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的小受害者

文·黑泽达瑞尔·克拉克的家座落在风景宜人的圣安东尼奥市郊，前庭后院，草木葱茏，有狗舍和湛蓝的泳池。对于达瑞尔本人，以及其他那些4年前曾参加过海湾战争的70万美国士兵来说，当初所憧憬的生活形态都原本不过是眼前的样子。

然而，4年之后，生活在幽雅环境中的达瑞尔们其实仍笼罩在海湾战争的无形的巨大阴影之中，战争的痕迹甚至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后代身上。

达瑞尔的女儿坎妮迪，今年3岁，她的脸上布满古怪的红疱。坎妮迪生来就没有甲状腺，一旦停止每日的荷尔蒙治疗，她幼小的生命就会宣告结束。

达瑞尔在海湾战争中是个伞兵，在“沙漠风暴”中曾经出生入死。海湾战争带给他和大约4万5千其他美国和盟国士兵哮喘、肾病、复发性肺炎等等海湾战争的综合症。与其他越来越多的战友一样，达瑞尔生了一个先天残疾儿。

美国从1991年就开始了对海湾战争综合症的研究。早在那时就接连有不少海湾战争后退役的军人诉说了自己所患的各种奇怪症候，而诊断一直无从下手。早在1993年6月，联邦疾病控制中心(CDC)就已证实，海湾战争的退役军人们常常集中患有从疹子到机能控制失禁、从脱发到丧失记忆、从慢性消化不良到身体各部位慢性疼痛的疾病。然而1995年8月，美国五角大楼的一项研究则指出，这些军人或其家属中出现的病症不具什么特别意味，寄希望于以此来隐瞒其与战争的联系。自1993年起，美国《生活》杂志自作主张地连续追踪报道了一系列这类无辜儿童的病状。据说，曾参予海湾战争的相当一部分美国士兵婚后生育的孩子都具不同程度的残障。《生活》杂志希望讨论：这些无辜的孩子是否是美国政治举措下的牺牲品？美国政府是否应对这些不幸的家庭承担应承担的责任？

曾在海湾战争前生养了两个健康活泼孩子的李察德·阿诺德并不是军人，海湾战争期间他正在波斯湾做民用飞机机械师。这意味着他同士兵们一样分享了那里的硝烟和战火。回国后，李察德·阿诺德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丽娅，她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如今丽娅3岁了，双腿仍不能挪动和弯曲。

根据美国财务总署在1994年的一项报告，海湾战争中的美国士兵们等于是置身于21种潜在的“再生性有毒物”中，比如他们曾用柴油燃料来压止风沙；他们曾从浓烟滚滚正在燃烧的油井边走过；他们身上喷满了驱虫剂……而其他的再生性有毒物污染中还有导致生育障碍的药物成份，何况伊拉克在以往的战争中还使用过毒气。

一些诊治过海湾战争退役军人的医务人员认为，这些曾立下过显赫战功的人或多或少吸收了过量的化学毒气，他们的体液其实已经染毒(严重的是不少军人的妻子们也已被传染；她们中有些人抱怨说她们的丈夫的精液灼伤了她们的皮肤)。有些医务人员在相信化学放射物导致士兵们产生生育障碍的同时，还认为这与伊拉克在战争中使用的细菌战术有关。另外，灾难还可能肇始于沙漠中一种携带了病菌的飞蝇。

美国政府一般对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海湾战争退役军人协调委员会”主任罗伯特·罗斯维尔就说，那些说法都“不着边际”，但他仍然还是提出了又一种假说，即在军队中使用的一种叫作PB的药物。

如果PB果真是问题所在的话，那么其致病原理是与战争中所使用的驱虫剂产生了交互作用。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否认PB药物之说。卫生部一位专家斯蒂芬·约瑟夫就一直怀疑：“我不认为一个人因为曾经暴露在某种化学环境里，两年后精子便会出现问题。”军官布莱德·敏斯并未曾服过PB，但在战争中为防止细菌战对生命的威胁，他的确种过某种疫苗。他一直将事后发生在他家庭中的不幸，归咎于这种疫苗。布莱德·敏斯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Golden-har综合症，脑和脊柱失衡、无左耳、食道不连通。目前这两岁多的孩子只会打手势，排泄物只能每日由大人通过腹部的假肛引流出来。布莱德当时是15万接种此种疫苗的士兵中的一员。当时海湾战争中的士兵们慑于军规和军事法庭的压力，不能对此疫苗发表议论，甚至无法事先检查过敏与否。退役军人协调委员会的梅杰·希尔说：“人们一致认为，由于人们接种的疫苗太多了，免疫系统遭到损害。而且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化学战和生物战的因素。”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报道，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癌症研究专家加斯·尼古拉斯的研究结果是，支原体感染改变了血细胞的遗传基因结构，从而使海湾老战士患此神秘病症。

军属梅兰妮·艾亚斯称，自1993年11月她的5个月大的幼子麦克死于心肌梗塞起，她对生活的许多天真想法就被一起埋葬了。梅兰妮受孕于格兰从海湾返回之后，麦克出生后先天患有原因不明的mitral-value缺陷。一天夜里，他从惊悸中哭醒，接着就手脚冰凉地死去了。

麦克死去后，梅兰妮封了自己的卧室，甚至想把自己也封闭起来。但不久后，她就遇到“数目多得惊人”的其他“经历过海湾战争的父母”。他们和她一样绝望地苦苦寻找问题的答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否还有希望健康生育？这些经历过海湾战争的父母反映，军医们往往惯于对此症状低调处理，拒绝开诚布公地与家长讨论病因病况。非谈不可时，就搬出一些通常的统计数字来搪塞，比如美国出生婴儿的先天残障比例为3％云云。梅兰妮说：“我真想把我幼子的遗照摆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时不时抬眼看看吧!好让你们能说点真话’。”的确，事实并不是一个“至少3％”的说法所能遮盖的。Goldenhar综合症的出现率为26000分之一，而在这短短三、四年里在“经历过海湾战争的家庭”中已出现了10例。目前美国全国研究“经历过海湾战争家庭”的项目有30多个，据一项数字统计，一次对400位经历过海湾战争的退役军人的调查显示，战后他们的婴儿中存在先天性障碍和免疫系统问题的比例竞高达65％。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悲愤地向社会诉说，“我们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们的孩子们到底做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香港《南华早报》12月9日载文《海湾战争的重大掩饰》揭露，所谓美国和盟军未接触化学或生物战剂的说辞是一种谎言。文章指出：“海湾战争中的一系列事件一直被官方沉默地掩盖着，成为现代战争史上最突出、最耻辱的掩饰之一。”

在这种气氛下，希拉里·克林顿终于表示要力促一项新法的实施，使战后综合症的受害者们得到援助。在1994年8月一次总统建议委员会的讨论会上，她呼吁：“正像我们依赖过被我们遣往海湾的士兵们一样，我们得向他们证明现在他们是可以依赖我们的。”

但总统夫人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真正的救援仍然没有发生。

“我还是感到愤慨、沮丧、难过”，靠每日荷尔蒙治疗苟延残喘的小坎妮迪的父亲达瑞尔·克拉克说，“无论政府和社会，居然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说：‘我们或许犯了错误，我们能为你的余生做点什么。’” 海湾战争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