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隐私权

（文 / 西园）

在纽约租房子，你只要打开一张社区报纸，就可以直接找到房主的电话和地址。可是在北京找房子，除非你有熟人介绍，否则你必须通过中间人。中间人朝哪边收费可以说明市场供求状况，卖方市场上中间人向买方收费，而买方市场上中间人向卖方收费。

在一个星期之内，我跑了3家中介机构，其中有一家的收费规矩是每带你看一次房子收服务费150元，先交—个月房租抵押，如果最后你没有选中满意的，扣掉服务费之后退款；另外两家是先交一个月房租的押金，可以带你看3处房子，如果3处房子你都不满意，则扣掉押金的20%作为服务费。如果你选中了满意的房子，3家机构都要求收取一月的房租作为手续费。

为了避免花冤枉钱跑冤枉路，我一开始就把条件提得很明确：一居室以上非公房，6层楼以下，有热水、冰箱、电话，离办公室3公里半径之内。盘放出去了，一连5天都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就在我打电话给一家中介公司想通知他们降低条件的时候，接电话的一个姓孙的先生告诉我，他找到一套房子包我满意。令我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孙先生嘱咐我不要向房东透露他的经纪人身分，就说他是我的朋友，义务帮忙为我找房子。

那是一套带阳台的两居室公寓，面积和我原来住的那套完全一样，在一个小区居民楼的3层。房间简单装修过了，甚至连暖气都包上了精致的护板，阳台封上了玻璃窗，屋子显得干净漂亮，有热水器、空调、冰箱以及全套现成的家具。那个居民小区坐落在二环路边缘，离公司办公室走路大约15分钟，骑车只要5分钟。

最令我满意的是房东拥有产权，这栋大楼在修建的时候征了他们家四合院的地，作为补偿，就在大楼里给了他们两套两居室的公寓，现在他们自己住一套，另外一套出租。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电话，不过好在公司刚给了我一个移动电话，使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大大缓解。房东出价月租2000元，一次交半年。这个价格比原来的房子贵得多，不过我已经没有时间选择，当场就付了钱。自然，在我拿到钥匙的同时，我付的押金也同时归孙先生所有了。

我的新房东吴姐是个将近50岁的中年妇女，在附近的一家宾馆当服务员。房东显然对我这个海外来的房客非常满意，主动要为我每星期打扫一次房间。我不好意思接受她的免费服务，就每月付给她100元，请她连洗衣服也包了。我出手之大方令吴姐吃了一惊，按当时小时清洁工的价格，这些活30元就够了。

最初我对我的新房东也很满意，她属于那种待人热情的北京人。她就住在隔壁的门洞，丈夫病退在家，还有一对儿女。当她看到我一个人懒得做饭的时候，就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去吃饭。她对我说，如果我不想单独开伙，随时都可以来蹭饭。在她家吃过几次饭之后，她就逐渐把我当成家庭的一员了，命她的儿女管我叫表舅。为了报答她的饭菜，我常常买一点礼物送给孩子。我似乎正在逐渐融入这个家庭，吴姐的热情常常会令人产生一种置身大家庭的感觉。

可是一个月之后，房东的热情就让我忍无可忍。我发现在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自己的隐私权几乎沦丧无遗。吴姐过去在北京典型的大杂院里生活了半辈子，习惯了那种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邻居之间交往就和一家人一样，谁家有什么好吃的，就各家送一点大家品尝；家人外出懒得上锁，就把家交给邻居照应；邻居间串门往往连门也不敲，推门就进。因为要给我打扫房间，吴姐手里有我房门的钥匙，她进门照例是不敲门的，一捅钥匙就进来，常常把我搞得十分尴尬。房东对我在海外的生活充满好奇，进门就一屁股坐下来聊大天，问东问西，一聊就是一个钟头。开始我还出于礼貌耐心地接待她，可是后来越来越无法容忍把这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这种闲磨牙上。最令人头痛的是房东什么时候想和你聊天完全是随意的，想来就推门进来，根本就不看你的眼色和计划，她常常把我事先制定的时间表搅得粉碎。

有一次我故意对房东讲起了美国人隐私权的概念，向她暗示我也和美国人一样重视自己的隐私权。可是房东根本就没有听懂我的暗示，反而义愤填膺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漠，弄得我哭笑不得。有一次房东进门时我正坐在马桶上，一个人生活惯了自然是不插厕所门的，她没有察觉到我在家，随手就拉开了厕所门找抹布，双方闹了个大红脸。可是房东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我安装的那个门铃在她眼里仍旧只是个摆设。

这件事发生后，我决定不再让房东随意进出我的房门，这首先要取消她为我打扫卫生的特权。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事一旦搞不好就会得罪吴姐。为此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里问秘书小姐是否愿意帮我一个忙，报酬是请吃一顿饭外加一场外国电影。她笑着回答说那要取决于我请她帮的是什么忙。我说请她充当一下我的女朋友，在我的房东面前亮一个相。秘书小姐一听大怒，但听完我的解释之后马上转怒为喜，立即摆出一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架势。

我和秘书小姐在房东面前演了一个精彩的双簧，我告诉房东我屋子里的卫生今后由女朋友帮忙解决，就用不着劳烦她了。同时我半开玩笑地对房东说，我将要换一把可以从里边锁的门锁，希望她今后进门前先按一下门铃，否则万一我和女朋友正在亲热，岂不是大煞风景。自秘书小姐露过面之后，房东不宣而入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吴姐把她的好奇心转移到了我的女朋友身上，令她感到奇怪的是我的女朋友只露过一次面便不见踪影。所以她几乎每一次见面都要打听我是否和女朋友吹了。显然她还想恢复她那100元的劳务费，可是我从此再也不开这个口了。

我和房东关系的破裂是由电话引起的。我进驻不久就申请安装了一部电话，我要求房东出一半钱，因为电话的户主是她，今后我若离开，电话作为固定资产也会留给她。房东同意了，让我将她负担的那一半费用从下半年的房租中扣除。

电话装好之后，我回了一趟纽约。从美国一回来我就发现房东在我的电话线上引了一条线到她家，安装了一台分机。一连几天，我每抓起电话，都可以听到另外一个分机也同时被抓起来，有时候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房东在偷听我的电话。

我一脸怒气冲到房东家里，抗议她未经我的许可就安装分机。房东说她出了一半钱，应该享受一半的权利。我说要是她事先告诉我她要装一个分机，我就不会申请这个电话线，我宁愿用我的“大哥大”，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电话。

吴姐以为我在和她说电话费的计算问题，连忙声明她家绝对不会打外地电话，市区电话费她可以出一半。我发现我费了这么多口舌也没让她明白我的意思，又气又急，对着她大声喊道：“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隐私权。你们往外打电话我不在乎，甚至替你们出电话费都算不了什么，可是你们别接我的电话。”

吴姐仍旧对我的愤怒感到莫名其妙，她实在搞不明白，既然我不在乎钱，为什么还要对她发这样大的火。为了平息我的愤怒，她陪尽了笑险，主动承诺今后交电话费之类的跑腿活由她儿子都替我办了，而且答应让我享有接电话的优先权，也就是说，只要电话铃响，一律由我先接电话，如果是找她家人的，请对方再打一遍，他们等铃响第二遍再接。如果我不在家，他们家的人也只能在铃响4遍之后才接电话。

房东的退让态度让我只能容忍这个既成事实。我买了一个叫作电话卫士的小盒子连在电话线上，任何一个分机接通就会自动切断另一个分机，这才从技术上解决了我的隐私权问题。不过直觉告诉我，麻烦还没有完，根据我在纽约生活的经验，凡是共用电话的邻居，即使不闹到反目成仇的地步，最终也会不欢而散。所以纽约人的原则是宁可共用厨房，也不共用电话。

果然，我和房东一家的摩擦自从有了这条电话线之后便连绵不断。房东的女儿上中学，自从有了电话之后便经常和同学在电话里讨论作业。一到放学时间或者周末，电话铃就响个不停，她的电话比我还多，我几乎成了她的义务接线员。更恼火的是她打起电话来常常整个钟头地占着线，令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往外打还好办，最多我用手提电话，最窝火是我刚呼了人，她就把线占住了，让我呼的人无论如何也打不回来。

有几次我急了，就在“电话卫士”上把她的线给掐了。还有一次我问一个给她打电话的男孩有什么事，他说问一下作业。我很不客气地警告他这点小事不要再老打电话，这电话不是他女同学的专线。

我的这些措施立即就遭到房东女儿的报复。有几次我不在家，她很不客气地对着给我打电话的人乱喊。对方以为我的电话变了，便很长时间失去联络，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这小姑娘搞的鬼。自然，她因为自己的恶作剧受到了父母的惩罚，可是我几次因为她的捣蛋误了大事，有一次牵涉到一笔20万美元的生意。当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吴姐的时候，她张大了嘴巴，为了安慰我，她随手就给了女儿一巴掌，可是从小姑娘那仇视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今后的事情只会更糟不会更好。

我终于决定与房东分手了。在我租房满一年的时候，房东问我是否还住下去，我说除非她让我独占电话，否则我就不继续住了。这对于房东是个两难的选择，她考虑了很多天都犹豫不决。

我确实是个难得的好房客，单身，整洁，大方，而且我在邻居面前同样也成功地扮演了她的亲戚，孩子们都管我叫表舅，她自称是我表姐，对外宣称我自然也是免费住在她家的。这一次倒不是因为违法租房的问题，而是为了逃税。如果我走了，下一个房客又要对邻居重新编一套谎话，她如何去圆这个谎呢？她不能像走马灯一样总换亲戚。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看，我离开对于房东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我居住期间为她安装了空调、电话，这房子再租给其他的房客就可以从月租2千涨到3千了。而且，我相信一旦有了电话就会无法忍受没有电话的日子，她未必会同意放弃电话。

果然，几天后房东通知我如果不愿住的话，她也不勉强。她非常惋惜地叹息说，像我这样好的房客实在难找，上次幸亏认识了小孙，由他帮忙才认识了我。她说上次她为了感谢小孙还给了他500元的酬金。我一听吃了一惊，这才醒悟为什么孙先生嘱咐我不要透露他的身份。我忙问：“你怎么认识小孙的？”

房东一脸迷惑地看着我，道：“他说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我是在我们宾馆认识他的，他说可以帮我找房客，怎么啦？”

我放声大笑起来：“他是一家租房介绍公司的雇员，他介绍你的房子给我，从我这里收了两千元的介绍费。你还给他酬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