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音乐的冬夜

（文 / 海克）

散场了。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的大门里，涌出一股又一股的人流。黑压压的穿着冬装的人群挟裹着车流，在宽阔的长安街两旁涌动着，又在长长的路灯下慢慢稀疏了。

1994年11月23日，一个本很平常的京城之夜。伊萨克?拍尔曼，祖宾?梅塔，以色列爱乐乐团，却用乐器的歌吟，为这个冬夜画上了难忘的印记。

也许，很多年以后，眼前这些正匆匆赶路回家的乐迷，会在后辈们妒羡的眼光中，如数家珍般地炫耀这一晚的所闻与所见

夜雾中，回头望望那幢已变得默然不语的巍峨建筑，想起几分钟前刚刚结束的那场音乐会，心间生出一种满足和一丝惆怅。

以色列音乐家们演奏了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对于这两位大师，我们是太过熟悉了。我更希望的，是在音乐会上能听到纯粹些的犹太音乐，尽管世上已有门德尔松、马勒、勋伯格这样的犹太大作曲家。

也许，这是因为我对犹太文化有着好奇与偏爱的缘故。

对于犹太人与犹太文化，我们似乎知道得很多：从旧约圣经到民族漂泊到建国以色列，从马克思到爱因斯坦到弗洛伊德，从罗思柴尔德到卡夫卡到海非兹，等等。

但细说起来，似乎又很隔膜很陌生。因为一切接触都是间接的，都是要通过翻译录音图像，而无阻隔地去接触真真实实的犹太人与犹太文化，几乎从未有过。

今年春天，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位现代派绘画大师作品展。在这位大师的世界中，人群牛羊的缝隙间长满了丛丛鲜花，情侣死亡提琴山庄在尘世之上的天空呢喃。最后，当我站在展厅的中央，环顾挂满四壁的画作时，那由宝蓝紫红柠檬黄深绿等等组成的无与伦比的和谐色调，深深地将我震撼。我不由想起旧约圣经中那无比美妙的“雅歌”。这位大师就是犹太画家马可?夏加尔。

在这冬夜的音乐会上，以色列爱乐乐团又演奏了保罗?本?海姆的作品。这该是我直面接触的第二位犹太族艺术家了。

也许，真如节目单上所介绍的，本?海姆的第一交响曲慢板乐章《诗篇》，以东方旋律描绘了一种平静的无拘无束的境界。但是，当乐团演奏完这部作品后，在我心中仍回荡不已的，却是乐曲高潮中弦乐声部那歌啸般起伏的悲鸣。它象是苍茫大地上，一群苦痛的灵魂在挣扎着，呼喊着，祈祷着。最后，它获得了安宁，但这却是历经苦难之后的平静。

我们没能听到本?海姆的其它作品，但这位以色列第一代作曲家曾经说：“战争的暴力、毁灭性的破坏，把我们的泪水从双脚洒落满地，这些难以忘记的印记深深刻印在我的作品中。”

这种悲天的情怀，是犹太人的，以色列的，但又超越了种族与国别。

东方人的耳朵，是很偏爱旋律乐器的。很多乐迷向往这场音乐会，就是为了拍尔曼。

当今世界的小提琴名家，多为犹太人，如海菲兹，艾尔曼，斯特恩，梅纽因，奥依斯特拉赫，……乃至有人将小提琴称为“犹太人的武器”。而其中最佼佼者，当数珀尔曼。

当如潮的掌声响起时，我知道，珀尔曼出场了。我没有动。我坐在二楼后区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演奏台显得很遥远，而左前方那粗大的柱子，又挡住了视线，使我只能望见演出台的右半边。乐团的小提琴组奏出了柴科夫斯基D大调协奏曲那质朴短小的引子，一个音色独特的琴声便轻轻响起。

珀尔曼在开始独奏了。这个我只从演奏录音中结识的小提琴大师，真的已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来到我的眼前，用那可敬畏的斯托拉第瓦利琴歌吟了？一时，我有些如梦如幻。我要用眼睛验证珀尔曼在场。我从前排一位听众手中借来望远镜，右斜着身子，从密密人头的上空，由右侧向左侧寻觅。终于，在指挥祖宾?梅塔的左手下方，看到了一位坐在椅子上双腿垂地的壮实的卷发男子，憨朴的脸庞俯在小提琴上，厚实的大手在指板上跳跃着。啊，他就是珀尔曼。

当协奏曲最后一个音符在空中消逝后，人山人海的大会堂里响起了无休无止的掌声欢呼声。珀尔曼拄着拐杖，一次次返回前台谢幕。

他加演了巴赫那首明快如春天的无伴奏小提琴曲《加伏特》。

我无法体会到在演出台上面对上万名乐迷欢呼鼓掌时的那种感觉，也无法看清珀尔曼的脸部表情，但他以这首名曲中的名曲作为加演曲目，足以表达出他对中国乐迷盛情的回报了。

也许，我该知足了。我毕竟进入到了大师们演出的现场。尽管在显得异常巨大的大会堂里，我始终觉得自己处于音乐的边缘，音乐无法俺没我的全部身心。

音乐会上，以色列爱乐乐团加演了中国作曲家贺绿汀的一首管弦乐作品《晚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我不由想起那首名叫《小白菜》的北方民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位台湾歌手的一张专辑中，看见了这个土得掉渣的歌名。当时很奇怪：她何以要选唱这么一首歌？待听到它被唱出来后，我竟被它那极简单的词曲抓住了，三番五次地选听它，不觉厌倦。过后，我常常忍不住要想象，如果它被改编成小提琴曲后，演奏出来，会有怎样的效果。

再细一层想，那高亢又细腻的陕北信天游，那有着阳光般灿烂音调的西藏民歌，那婉约缠绵的江南小调，那摇曳如凤尾竹的傣族歌谣，哪一方的中国音乐，不可以在西洋乐器上唱出绝妙的乐声？

也许，中国本就不该只有一首《梁祝》，一首《思乡曲》的。也许，中国的民族音乐本就该通过异域乐器来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也许，中国的民族乐器，早就该不仅仅演奏那些久远的名曲，而且也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心灵。

这样的日子还有多远？不知道。我只想起不久前，在北京举办国际钢琴赛期间，面对中国孩童的“钢琴热”一位澳大利亚评委曾这样表达他的困惑：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中国人这么热衷于西方的音乐？相反，西方人对中国音乐并不怎么了解。

从报上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当时就在心里给了这位外国客人一个回答：这就对了。向先进文化学习，是一种再健康不过的心态，“钢琴热”不过是一小例。但学习并不意味着忘记创造。当学习者达到乃至超过被学习者的时候，他必将回过头来，寻找并创造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我并不会对西方人的那种态度感到愤懑，更不会为中国人感到悲伤。固步自封的苦果，中国人很早就已尝过了。

我还有一个梦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几处中心城市，如北京，如上海，如广州，能拥有更高级的音乐殿堂。独特的建筑群里，有大中小型的演奏厅。在那里，不仅能欣赏西方的器乐与歌剧，而且还能聆听到二胡，古筝、琵琶、箫与笛的声音。在那里，不用通过层层安全检查，而只需通过验票员就直接进入殿堂。在那里，也没有用来弥补回声效果的电传扩音设备，而听到货真价实的乐声。在那里，没有人会为座椅总发出难耐的咕咕声而心烦。在那里，人人都穿着笔挺西服或中山装去听西洋乐或民乐——欣赏音乐需要某种仪式来创造氛围，使人们与尘世杂务暂时隔离开来，在喧嚣中静下心来，进入那声音的天国。

也许，对当今很多中国人来说，时常进音乐厅听演奏，还是一种太过奢侈的享受。连那满城都是音乐发烧友的说法，也多多少少是一种错觉。有钱与有闲，还需中国人通过努力劳作来获得。

什么时候，世界大师们，能以进入中国的艺术殿堂为荣？什么时候，中国的天才们，能将自己的杰作自信地面向世界？

在这企盼的日子里，且让我们先静心聆听异国大师们的放声歌唱，在冬夜。 艺术音乐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