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在3月8日被观看的女性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银饰》的女主角孟尧正处于困惑和愤怒之中。由于在首映前的媒体看片会上放错了拷贝,她主演的黄建中新作《银饰》撤出了“三八”档期,被无限期推迟。令她意想不到的是,中凯文化公司在未经她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将她在正式放映拷贝中已经删除的“露点”照片作为宣传照发给了各大媒体。这些照片流传到了网上,孟尧遭到了许多言辞攻击。
通过电话线,依然能感受到孟尧的愤怒,孟尧说,她觉得这已经不是对她个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剧组劳动的不尊重。《银饰》讲述的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个夹在丈夫和情人之间的女人的故事,孟尧扮演的女主人公嫁给了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丈夫,却爱上了给丈夫提供银饰品的银匠。在宣传中,这是“女性导演”黄建中的又一部“女性电影”,孟尧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将女性电影和激情戏扯在一起的,显然不止是《银饰》。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退出了充斥着鸳鸯蝴蝶气息的情人节档期,在“三八”节另张旗鼓。关之琳的《做头》则从上海女性常见的到理发店“做头”的场景入手,讲述了一个年轻时期曾有“淮海路上一枝花”之称的女性从一个将闲暇时间花费在“做头”的家庭妇女成为一名自己开了一家发廊的“新女性”的故事。巧得很,这些电影都不约而同地搭上了“激情戏”的火车:徐静蕾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裸露背部;关之琳也做了“突破尺度”的演出。
当然,“激情戏”是“电影艺术的需要”,是“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这是所有导演们一贯采用的言辞;而这些女性电影中出现激情戏,更是“表现了女性的独立自觉意识”。正如《做头》的导演江澄在采访中所说,女主人公爱妮在激情戏中主动脱下内裤的行动,正是表现了她突破过去的自己的自觉意识。
除了激情戏,江澄还用了许多别的手法来表现女性的意识,女性在店里做头发的场景被他通过特写镜头和光线描述成一幅幅富含性暗示的情境,从而被解读成为女性对男性的一种性消费。江澄说,他一直认为女性到理发店去做头发确实含有性消费的意味,而且他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公平:女性只能以“做头”为名,在理发店享受男性的服务。江澄认为,事实上,现在男性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以往的优势,乐意被女性呵护和照顾;比如他身边的很多女孩子给男朋友发短信的口气是:乖,在家等我回来,顺便遛遛狗。女性已经开始强大,很多女性也开始消费男性。
看上去,表现女性意识已经成为当代试图拍摄女性电影导演们共同遵循的理念,即使是男性。然而激情戏果然是为了表达女性意识么?果然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么?镜头暴露了一切。在《做头》的“激情戏”场面中,关之琳占据了近3/4的画幅,是绝对的“视觉中心”,精心布置的灯光亦集中在她身上,表现出了她美丽的白衬衫和白衬衫中被水龙头打湿后一目了然的身体。而男主角不但服饰偏暗,而且退居在画面边缘。导演在潜意识中希望给谁看一目了然。难怪在重庆,一位看完《做头》的女观众诚实地对媒体说,她对这个场面很反感。
即使没有激情戏,故事层面的表达也是含混而矛盾的。江澄在阐述中对女性消费男性的现象做出了不无赞赏的描述,在影片中,他也是这样设置男性和女性的关系的:一反女性温顺被动的传统形象,他将剧中所有的女性都设置成有钱有闲,似乎能掌控一切,将男主角控制在掌心中的角色。然而他似乎在无意中交代了她们的地位来源:嫁了一个好丈夫,那些丈夫们虽然隐身幕后,但从剧中的台词不难猜出一定是有钱或者有权势。女主角爱妮似乎在她自己的小天地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丈夫对她百依百顺,理发师阿华将她视为女神。但实际上,她的情人阿华在他选择另一名能帮他开店的女性时,爱妮能做的只是远远观望和黯然离开。尽管影片不遗余力地表现了她对阿华的爱和追求,但其前提却是:丈夫无视她的性要求使她性压抑,这个前提是否在暗示我们,只有在性压抑的情况下,女性正视并承认自己的欲望才是合理的呢?至少,在这部电影里,女性的行为动机依然是男性,表面上主动折射的不过是更深层次的被动。
( 电影《做头》剧照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则更加微妙。徐静蕾敏感地意识到了茨威格的原作小说中潜藏的女性自我意识,因此她反复地引用歌德的诗句“我爱你,但与你无关”,来解释女主角的行为动机。她说:“10年前我看这部小说,认为就是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悲剧故事。10年后再看,发现完全不是如此,而是一个女人用一生的坚持,击溃了另一个男子几近完整的人生。那个男人才是最可怜的人,他对感情的自信被这封来信颠覆了。”但可惜的是,在影片中,她出于无法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意识而不得不遵循原作将女主角生下孩子的主动抉择解释为要让男主角觉得她是特殊的,将女主角与男主角相见而不相认解释为出于自己被遗忘而采取的赌气行为。这样,女主角又一次被塑造成为一个一生追求一个男人承认,为了这个男人而勇于自我牺牲的恭顺形象。这形象彻底消解了“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的女性表述,回归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传统叙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与其说是一部女性电影,不如说是女性在终于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时候却又因为长久的失语而不得不借用男性表述的样本。
显然,那些渴望在一个女性节日里能看到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的观众们又一次失望了,这些电影又一次证明了女性在大众文化中的边缘与被动的身份,在张扬的“女性独立”的理念与“女性主导”之下,传统的女性形象与价值被又一次讲述和认定。只不过,这种表述更为隐蔽和复杂。
对那些从事电影工作的女性来说,这一切则更为讽刺。孟尧说她在接剧本的时候知道剧末有激情戏的戏份,但她觉得这是一部女性电影,而且这段戏确实是人物情绪发展的需要。孟尧甚至希望通过演出《银饰》来使事业得到一个提升,她认为,《银饰》令她的演技有了突破,她可以把握一些比较成熟复杂的女性角色,而不是之前单纯的青春少女的角色。孟尧的愿望并不幼稚,至少,并不比梅格·瑞恩和娜塔丽·波特曼幼稚。梅格·瑞恩在年过30时接下《赤裸切割》,做了大幅度的全裸演出,娜塔丽·波特曼曾经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坚决拒绝出演裸露镜头的女星,她曾经说:“难道好莱坞剥削我们还不够么?”但在2004年的影片《偷香》中,她背叛了自己的原则。这并非她言行不一,而是形势使然:梅格·瑞恩裸露的时候已经年过30,娜塔丽·波特曼也已经老大不小了,她们已经过了扮演清纯角色的年龄,必须转型。正如《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所说,演员的责任根本就不是表达角色,而是表达观众理想中的男性或女性形象。在全世界的电影大工业中,女性能承担的角色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天使、荡妇、母亲,还有这几种的混合体。女演员要想实现个人的价值,就必须,也只能让自己成为男性心中更理想的天使、荡妇、母亲——与大银幕相比,现实永远更令人困惑。■
( 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