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改的群众基础
作者：邢海洋（文 / 邢海洋）
10月21日，Google的市值一度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关口，世界上又一只千亿美元的公司诞生了。Google创业至今只有7年，上市也不过14个月，能有如此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几乎同时，发生在身边的，建行的上市也令人兴奋，建行发行价2.35港元，定在发行范围的上限，计划发售264.84亿股新股，每股多出几毛钱，等于多了近百亿的进账，募股的622亿港元，相当于建行扩股后股本的12%，如此算建行的市值5186亿港元。
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只是因为全球市场都陷入低潮中，乏善可陈，只这两件事算得上大新闻。建行的发行市盈率13倍，不免又被内地的投资者艳羡。有人再举中石化的例子，4年前中石化香港上市，同时也在上海上市，同一家公司，香港上市时，发行价仅为每股1.61港元，而上海的A股，发行价是4.22元人民币。4年一弹指，中石化股票的战略投资者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和壳牌公司均获厚利。埃克森-美孚抛售后获得112亿港元收益;英国石油从中石化获利27.72亿港元;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也收益颇丰。而大陆的A股，现在的价格甚至不及发行价，所谓同股不同命，赚钱似乎永远与内地投资者无缘。
建行之不在上海或深圳上市，似乎别有隐情:深沪股市不发新股已有时日，即使发了，在讲究对A股投资者进行补偿的今天，价格也不会高出H股。同样的情形，中石化可以大赚，惟建行不能，自然心有不甘了。当然，最光明正大，最摆得上台面的理由应该是，深沪股市规模太小，承受不了建行这条“大鱼”。一句话，已经把谈扩容色变的投资者噎回去，而这来自自身缺陷的悲剧，其可悲之处又上了一个层次。股改全面铺开后，中小投资者明显没有了参与的热情，据统计，流通股股东参与投票的比例较试点阶段有明显下降，平均参与率只有约35%左右。而股指，也在全面股改后回到了1100点的水平，波幅渐小，没了方向。一个没有了群众参与的市场，也就变得益发落寞了。
第一批股改结束，尚福林主席总结了三条股改经验。“第一，明确了A股含权;第二，市场协商机制是有效的;第三，分类表决看来是可以走通的。”以此为契机，股改全面展开，颇有一日千里的气象。“十一”长假除外，20天内推出了四批股改公司，上百家公司出了五花八门的方案。眼看市场增值无望，市场上各路人马全拥到了股改的窄桥上，分食着市场中惟一一块大饼。
但表面的热闹，却难以掩盖群众参与度日渐减少的事实。截至10月18日，全面股改以来已有14家股改公司进行了股改表决投票。14家中，投票率最高的巨轮股份的流通股股东投票率为52%，与试点时的平均投票率相当，而最低的重庆路桥投票率还不到13%。辽通化工可谓高票通过，通过率99%，但参加投票的流通股股份只占表决权股份总数15.19%，到现场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的流通股股东仅2人，据分析，辽通化工的低投票率与股东结构的“散户化”有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散户都不参与投票。而上海汽车、巨轮股份等投票率较高的股票，无非因为它们是绩优股，多为基金持有。
散户本来处于劣势，却选择了缄默，一个看似民主的制度设计，到头来变成了大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可见民主并非万能。表面上一次次皆大欢喜的股改表决，正是人气散失的见证:没了散户，所有的结果都可以在几大巨头间内定，最后的通过，不过是个形式罢了。散户选择了用脚投票的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投了也白投。”大多数散户持此观点。利益集团博弈，小股东只有看的份，60多家股改公司投票，只最初的清华同方一家被否决，千篇一律的结果早在股民心里形成定式了。所谓制订方案不过是保荐人与上市大公司的协商，所谓分类投票表决，不过是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大股东的协商。不管什么样的方案都高票通过。
小股东用脚投票，显然和博弈环境愈趋复杂有关。大股东正用许多华而不实的承诺来包装低对价方案。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改方案，欧式权证、美式权证花样翻新，加之保荐人纷至沓来，上市公司要缴纳保荐费，股改成本日益垒高，加之股价离套牢成本越来越远，更使小额投资人心生嫌怨。
有人给现在的股改定义为投机股改，因为股改追求的只是通过率和走过场一般的表面公平。从上到下，都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应对股改，务求在最短的时间最顺利地走完过场。而股市中诸多潜在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搁置了。因为尚未宣布全流通期限，股改的执行者未必就是全流通的承担者;无论企业家还是基金管理者的信托责任都没有彻底解决，不能杜绝不负责任的投票。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很可能又进入了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循环里。
即使是美式民主，都要经过奴隶制、南北战争、大萧条等多重调试，何况我们的分类表决制度。至少，在很多欠发达国家，民主是需要投票率的，而现在的情况，恰恰是大股东千方百计拒小股东于门外，关起门来股改。■ 基础群众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