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丢钱，再丢人

（文 / 沈宏非）

中国文人常以“百无一用”自谦，其实他们个个都身怀一种百里挑一并且百发百中的绝技，就是把个人的私事变成大家的公事，道行高的，甚至能上升为国事，例如郁达夫的《毁家诗记》。

“诗记”中有《贺新郎》一词，下阕是:“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据作者注，1937年8、9月左右，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他与王映霞不和之机，某次饭后，使王失身于许。“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郁达夫其实有充分理由把“家仇”上升为“国仇”——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富阳，郁母陆氏因拒日军苦役躲入鹳山，12月31日冻饿而死;1939年11月23日，长兄郁曼陀在上海寓所门前遭特务枪杀，成为抗战中“司法界为国牺牲的第一人”。然而，不论王映霞红杏出墙是真是假，“诗记”里的这段话以及屡呼王映霞为“姬”、“下堂妾”，令时人及后世对作者颇有微词，多指其对女人不够厚道，“达夫无行”或“心理变态”。与此同时，把“先逐寇，再驱雉”盛赞为“猛虎舔创”之后心理升华而至民族大义者，亦不乏其人。我个人的看法是，红杏出墙，除了母系社会，这事儿搁在任何年代任何时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桩私事。家丑是家丑，国仇是国仇，不可轻易混为一谈。许绍棣虽在政治上与郁达夫有过节，毕竟不是日寇。故“先逐寇，再驱雉”之间很难建立起伦理道德上的必然逻辑关联，除非作者能像论证“朋友奸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那样，对“若无日寇侵华，许绍棣就断无充当第三者的机会”也做出同样充分的论证。

作为一个半新半旧的文人，一个怀疑自己不幸戴了绿帽的浪漫主义作家，诗怎样写，话怎么说，都可以理解。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后人不断为《贺新郎》所加之新注:“最终的矛头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战乱中闯入郁达夫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这个人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更可说明他发表《毁家诗纪》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郁风:《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1937年8、9月左右，郁达夫在福建做官，故许绍棣“在抗日战乱中闯入”之说虽觉勉强，却终非空穴来风，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之语，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禀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职向社会发出的“控诉”？我认为左拉玩的那种才算，向着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开火，检验了《人权宣言》，最终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毁家诗纪》的“爱人不见了，向社会去喊冤”与这种结果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最近一个为《贺新郎》加注的是作家龙应台。年初她在广州遭遇小偷，事后撰文《一个警察的背后》:“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13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一连串不依不饶的追问之后，又从“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上升到“国家的根本政治”，最后更引读者来信指“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普通人丢了东西，搓火，骂人，然后该干嘛干嘛;知识分子丢了东西，尤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丢了东西，却不可白丢，至少也得让普通人付出挑战自己常识的代价。我也有在广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实在没有上升到“国家根本政治”的本事。我的常识只有这样两项:一、计划经济时代虽不至于路不拾遗，但广州的小偷肯定没现在多;二、警力比广州充足，“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没中国严重的地方如纽约或法兰克福，随地小便虽基本已断，却从来也不曾断过随地小偷。偷人和偷东西这两种勾当，好像都不以制度的意志为转移。

就像郁达夫当年在《悼胞兄曼陀》一文中对“家丑和国仇”关系所做的准确阐述那样，类似的道理其实已讲得再清楚不过:“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以那样大方不设防的架势，往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一站，对于那个城市里活跃于灰色空间的人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种挑衅或邀请。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卿本佳人，奈何技痒？“先逐寇，再驱雉”者，可谓“先丢人，再丢份”，后一种，岂非“先丢钱，再丢人”乎？■ 读书郁达夫王映霞丢人许绍棣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