喝茶，并且要大口喝才过瘾。至于茶室的宗旨——茶文化，我更想看别人演练。喝茶我还是想按我的生活逻辑来喝。

那位老兄急了，说：“你懂什么叫全球化吗？这就是了。有酒吧的感觉，又有传统精髓。你就喝吧。”

他说的倒不完全错。这里更像约会小聚的酒吧，但是茶并不是这里的传统精髓，只是道具。那什么道具不行呢？

这让我想起一位现在叫洋子的女士。她当年大叫全球化时说，“全球化就是通婚”。后来她嫁了一个美国佬，没过多久她又不声不响地改嫁给一个日本鬼子。问她为什么离婚，只道：“生硬了点。”

（本栏编辑：苗炜）

作家论

赵爽

1998年底，我终于听到了《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要跟他老婆离婚的消息，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据说是位演员，她说她难以容忍卡梅隆的愚蠢。

卡梅隆愚蠢吗？他拍出了那么卖座儿的《泰坦尼克号》。据说，有记者曾问他老婆，卡梅隆拍过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变得更聪明了，他老婆回答说，卡梅隆原来就太蠢了，所以难以比较。言下之意是，他是那么愚蠢，干了什么事也难以洗脱掉身上的愚蠢之气。

以旁观者来看，卡梅隆有个这么瞧不上他的老婆真够倒霉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这人的确有点儿愚蠢。《泰坦尼克号》上演之后，票房极佳，但就是有不识抬举的影评人对这部电视大加指责，其中较为著名的批评是卡梅隆应该多花点儿钱请个好编剧把泰坦尼克的故事编得好一些。卡梅隆不爱听批评，写信给《洛杉矶时报》，说泰坦尼克号的故事怎么不好？那么多人走进影院一遍又一遍地观看电影就说明这是个了不起的经典故事。

一遍遍看电影未必说明该电影就是个好故事。有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一对亲戚年过50，酷爱看一套英语教学节目，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在学英语，而是观察背景——那套片子是在英国乡村

拍的，英国人的小花园、起居室、小酒馆精美别致，给家居环境不好的人以望梅止渴之感。

霍尔顿·考尔菲德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有一句名言——如果一个姑娘对戏剧文学之类的东西懂得一些的话，那么你就得花上多一些的时间判断出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愚蠢。这句话真是至理明言。

现在，我们能轻易地判断出一大批中国电影导演是真的很愚蠢，甚至也能判断出卡梅隆很愚蠢（这花费的时间多一些），但是还得再多花些时间才能知道《好人威尔杭汀》以及一些装腔作势的法国电影是不是真的愚蠢。

就像卡梅隆一说话就暴露了自己的愚蠢一样，有些人一说话就显出了自己的聪明。比如法国作家萨冈，我最近看到了她的一篇访谈录，她说回答记者提问是一件蠢事，除非你能从10个不

同的侧面回答同一个问题。她还说了好多法国式的不着边际的话，给人以特有思想的感觉。事实上，别想着萨冈是法国人，只看她的小说，那么你很可能觉出她的才华跟香港作家亦舒差不多，然而，萨冈这位法国二流作家好像比香港一流作家亦舒更有文化似的——因为她是个法国人。

所以说一个人的背景挺可怕，有位大陆作家看罢《拯救大兵瑞恩》之后提出什么该不该救人的讨论，这问题在咱们这儿就显得特深刻了，唉，判断出谁愚蠢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问孩子把地球怎么办？

文 孟湄

孩子跑来找我，说他又做了他的《狼崽子》杂志里的一些题，要我看他怎么答的：

1．你觉得洗碗用什么最好？用带有经济程序的洗碗机？用沙土？用带有“绿色”标记的洗碗剂？

2．你穿过一片树林，你选择什么样的路程？最直的？花最多的？林间小路？

3．你刚喝完一个塑料瓶装的矿泉水，你把瓶子怎么办？用热水浇，试图把它缩小？把它扔到“塑料品专用垃圾箱”？把瓶底剪下来当喂猫的饭盒？

4．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要想清凉一下脸，你喜欢怎么做？用扇子？用大瓶矿泉水浇脸？用电风扇？

5．要是可能，你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去上学？旱冰鞋或滑板？自行车？父母的车？

6．为什么买水剂彩色笔？为了不买用石油做的笔？为了容易洗净？因为没有味道？

7．离开你的房间以前你最常忘记的是什么？关灯？关窗户？藏起我的秘密？

8．堵车的时候你最烦的是什么？汽车排气管出来的尾气？紧张？噪音？

孩子答完了题，按照测验规则数了数各类答案的总数，然后对号入座，《狼崽子》给他的结论是：“你知道地球需要我们大家的细心保护。但是由于懒惰和大意，你有的时候出了格。如果你把一张糖纸扔在地上，你想地球不会为这一张糖纸而崩溃！但是要数一数如果所有的糖纸扔在地上会有多少糖纸！”

“妈妈，”孩子问出一串的问题：“洗碗机的经济程序和有‘绿色’标记的洗碗剂的区别是什么？你怎么也没有离开房间关灯的习惯？石油做原料的彩色笔是怎么回事？堵车的时候汽车排放尾气是什么？”说实话，有些问题我也答不好。不过，答不好，倒也和孩子一起明白了地球的保护是我们每个人和所有人在生活空间中遇到的悖论和尴尬。可爱的是，孩子们擅长把我们生活中的问题用他们自己的极简单的道理做概括和回答。我还在愣神儿，儿子开了口：“为了我喜欢的那么多的动物，我还是辛苦点儿吧。”一句话，就齐了。

孩子的神情中有一种东西，让你觉得：这种东西至少和政府最近出台的许许多多法律规定和措施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