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大自然的互证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吕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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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让唐锡阳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还造就了一段异国情缘  

1996年7月25日,一个普通的清晨。66岁的唐锡阳独自在家收拾行囊,今天他将带领大学生绿色营的同学们奔赴云南白马雪山,拯救那里的200多只滇金丝猴。

6点40分,唐锡阳接到医院电话,他的妻子马霞(Marcia B.Marks)于10分钟前去世,没有痛苦。

10点35分,被同学选为代表的郭玉石、胡佳手捧鲜花来到北京友谊医院,他们本来是向马霞道别和祝愿康复的。唐锡阳将孩子们手中的康乃馨接过来,轻轻放到马霞的枕边。康乃馨正开得灿烂。

11点30分,唐锡阳出现在北京西客站,登上了开往云南的61次特快。

此次绿色远征还在酝酿时,马霞已发现患了晚期癌症,无法同行。她不但支持唐锡阳远行,还拿出1万元人民币赞助这次活动。这对异国夫妇说:“这正是我们向命运挑战的一种姿态。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没有叹息和眼泪,只想活得更有价值一些,死得更有价值一些。”

“我好像是一个委屈的孩子,一头扑进母亲的怀抱,我们什么都能互相理解”

命运对于唐锡阳来讲,真的是太过苛刻。望着妻子被白布遮盖身躯的瘦小轮廓,唐锡阳无声地流下两行热泪。

这个生长在湘江边的湖湘子弟,如今鬓已斑白,乡音也改了。唐锡阳195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当过团总支书记,入了党,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遭到更严厉的打击,一度失去人身自由。妻子郑北南被红卫兵打死,两个女儿几乎沦为孤儿。

“你知道文革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是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当时,许多著名人物都走上了这条路,所以关押我时,没收了一切铁器用具,包括刀子、剪子;把电灯贴在天花板上,让人摸不着电源;厕所一律取消门扣,上厕所必须有人监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套惩罚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者及其‘反革命家属’的办法,以戒效尤。”唐锡阳的两个女儿,那时大的12岁,小的才6岁。孩子没人照顾,睡觉时爱踢被子,唐锡阳就给他们把被子缝成了睡袋,还让孩子睡觉时穿上棉背心。大女儿上山下乡后,小女儿一个人睡觉害怕,总是大声开着收音机睡,吵得四邻不安……

20年炼狱般的生活,折磨得唐锡阳心力憔悴,是大自然救了他。

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唐锡阳调进北京自然博物馆,主编《大自然》杂志。

“我是被逼进大自然的,大自然救了我。”唐锡阳常常对人形容起他最初时的感受,“我好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头扑进母亲的怀抱里。我流着泪,她叹息着,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什么都能互相理解。”

刚到自然博物馆时,唐锡阳的脑袋上还顶着“右派”的大帽子,中央落实政策还没轮到他头上。他先后给北京和中央有关单位写过71封申诉信,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招来压力和诽谤。那时他到处看到的都是冷漠和轻蔑,“只有进入大自然,才能无忧无虑,因为动物不会歧视我,只要付出努力,你就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珍奇的动物。那里也没有欺骗和贪欲。背包往树枝上一挂,什么时候去取都行。大自然有最美好的画,最迷人的音乐,最纯真的情感,最完美的哲学。”

还是在关牛棚的时候,唐锡阳一家每月的生活费只有45元,他却给孩子们买了两只小鸡。买不起玩具,同样幼小稚嫩的生灵却可以慰藉孩子们孤寂的心灵。但是后来,在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过程中,唐锡阳逐渐明白,大自然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远比他个人的灾难深重长远。“我还能写信、申诉,大自然又对谁去诉说?她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暴雨、干旱、山洪、病虫害等形式来报复,来发泄愤怒。是社会把我撵出来,是大自然让我迷上了她。从此我不再为自己申诉,而为大自然申诉了。”

唐锡阳真的不再写申诉信了,他开始写文章,为大自然奔走呼号。大自然让唐锡阳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同时还给他造就了一段异国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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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锡阳轻轻把康乃馨放在马霞枕边,康乃馨正开得灿烂(柴继军摄)  

“一个高等动物的诞生,一个人类社会的成熟,无不都是无数‘死’的奉献”

1982年春天,唐锡阳在西双版纳遇到了马霞,她是去观鸟,他是去考察亚洲野象。朋友们都说:“他们是由于热爱大自然而彼此相爱的。”

马霞信仰基督教科学箴言派。她的老家离纽约300多公里,大家习惯叫它“大房子”,正式的译名为“奥奈达公社”(The Oneida Community)。一个半世纪以前,著名的圣经共产主义派创始人诺伊斯及其追随者在这里创建公社,以实践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

奥奈达公社一共存在了30年,他们白手起家,共同创建家园,试图彻底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讲,这段陌生的历史也许浪漫得近乎荒诞,然而它的一些形式诸如公共食堂、儿童之家、社会化供给,每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又分明有些似曾相识。马霞的曾外祖母、外祖父曾是这个公社的成员。

马霞是最早来华工作的美国专家之一,那时中美还没有建立邦交,她在一所中国高校任教。每到假期,她都会背起行囊,以前是一个人,后来她和唐锡阳一起走,鸟岛、张家界、梵净山、草海、卧龙、九寨沟……中国著名的自然保护区,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了更好地学习国外环保经验,促进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这对异国夫妻还自费环游世界。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马霞一直和唐锡阳生活在北京丰台区一个颇为宁静的小区里。除了偶尔在早市买菜,邻居们很少能见到这对夫妻的身影。他们的世界,似乎永远在那两间斗室里,永远在他的未完成的著作里。癌症的折磨,使马霞骨瘦如柴,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但从确诊到住进医院,她仍以超人的毅力阅改了5部著作和大量文稿,有时甚至于偷偷趴在床上或躲在厕所里清理浮肿破水的创口。

了解到马霞的病情,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颜颖曾自告奋勇留下来照顾马霞,但被他们夫妇拒绝了。唐锡阳在回信中谈到他们面对死之渐渐逼近的感受:

“我联想到大马哈鱼的死,它们不避千辛万苦,长游万里,天敌拦截,精疲力竭,最后粉身碎骨,把一切献给‘生’。所以它们成了生物世界中最顽强、最旺盛、最壮观的一种生命现象。推而广之,一个森林顶极群落的形成,一个高等动物的诞生,一个人类社会的成熟,无不都是无数‘死’的奉献。”

“每一块土地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大都是新近建立,偏僻边远,人迹罕至。考察的道路也和他的人生道路一样,曲折崎岖。但他感到欣慰。从这个遥远的地区跑到那个遥远的地方,像黔金丝猴、朱鹮、亚洲象这些濒于绝灭的动物,前往考察而又能亲眼见到的人都为数寥寥,但其中就有唐锡阳。”在一篇文章中,马霞这样介绍她的丈夫和他的事业。

那时《大自然》杂志是个季刊,唐锡阳一个月组稿发稿,一个月出版发行,一个月就用来实地考察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几年的时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所有著名的自然保护区。那时他50多岁,而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才刚刚会走路。

几年以后,唐锡阳把他的心血之作捧献给大自然,书名为《中国自然保护区探胜》。这本书先后被翻译成英文和蒙文,荣获首届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并得到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关注和赞助。

1988年6月,唐锡阳和马霞开始了他们的自费环球绿色行。历时7个多月,他们先后访问了前苏联、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美国以及香港。以后又陆续去过加拿大,几年来一共走访了50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要取经,就不避旅途艰险。为了拍摄黑鹤的一张照片,唐锡阳爬上13米高的树上平台,那平台因两年多没用,树桩摇晃,唐锡阳几乎从上边摔下来。为了海底观鱼,唐锡阳忍着伤痛,潜入冰冷的海水,以致连续几天直不起腰来。他们两次在原始森林中几乎迷路,……但毕竟是取回了“真经”。在《环球绿色行》这本书里,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同凡响的见解,有些甚至直接冲击我国的传统观念,这本书被认为是我国自然保护方面的经典。

在美国,一位朋友给唐锡阳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给皮吉特湾印第安酋长西雅图(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就是以这位酋长的名字命名的)写信,要求购买印第安部落的土地给美国新移民。西雅图回了一封很著名的信。这位印第安酋长写道:“每一块土地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河流是我们的血液,奔跑的动物是我们的兄弟,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难道要我们出卖自己的兄弟姐妹吗?……”

不是总统教育印第安人,而是印第安人教育总统应该如何热爱和保护大自然。

回国以后,唐锡阳一边忙于著作,一边积极投身于民间的自然保护事业。他到学校里演讲,到电视台大声疾呼,还帮助一个青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个人的动物自然保护区。

去年年底,一个陌生青年的电话打到了唐锡阳家,也许是命中注定,这对患难夫妻生命中的最后旅程,注定要添上这样不同寻常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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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和唐锡阳建立了相互契合彼此呵护的关系  

“大自然是一本书,不问境遇如何,道路如何,前景如何,只要认真去读,总会开卷有益”

来电话的是云南青年奚志农,也是《环球绿色行》的忠实读者之一。因为热爱大自然,他扛起摄影机,追踪拍摄滇金丝猴。今年初,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云南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在保护区南侧砍伐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

到奚志农给唐锡阳打电话时为止,新修公路已逼近这片森林,开春就要进行商业砍伐。大自然面临一场新的灾难。

对于唐锡阳来讲,大自然是给了他生命和爱情的恩人。从那时起,他们就建立了相互契合彼此呵护的关系,每一片山林每一条河流每一群动物,都与他的生命意义息息相关。

唐锡阳马上把这些材料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给了曾支持和鼓励过他的宋健同志。随后又通过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社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他们的上下奔走,引起有关领导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国务委员宋健和林业部长徐有芳、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先后批示给有关方面。到春节前后,这片原始森林终于被暂停砍伐。

然而对于唐锡阳,这一切还不算完。政府的、领导的工作完成了,问题依然存在。地方经济要发展,人民环保意识亟待加强。唐锡阳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群众(尤其是当地群众)与科学家、政府三者结合,才能真正解决环保事业的问题。”

唐锡阳的行动得到了北京大学生的积极响应。

中国新闻学院、北京林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一些学生环保社团也闻风而动,组成了“拯救滇金丝猴”小组,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并最终导致了这次云南之行。大学生们表示,他们将通过实践、体验、锻炼、传播、交流等方式,把每个年轻人明显的和潜在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走到哪里,就把绿色的种子撒在哪里。除了学习、考察,他们还将结合专业知识,写出专题报告,其中的一个题目为“试探德钦县持续发展的道路”,探讨“木头财政”之外的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

到记者发稿时为止,大学生绿色营的同学们和唐锡阳仍在白马雪山。他们在61次列车上所做的环保调查已陆续见诸报端。

“大自然是一本书,人生也是一本书,不问境遇如何,道路如何,前景如何,只要认真地读,总是‘开卷有益’。”这是唐锡阳题在他书上的赠言。

而她的妻子马霞则用另一种表达方式阐述了几乎同一观点,在绿色营的开营式上,我又通过录音机听到了她熟悉的声音:“你们要向大自然虚心地学习,耐心地学习,不仅去结识那些美丽的珍禽异兽,而且你们还要学会互相学习,学会彼此欣赏……你们付出的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

我不知道,白马雪山那纷繁明暗的绿色,是否因为这两位已隔生死两界的老人,而具有了生命的意义。

20年前,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个登上月球。当站在38万公里的远处,看到小如弹丸的地球时,他感到地球不仅是一个绿洲,一个孤岛,而更重要的是,直到目前所知,它是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他说:“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那样突然警觉到,保护和拯救这个家园是如此重要!”

印第安人西雅图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的信

总统从华盛顿捎信来说,想购买我们的土地。但是,土地、天空、河流……怎能出卖呢?这个想法对我们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正如不能说新鲜的空气和闪光的水波仅仅属于我们而不属于别人一样,又怎么可以买卖它们呢?

这里的每一块土地,对我的人民来说都是神圣的。哪怕是一根发亮的松针,一块沙砾的海滩,一片林中的云雾,一颗清晨的露珠,还是一只鸣唱的小虫,所有这一切,在我们人民的记忆和现实中都是神圣的。

我们熟悉树液流经树干,正如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岩、草地、动物和人类全属于一个家庭。

大河小溪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那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必须记往:土地是神圣的。清澈湖水中的每一个倒影,都反映着我们人民中的历史事件和生活历程。那潺潺的流水声,便是我们祖辈的亲切呼唤。

河流也是我们的兄弟,它解除我们的干渴,载运我们的独木舟,哺乳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因此你们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给予河流以慈爱。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必须记住:就如同空气一样,对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它给了我们祖先的第一次呼吸,也接受了他的最后一声叹息;同样的,又将给我们每个子孙以及所有的生命以灵魂,因此你们必须保持土地的神圣性,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土地上的百花争艳和扑鼻馨香。

你们会教诲自己的孩子,就如同我们教诲自己的孩子那样吗?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土地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也会赐予我们的子孙。

我们知道,人类属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人类。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血液把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一样。生命之网并非人类所编织。人类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根线、一个结。但人类所作的一切,最终会影响到这个网络,也影响到人类本身。因为降临到大地上的一切,终究会降临到大地的儿女们身上。

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土地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上帝所宝贵的。我们伤害了大地,就是对造物主的亵渎。

你们的命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所有的野牛杀光,把所有的野马驯化,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如果原始森林中尽是人类的足迹,幽静的山谷中布满着横七竖八的电线,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如果草丛灌木消失了,空中的雄鹰不见了,马匹和猎犬也失去了用场,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这一切,只意味着真正生活的结束和苟延残喘的开始。

当最后一个印第安人与荒野一同消失,他们的记忆就像草原的云影一样在空中浮动的时候,这些湖岸和森林还会存在吗?我们的灵魂还会存在吗?

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初生的婴儿热爱母亲心脏跳动的声音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就要像我们一样地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始终不渝地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精神和情感来保护大地,就像上帝对我们大家所做的那样。

正像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一样,你们也是大地的一部分。土地对我们是珍贵的,对你们也是珍贵的。我们懂得一点:世界只有一个上帝。没有人能够分开。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我们终究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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