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跨国贩卖儿童案调查

（文 / 蔡崇达 曹燮）

( 2005年8月，在西安火车站候车大厅抓获贩卖婴儿的妇女 )

“自愿”孩子被贩卖的父母

陈长泽是打听了很久才找到“恩人”柯蓬捷，他找柯蓬捷的目的是“卖第二女儿陈雅，然后加点钱去买一个儿子”。2002年间，陈长泽的妻子生了第二个女儿，这让他们家愁了很多天。“按照现在的政策，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的，可以生第二胎，没想到我这么倒霉，第二胎还是女的。”陈长泽说，“我们这边的说法，没有儿子就断了血脉，所以拼死也要有个儿子，不过我家太穷了，都是务农，没办法像其他人躲到其他地方去生一个，也怕罚款，一罚就是几万，所以我老婆想了想就想出了这个办法。”陈长泽妻子的办法是，“我们把女儿卖个几千，然后再添点钱就能买个男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我生了个孩子，孩子买来就直接可以上户口了。”

“很早以前就听说有人在买孩子，不过随便把孩子卖出去做父母的都心疼，我们就听说柯蓬捷是把孩子送去新加坡，是去发达地方的，想想也没亏待孩子，所以家里人就交代一定要找到柯蓬捷。”陈长泽对记者说，“我是从一个摩托车工那里知道柯蓬捷的电话的，那个摩托车工告诉我，柯蓬捷很缺这样的孩子，所以四处放话说谁能介绍孩子也有钱给。”陈长泽反复对记者强调，自己愿意卖掉孩子是因为“她到了新加坡肯定过得比这里好，而且我实在太需要一个男孩了，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柯蓬捷帮了我很大忙”。

颜德福同样对柯建新“非常感激”，他告诉记者。他总共生了三个女儿才要到一个男孩，为了躲避计划生育部门的监管，他们夫妇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好多年都是靠他年迈的父母资助，等到终于生了儿子后，免不得被罚款，那时候家里生活实在太困难了。他实在没办法，要不孩子饿死怎么办，想来想去，虽然舍不得，但还是决定将一个女儿送人抚养，“我听说同村有人也因抚养不起将婴儿送去新加坡给人抚养，就问村干部颜秀传是否知道办理这种情况的人，秀传表示要帮忙问，过后秀传就告诉我柯建新同意办理”。后来他就与颜秀传一起去找柯建新，柯建新一开始说如自愿送养的，就没有钱，他也答应，因为他心里想“孩子能活下来就好，而且，说不定等这孩子长大了，还会回来认亲戚，还能帮忙一家”。所以他就很积极地配合颜秀传和柯建新共同办理有关手续，“我还和秀传一起到县司法局办公证手续，手续办得差不多了，秀传带一对新加坡夫妇来看女婴，新加坡夫妇觉得很满意，就要将女儿颜丽玉抱去新加坡，我自己还送他们到厦门机场，将女儿和护照交给新加坡郑国宝夫妇。郑国宝当时要拿钱给我当抚养费，我没有收。我不是为了钱。”颜德福说。

( 2002年6月，武汉铁路公安处摧毁一起全国罕见的利用铁路贩卖婴儿的特大犯罪团伙，1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刑事拘留。图为民警精心呵护被解救的婴儿 )

这就是柯蓬捷、柯建新贩卖儿童的乡村现实，“在贩卖的这些婴儿中，的确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父母‘不愿养’的。他们可以忍受罚款，忍受将自己亲骨肉遗弃的痛楚，也要想方设法要个‘传宗接代’的。”安溪公安局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当地人的生育观念过于保守，认为只有生了男孩才有传人。有人可能认为，父母之所以愿意将婴儿当作商品般买卖，是因为他们贫穷，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贩婴的集散地，原因尽管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传统认为的男孩才是传后人。结合这个案子来看，作为父母的非常容易说服自己，孩子去的是比这里好的地方，而且能缓和家里的窘困现状，还有他们其实内心里也隐约期待以后他们能回来认祖，帮忙她的兄弟姐妹，在泉州富起来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所以他们都觉得这样的关系很重要。这也就不难理解，被拐卖孩子的父母自愿为柯蓬捷作证，说柯是帮忙自己的中间介绍人，而不是拐卖者。”

暴利指路下的交易通道

根据泉州中级法院提供的材料，柯建新是第一个把孩子贩卖往新加坡的人，从他的供述看，他也是无意中开启了这个通道的。根据柯建新的同谋、其在新加坡定居的堂兄柯丰庆的供述，1993年，一开始是有朋友知道他有亲戚在中国，所以就找他询问如何申请才能从中国带儿童来新加坡。那时候他还是出于热心帮忙去新加坡移民局询问，新加坡移民局给他一些申请的表格，他由此知道从中国领养孩子需要生父母的身份证号、孩子的出生证明和收养批准书这三项要求，而中国这边，则需要填一张申请收养批准书，上面需要填上收养者夫妇的详细情况，包括结婚证、文凭、职业证明信、身体健康报告等来证明他们没有子女。当时他就发现新加坡方面的要求没有真正到中国核实孩子的来历，只是看表格而已，他就觉得有可以钻空子的机会。

不过一开始他也只是想帮忙而已，根据判决书柯建新的供述，第一次的业务是柯丰庆联系他，说新加坡有人想领养中国孩子，问他能不能帮忙寻找合适的孩子，并提出婴幼儿的年龄、健康情况等条件。这是柯建新接触新加坡儿童领养的开始，他在安溪物色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后，附上照片和婴幼儿的出生年月寄往新加坡给柯丰庆。新加坡收养人看照片觉得满意，柯丰庆就又电话联系柯建新要求能否帮忙孩子办理护照，再将护照复印件传真给柯丰庆，然后由他在新加坡办理签证，等柯丰庆办好签证，他又把签证寄来给柯建新，叫他帮忙将该婴幼儿亲自或委托别人搭飞机带往新加坡给养父母。

在第一次的帮忙中，那个朋友为了答谢，叫柯丰庆给柯建新3000左右的新加坡币，扣除由其支付给婴幼儿生父母的费用，办理护照及体检、电话费等，其大约可从中获利1000元人民币。而柯丰庆也获得了新加坡领养孩子的养父母相应的报酬，柯丰庆和柯建新一下子就觉得有利可图，而且“太多新加坡人想领养中国的孩子了，但又不能找到合适的，这肯定是个生意”，“如果能帮新加坡人找好孩子，就能抽点相对可观的辛苦费”，“所以我们就打算把这个做下去”。

一开始他们做的还是新加坡的人提出要求，他们帮忙寻找合适的孩子，基本上还是孩子的父母和新加坡方面的人相互讨价还价，定下来后他们帮忙做中间的工作。转折在于，“这边能寻找到的有名有姓有父母证明的孩子跟不上新加坡那边的要求，他们希望选择的空间尽可能多，所以慢慢，柯建新想放弃这个守则，用所有方法寻找孩子，他们看到农村有大量女孩没有人要，被遗弃，而且也有外省的人在卖孩子。根据柯建新的供述，启迪他的是一件事，新加坡人许良生夫妇在上海做食品生意，在中国买了一男婴，要带往新加坡但没有护照就找柯丰庆帮忙，柯丰庆打电话想来想去就叫柯建新委托以前在村里负责生育工作的村干部颜秀传试着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冒名顶替办理护照，颜秀传物色到颜文昌之子颜志龙，冒用颜志龙办理护照，结果竟顺利地将那对新加坡人买的男婴带往新加坡。从那次以后，他们就开始知道如果缺孩子不仅可以有正规的途径介绍，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包括从其他地方人贩子手上转手买，然后通过造假贩卖到新加坡。一条跨国儿童贩卖网络就这样被“探索”出来。

迅速张开的贩卖网络

把这条网络做大的却是柯蓬捷。事实上，柯蓬捷就是受柯建新“启发”的。根据柯蓬捷的供述，他初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里无所事事，柯蓬捷之前就听说和自己住在一条街上的柯建新做那样的“工作”很挣钱，不过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1997年柯蓬捷到县城做些小生意，并和当地民警交上了朋友，也开始认识了出入境管理处的人。这时候，柯建新那套瞒天过海的伎俩开始被一些办理出入境管理的人怀疑，逐渐收敛。而1998年，新加坡人收养中国儿童的兴趣更浓了，新加坡开始出现大量的收养中心，这些收养中心就是受收养人委托负责到中国寻找合适的收养对象。当时新加坡日善收养中心何宜谛刚好到安溪帮忙委托人物色婴孩，听闻消息的柯蓬捷主动找到何宜谛，问新加坡人对收养中国儿童是否感兴趣，如新加坡当局允许收养中国儿童，他能帮助她，而且他自信能帮忙得很好。

何宜谛一开始并没有答应，他没看出需要柯蓬捷的必要，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儿童领养介绍中心，他能自己处理许多事情。直到1999年间，何宜谛有一次来福建，一个霞浦人主动找他，想要将一个小孩让人收养，但不能给孩子申请出生证明，一筹莫展的何宜谛于是找柯蓬捷帮忙。柯找来陈雅婵的身份顶替该孩子，为该女童申办前往新加坡的旅游护照，尔后，由何宜谛将该儿童带到新加坡卖给他人收养。被告人柯蓬捷从中获利人民币2000多元。这成了他们合作的开始。

“柯蓬捷之所以这么有把握，在于他已经收买了原安溪县公安局出入境科长许继光，要求许继光对他冒用他人户籍资料办理儿童随监护人出国护照的申请材料不认真审核。”安溪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官对记者说，“现在回头看，关于出国收养政策其实是有很大缺陷的，申请材料通不通过完全只在出入境管理处，而出入境管理处一旦被买通，就畅通无阻了。”从那以后，柯蓬捷开始和日善收养中心合作，形成贩卖儿童的一条线，何负责在新加坡将有关儿童的出生证明、生父母的身份证明、同意送养协议等文件给其交新加坡移民局，一旦取得移民局同意的准证，就传真给他，然后他负责打点中国的一切，参考整个网络的耗费，向每名儿童的收养父母收取18000新币(其中包括付给他8000新币及律师费、飞机票、体检费等)。五年间，柯共获利99000元，每拐卖一名儿童到新加坡，柯蓬捷会得到8000元至10000元左右的人民币。

“比起柯建新早期的贩卖儿童，被柯蓬捷拐到新加坡的儿童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部分婴孩来历不明，他经手的34名孩子中有23名身份不明。”该公安局人士对记者说，“身份不明的人黑转白大概有三种办法，其一，偷梁换柱。买来男婴后，若买主恰好在此前后生了女儿，则将买来的男婴报上户口，而亲生的女婴则不报。其二，弄虚作假，购买假出生证明、寻找假证人给买来的孩子上户口。其三，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办理户口。买主对外声称孩子是抱来的、别人送的，或者干脆就说捡来的，或者直接通过民政部门转一道手，要么买主作假手段高明，要么就是相关部门的某些人员和买主里应外合。而柯蓬捷能接过柯建新做不下的生意在于他掌握了审批官员这个资源。”

据安溪警方对记者的推测，这些孩子可能是转手买来的。“据我们初步调查的结果，后来贩卖的那些儿童多数来源于云南和贵州两省，少量是本地人。事实上在云南昆明就曾经发生过失踪200多名儿童的案件。”该人士介绍说，“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2000年后人贩子实际上在暴利的驱使下已经开始有规模化运作的苗头。一般来说，在卖方市场利益链上，大致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一道贩子:走村串户，实施诱拐、哄骗、收买，收买是指到一些人家花一些钱将孩子买来，在前两年，一个男幼童的收购价是300到500元，而一个女幼童的收购价则在100至200元，近来‘行情’有所上涨，男童为800至1000元，女童为300至500元。一道贩子多住在乡下或城郊靠近‘货源’的地方，到处打听寻找幼童来源，一旦得手，便以超过千元的价格卖给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再根据买主的需求，提供合适的幼童，这时候幼童的身价已经是数千元或上万元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在柯蓬捷的下线，已经开始聚集这么一类专门的收集机构，形成了一个个贩童黑帮。这些黑帮分两种:一种是跨省贩卖的特大集团，从卖方市场（拐出地）到买方市场（拐入地）全程操控;一种是只管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小团伙。这些黑帮已经开始和柯蓬捷合作得很密切了，一个从孩子来源到最终落户的跨国贩卖儿童集团轮廓已经初显。如果不是及时破案，恐怕会演变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

儿童贩卖的新加坡需求

“可以分期付款、免费先看孩子及保险”、“不满意可退还，百分之百退钱”，这些是出现在新加坡儿童领养介绍所的广告。这样的领养介绍所在新加坡并不少见。

“很多新加坡人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因为工作压力大没空生孩子，等到老的时候又已经来不及。从1993年起，新加坡每年的新生儿总数就没突破5万大关。2001年，新加坡政府推行了‘婴儿花红’鼓励生育的计划，给予生孩子一定的优惠和扶助，在开始实施的2001年生育率提高到1.7‰，但后来几年又出现持续下降现象。2003年，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降到了1.25‰，达到了历史新低，使新加坡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社会学者罗红女士对记者说，“这无疑使之成为婴儿的需求地，也是近年来新加坡出现大量儿童领养中心的原因。”

“在新加坡领养孩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了在年龄、工资收入有很苛刻的规定外，还需要很多烦琐的程序，比如确认财产、确认家庭状况，即使这些程序走完，还要向领养中心提交申请，而申请的审批、考核一般要6个月左右，最头疼的是接洽的过程，领养中心会联系孤儿院给予一些照片提供选择，然而可选择的空间很小，就那么几个，新加坡本地的孤儿数量有限，身体健康又能合收养人心意的更是少，而且很多人轮了一年还轮不上，所以很多人都失去耐心。反过来，按照新加坡的规定，如果你自己和收养孩子父母接洽联系好，那就可以很快申请完成，一般在半年内就能办好一整套手续，而且自己联系显然选择的范围更宽些。中国和新加坡人生活、语言相近，所以很多新加坡人就把眼光锁定在中国。“然而，自己到中国寻找合适收养的孩子何其容易，很多新加坡人开始委托一些专门机构做这件事情，这些就是私立的领养介绍所。”罗红女士对记者说。

在这两起泉州跨国贩卖儿童案件中，柯蓬捷就是和领养中心何宜谛直接联系的，应该说领养的前端是合法的，但是到了孩子的来源就变质了，因为许多领养中心并没有联系中国相关对口部门，大部分都是委托中国本地的人代理，这样代理的结果是，许多人就会不择手段，弄来孩子。“事实上，中国的相关部门没有和新加坡的领养部门构成比较紧密的联系也是造成案件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缺孩子，一方面中国的相关部门并不是太畅通，在暴利的驱使下，许多人就开始不择手段。”何超艺说。

“所以自从去年案发后，新加坡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新加坡社会发展及体育部在2005年3月正式宣布，从4月1日起，只有飞跃社区服务和触爱社会服务才能将领养孩子的申请和家庭报告书提呈给中国领养中心。”新加坡飞跃社区服务执行主任林琼瑶对记者说。

“这是新加坡和中国达成的协议。按照新规定，这两家机构会为领养者提供行政、法律等方面的援助，并向中国领养中心报告孩子领养后的近况。根据规定，领养者必须是至少30岁的新加坡公民，夫妇其中一人不超过55岁。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在3.2万元以上，而已养育的孩子不超过5个。夫妇的身心必须健康，并且没有犯罪记录。按照程序，这两家机构呈交申请书和家庭报告给中国领养中心后，中心会与官方孤儿院接洽，为领养者和孤儿配对，并把儿童的资料和医药报告交给领养者。如果领养者同意，中心会安排领养者到中国进行领养，整个过程需10个月。”林琼瑶说。

事实上，第一批由中国官方选定批准、供新加坡夫妇领养的中国女童，已经于6月7日由她们的养父母从重庆接来新加坡。记者从新加坡飞跃社区了解到，目前已有五六对夫妇在等候明年的下一轮领养活动。不过有专家担心，这样的引进力度是否能真正满足新加坡的收养需求，“如果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总还会有人不惜铤而走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