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小便

（文 / 沈宏非）

图◎陈曦

有一幅漫画，叫《机器人小便》:一机器人面壁小便，“小”出来一堆稀里哗啦的零件（钉子、螺丝、螺丝帽等等）。虽然背对观众，但还是不难断定此为——“男机器人”，因为“他”采取站姿，而且一手扶墙。

波伏娃教导我们说:“两性最明显的界限，两性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男孩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必须蹲着。”自世上第一个P-MATE于1988年在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问世以来，“站小”一直是女权运动的一项增值服务。事已至此，就小便姿势而言，欲做政治正确之讨论，也只好拿机器人说事了——趁它们尚未统治我们之前。

“人型机器人越来越像人，非人形机器人则越来越不像人”——据说这条定理已成为机器人在外形上的公认发展趋势。既然如此，人形机器人到底是男是女？或曰，机器人到底应该像男像女以及机器人究竟要不要有性别或者第二性征？以机器人为主角的科幻电影而论，机器人可以没有性别，扮演机器人的明星却分男女。自1927年《大都会》（Metropolis）里的那个“天使面孔，魔鬼心灵”的女机器人“圣洁的玛利亚”，在煽动工人捣毁一切，让整个大都会陷入灾难之后，此类“祸水型”女机器人在银幕上的地位很快被男性全面取代。从《星球大战》中的C-3PO到《机械公敌》中的机器仆人，从《人工智慧》中的裘·德洛到《银河飞龙》中的Data，从外形到气质，一概都是男性或准男性化的，无论忠奸。

让机器人“代劳”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机器人反过来统治并奴役人类，则是全人类共同的噩梦。

“西马”主义者认为，在“圣洁的玛利亚”这种早期的机器人女性形象身上，体现了父权社会对于受到颠覆的集体焦虑。1927年以降，女权日张，按说焦虑亦应日甚，但电影里的机器人却全部变性为男，就不能不被视为一种刻意的掩饰。反而是机器人（包括机器人电影）和性别政治同样不甚发达的中国，扮演了说出“皇帝什么都没穿”的那个小朋友。曾在《编辑部的故事》里给大家留下难忘印象的那个机器人“南茜”，一看就是个如假包换的女人（之所以如此肯定，主要是因为该角色系由我的偶像李玲玉扮演）。尽管假机器、真女人的把戏最终还是被编辑部的同志们合力戳穿，但除了“女秘书”这种传统社会化性别角色之外，在“代劳”的意义上，女机器人最能让人类获得操纵的快感。

波伏娃还说过性别都是后天的，“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也就是说，机器人的性别也不是天生的，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人的生理性别、性特征和社会性别，其实都是社会建构的。机器人的性别角色同样经历着这样的一个社会化过程。当机器人长得越来越有人样，人也越来越把机器人当人来看。50年前，阿西莫夫制定的“机器人三定律”是:“一、机器人不可以伤害人类;二、在不违反第一条原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三、在不违反第一、第二条原则的情况下，机器人有保护自己的权利”。一旦上升到伦理学高度，貌似男性的机器人立马现出了金属外壳之下的女儿身。显而易见，与其说“机器人三定律”乃用来规范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是人类对机器人的基本要求，它其实更像是父权社会里男性对女性基本规范的一个翻版:一、女人不可以伤害男人;二、在不违反第一条原则的情况下，女人必须服从男人的命令;三、在不违反第一、第二条原则的情况下，女人有保护自己的权利。我认为，如果关于机器人的话语权不是一直掌握在老外手里，阿西莫夫版“机器人三定律”还不如直接沿用中式的“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来得更具权威，更有文采。

机器人带来的便利和威胁似乎都不如想象中那么大，更没有见过机器人小便以及采用何种姿势小便，但是，搞清楚机器人的性别，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恰当地表现了社会性别，我们同时维持、再生产并合法化了这种制度安排⋯⋯如果我们没有恰当地表现社会性别，作为个体，而不是制度安排，我们会被要求解释（自己的个性、动机和企图）。”（West and Zimmerman，《Doing Gender》）为了迫使个体遵循社会秩序建构、社会性别规范和期待，社会也不会容忍机器人成为“社会性别混淆者”——套用冯小刚总结追求徐帆之经验的话来说，尽快厘清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性别角色关系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庸俗化的另一种是Prada制造的机器人挂饰。我的那个是长了一双虎克船长式铁勾手的45号，我可以让它握住自己的“纵目”做望远镜状，也可以让它拱手做“恭喜发财”状，当然，也能拧出站姿的小便——事实上，如果你假设机器人也会小便的话，那么45号本身就是作为排泄物而存在的那堆零件的组合。■ 小便机器人三原则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