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于生活

文·刘东

《生活》周刊约我诌一篇“准生活谈”。但我今儿早上打开电脑后，敲出的第一个单词却是“腐败”。“腐败”眼下跟咱们的“生活”真是越来越过不去，无论“衣食住行”，哪方面都避之不及。

举例来讲，对于吃喝方面的“腐败”，小民们往往只盯着那些可望不可及的支票宴，而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日常起居中，“腐败”也照样大行其道。依我的愚见，最要命的还得数后者：要是“腐败”只意味着轮不到老百姓去大饭庄里胡吃海塞，总还不至于影响到大家的基本生活，甚至不耽误咱们去自寻一番小乐。而一当“腐败”意味着用地沟油炸成的油条(或者用漂白粉蒸出的馒头)，那就逼着你连勉强度命都很困难了。

诗人杨炼最近连着回国两趟，就弄得朋友们为此而大伤脑筋。头一次是由他做东吃火锅，结果竞买来了一堆大牲畜肉，涮出了一锅无法下咽的黑汤和碎末，使我不得不败兴而归。第二次则由我回请喝“茅台”，没承想大家在从外到里研究了许久之后，仍只能权且喝下满肚子的狐疑，遂使我这偶一才敢为之的“豪举”，仍未能让老友尽兴而去。

所以，且慢教小儿们去习唱所谓“大腐败……中腐败……小腐败……”的民谣罢，还不如老老实实地问一句：咱们身边到底还有多少不腐败的呢?

这世道正好比“一篓子螃蟹”，你钳着我我夹着你，谁也拔不出脚来，整个儿成了一个“腐败”的连环套!比如你今天想出门去借书，首先就会发现咱们的图书馆已经“腐败”了，等他慢吞吞地把书取将出来，你还根本来不及看上几眼，就不得不先去买他专营的那种质次价高的盒饭了。于是，你会觉得还是自己掏钱买书更便当。可刚奔到书店不久，又难免要嗟叹，咱们的学术界也早就“腐败”了，充斥在书架上那些堂而皇之的“专著”，实则多是“专为评职称而著”，其内容竟比劳山道士的斋饭稠不了多少。而若是尽力寻索之余，你碰巧还能购得一捆“干货”，却又会在努力搬运它的途中发现，咱们的“祥子们”也照样“腐败”得可以。他们对你的苦苦陈情绝无测隐之心，只要道路稍稍不合其意，保准会“拒载你没商量”……

这还不算完!每当我驮着重物望家兴叹时，总又会忿忿不平地想起，咱们的新闻界也早已“腐败了：有一家最负盛名的大报，连派个记者光临寒舍一趟都没来得及，就急着为我的“乔迁之喜”发了消息，说我从前要穿过整个城区才能赶到社科院，而今这种情况已大有改善，殊不知鄙人是搬到了“七环以外”，上班时不光要穿越整个城区，更要穿越大半个郊区……

所以我绝不是危言耸听：咱们这个生活共同体，“腐败”之风已拥塞了咱们的每一个毛孔，构成了日常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部分。没准儿大家早已对此太习以为常，反会觉得我这些正襟危坐的议论才是“大惊小怪”呢。

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发一声惊呼：偌大的一个文明古国，究竟能“如腐败何、如腐败何”呢?因为我毕竟还念过几页世界史，想不出哪个民族要是让这种风气到这等程度，危险有多严重?

追根刨底地说，最可怕的还不在于滋生了“腐败”这种病态的社会现象，而在于人们竟已对此“见惯不怪”的病态社会心理。前者尚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常见事实，而且尚可以依靠民意的力量来加以整治。而后者却只能说是咱们自家患上的独特顽症，弄不好真要使每个人都从心里往外烂掉垮掉的!

咱们身边的事情无论巨细，上述道理总是适用的。比如从小处讲，正像意大利影片所描绘的那样，“偷自行车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是难以杜绝的，这本身尚属正。可要是“丢自行车的人”全都被逼无奈，只得到黑市里买一辆“赃车”回来，从而暗中鼓励和助长了偷窃之风，那这些人就无异于小偷的“同谋”了。再如从大处讲，这本身亦属正常；可要是哪位营私舞弊的“父母官”业经查明是犯下了足够坐一千年大牢的罪行，居然还能被堂堂正正地称作“同志”，甚至大家还居然并不觉得这种称呼多么刺耳，那就同样无异于“硕鼠”的“同谋”了。

正因为这样，不管“腐败”怎样地浸透了我们的生活，我也决不能苟同那种论证其“正面功能”的荒谬说法。不仅从有形的资源来看，这种不正之风已经并且还在降低着行政效率、误导着宏观调控、败坏着投资环境；而且从无形的资源来看，它更带来了社会基础准则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控制成本的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真是在“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因为任何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都必须依靠文化规范的无形支持，在它所允许的限度内进行，而我们现在竟要把祖传的文化传统“透支”殆尽了，叫后人将来如何拯救“礼崩乐坏”的危局?

无论如何，即使暂无能力彻底清算这种消极的社会风气，大家也必须在心念上保持着对“腐败”的足够警惕，——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会连力挽大错的心劲儿都被毁弃了，咱们还谈得上“生活”么? 反腐倡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