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时尚的20个符号

（文 / 贾淼 苌苌）

巴黎郊外的小村庄奥维，因为画家梵高死在这里而闻名，他自杀的那间小客栈的房子至今还保持着原貌。他活了37岁，那间房子是他一生中住过的第38间房子，在他死之后就没人再居住过。墙壁上有“梵高之友”的一个告示，上面说，如果大家捐款给“梵高之友”协会，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挂上一张梵高的真迹。

画家和他的弟弟就葬在村外的公墓里，墓碑之前是一丛绿色的植物。小村子周围有几十个“景点”，都是梵高写生的地方，树立着他的画作，你可以把眼前所见与画家笔下的景色相对照。最著名的一处就是“奥维的教堂”。

这幅画的真迹在奥塞博物馆，塞纳河边一座老火车站改建的美术馆，梵高画作的那个展室总显得比别的展室拥挤一些。

是的，梵高并不是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写的传记《渴望生活》让我们首先认识了这个画家，也将法国认同于艺术之国。毕加索不是法国人，莫迪里阿尼也不是法国人，但今天只在法国，你才有机会看到新近拍摄的有关莫迪里阿尼的电影。如同美国人认为他们对全世界的安全、民主与自由负有一种责任相类似，法国认为他们对全世界的文化负有责任。

1519年，当达·芬奇老死在今日法国卢瓦河边的安布瓦斯城的时候，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说，达·芬奇死在了他的怀中。而这位国王是一个美术爱好者兼艺术伯乐，文艺复兴的诸多作品都因为这位伯乐，而留在了今日的法国境内。

还记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吗？卡西莫多让我们看到了在中世纪之后人性的普遍觉醒是多么的艰难，这恰恰是文艺复兴时代法兰西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遗产。当法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维永被扔进苏卢瓦地牢五个月后，作为第一个活着出来的人，他用文字记录了一切，这等同于有人从地狱跑了出来，然后写了本地狱游记。文字的力量几乎成为了法国近代影响力的基石，从伏尔泰到巴尔扎克，尽管法语在今日世界只覆盖了北美的安大略省和北非的部分地区，但是法语文字的思想能量，早已经超越了文字的富含。

长久以来，法国的大脑也是世界思想界活跃的力量，孟德斯鸠、卢梭、罗兰·巴特、笛卡儿，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路易十五查禁，狄德罗被关了三个月，但这并不影响这些思想最终出炉。也许现在追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已显得有些迂腐，我们更喜欢波伏瓦那样的人，她的书《第二性》影响了许许多多男人和女人，但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她的人生故事才懂得她的人生哲学。法国思想家这个词汇，在近50年来可以有另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法国文化偶像。

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通俗易懂，开篇就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命值得不值得经过，这就是最大的哲学问题。这本小册子是60年代法国学生和80年代中国学生的枕边书。1998年的时候，法国许多杂志都在回顾30前的那场运动，《巴黎竞赛画报》说，那场运动要改变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政府；《新观察家》说，那是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

思想上的革命总是虚假的，但它确实发生了。1985年萨特去世的时候，存在主义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新一轮启蒙。

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在中国的印数比在法国的印数要多，他知道这个情况后调侃地说：“这证明中国人比法国人还有文化。”是的，我们是有文化，我们了解法国的历史，法国这个概念，如果上溯到巴黎主教圣丹尼被砍头的261年，那还不如称之为巴黎时代，那时候巴黎就是法国的种子和核心，法兰西民族和法国这个概念至少要1000年以后才会浮出水面。但这并不会消磨今日法国的轮廓，就如同塞纳河上的西岱岛不能淹没一样，巴黎圣母院早在1163年就在这个小岛上抛下了第一块基石。我们也知道法国大革命，在这次革命前的450年，英法战争中被英国掠去的太子查理，直接造成了三级会议，也就是民众参政的机会，这种循序渐进的民主与法制，恰恰是文明现代化的推动器。人民不再需要圣女贞德，也不再需要拿破仑。法兰西人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同仇敌忾，在国家安定祥和时却不安于现状，这种特性被法国知识分子称为“托克维尔规律”，那是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的动力。我们知道马赛曲，我们知道1791年的《人权宣言》，我们还知道“拿破仑法典”，我们知道巴黎公社和《国际歌》，我们知道戈达尔，吕克·贝松，知道法国人的度假与罢工，知道路易·威登和夏奈尔5号，LANCEL和娇韵诗……

10月10日将要亮相的《法国时尚一百年》展览，被了解中国的法国人和了解法国的中国人视作法国文化年交流的起点。罗兰·巴特在《时装体系》的文章中用符号学解构世界，法国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化符号，也直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共享的语言空间。我们将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简单化之后，更容易理解它，“法国是自由和浪漫的”，人民能够自由的交流和表达，是一个国家创造力的来源，这种创造力不仅体现在科技的进步与艺术的丰富之上，也渗透在生活方式之中。在一瓶香水之中，你能窥见法国的价值。

米歇尔福柯（左一）和让·热内（中）

知识分子

贾淼

“知识分子”作为符号所指向的，与其说是身份，莫如说是一种精神气质。不管是追溯“知识分子”的概念发生史还是它在20世纪的每一次痛苦交替的精神历程，法国都是不可逾越的背景

概念发生史

法语的知识分子一词“Intellectuel”，在口语中被拼成“intello”，历来意含贬义和侮辱。如果没有百年前的德雷福斯案件，很可能就不会有上升为精神荣耀和社会良知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

1894年，法国陆军部情报处在排犹情绪的驱使下，证据不足仍滥用职权，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和叛国罪将见习参谋、犹太军官德雷福斯逮捕，刑讯威逼他承认向德国出卖了情报，最后通过秘密审判判处他无期徒刑并开除军籍。一年半后，曾经参与案件审判的军官皮卡尔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真正的间谍另有其人，于是向军方提出重审案件，但军方和政府都出于维护面子的心理断然拒绝，并刻意掩盖真相，将皮卡尔调职发配。消息传出后，一些有良心的记者、作家觉得无法容忍这种对正义和法律的公开践踏，开始了营救德雷福斯的努力。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主编克雷孟梭将标题改成后来在历史上振聋发聩的三个字“我控诉！”左拉对军方“侵犯人权，亵渎法律的猛烈抨击，激励无数被蒙蔽的法国人加入到挽救法兰西良心的行列，也使他自己遭到了军方的审判，被迫流亡英国。德雷福斯案件演变成全国性的政治事件，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重申派不屈不挠，经过八年的反复抗争，终于使德雷福斯案件得到重审，最高法院在1906年7月判决德雷福斯无罪并恢复军职。

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之前，“知识分子”这个词从来没有作为特定含义出现过，直到左拉发表《我控诉！》，克雷孟梭才在随后的社论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这个词，以此来代表正义的阵营。1991年，法国“新哲学”领袖雷威(Bernard-Henri Levy)以著作《自由的冒险历程》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立传，书中他重新阐述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知识分子”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其要素如何一步步显现：第一，左拉那样的行动，就像他在《我控诉！》中所写的，“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去说出追求正义的渴望。雷威将这种行动定义为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唯名论回答。第二，相当的数目。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左拉并非单枪匹马，他的背后有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有著名作家法朗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不可能被历史记载的无名的普通人。第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定。

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从某种意义上，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在80年代戛然而止。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布罗代尔这些大师在这十来年的相继去世，使得他们身后骤现空白。如果要概述这一代法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主体精神气质，可以说一半是自由和冒险，一半是思想和“介入”。承继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卢梭式使命，法国知识分子总想为整个人类设计出一种宏伟的理想蓝图，也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崇尚浪漫理想，偏重于激情和愿望，凸显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历次战争和重大政治事件都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活动舞台：西班牙内战，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的红色五月……雷威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书中用浓墨重彩来记述的作家马尔罗可以充当最完整的样本。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马尔罗以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起募捐，用二十几架飞机组成一支“马尔罗国际志愿空军中队”。他晚上在旅馆里和海明威、聂鲁达等人高谈阔论，白天亲自率领队员执行轰炸任务，几个月后飞行队伤亡惨重，他自己也两次负伤。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经历了参军——被俘——越狱——消极——抵抗，最后成为游击队里的传奇人物，1944年出任两千多人的阿尔萨斯·洛林旅指挥官，是法国北部地区解放的功臣。作家加缪同样也是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参与《战斗报》的编辑工作，战后却拒绝法国政府颁发的奖章，因为他觉得死去的人和这样的荣誉更为相称。马尔罗的后半生追随戴高乐，在政坛结束了他以知识分子身份所担当的使命，萨特、加缪、阿拉贡则继续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介入”，只要他们发表声明，整个世界都会向法国转过头来。甘愿为自由而冒险，充当正义和政权的中介，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为自己划定的历史角色，虽然难免一厢情愿，左右摇摆，但毕竟“这就是我的立场”。

从存在主义到解构主义

萨特(1905～1981)

一个先被膜拜后被审视的青年偶像。对于他的学术地位、文学成就和人格，在他身后有着褒贬不一的争论，但有一点无可怀疑，那就是人们将永远谈论他。作为哲学家的萨特更多是在1943年以后才诞生的，那一年《存在与虚无》出版，此前此后的《恶心》和《词语》是作为文学家的萨特的作品，他的哲学依托于文学得到了广泛传播。萨特的存在主义并非一种理论体系严密的哲学流派，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所以更像一种思潮。他在哲学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个时代，《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出版，将他的哲学真正推向社会和大众，为他赢得无数年轻崇拜者。萨特在1941年提出的“介入”理论缠扰了他自己一辈子，也成了那一代思想者的困境。

加缪(1913～1960)

加缪一直反对别人给他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但1957年颁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辞中仍然称他为存在主义者。小说《局外人》和哲理随笔《西西弗神话》构成了加缪世界的两个母题：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对幸福的假设所体现的尊严。《鼠疫》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销量可观，但评论界认为在深刻性上不如《局外人》。作为和萨特比肩的战后法国的“精神领袖”，加缪留给世界的时间太少：1960年，他在艾菲尔铁塔下死于车祸，只有47岁。

福柯(1926～1984)：

西方思想家对福柯作出了这样一个著名评判：“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他发现了知识论问题的世俗化解决方式，他对现代性的深刻剖析，对权力和知识辩证关系的探究，在他死后20年仍然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将不止影响一代人。福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两大阵营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柯早期对疯癫的研究从语言学和精神分析中吸取养料，充分体现出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区别，寻求新的模式来表达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否定。后期福柯的主要方向是寻找真实的政治，探询权力、知识和权力技术之间的三角关系。他通过对规训、话语、权力、知识的考古式分析，表达了他对秩序和制度的反对。

德里达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里达的解构学说逐渐在法国之外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名声，他的影响力超越了哲学，延伸到人文学科各个领域。1966年10月在约翰·霍布金斯人文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德里达的讲演《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中的嬉戏》将矛头直指当时法国乃至国际学术界风头最盛的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德里达使用了另一个词“deconstruction”即解构，以示拆解、消解传统的理解模式、习惯、结构。这次著名的讲演标志着一个新学派的兴起，它被称作“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德里达至今已有五十多本著作，但1967年发表的《写作与差异》、《论文字学》和《播撒》仍然被认为是奠定他一生学术基础的三部代表作。继萨特热、福柯热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热是影响世界的另一个哲学浪潮。

咖啡馆

苌苌

坐落在圣日尔曼大街172号的“花神”咖啡馆(Cafe de Flore)和170号的“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是巴黎颇负盛名的两家咖啡馆，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也都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著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光顾而声名鹊起。

现在，这两家咖啡馆表面上都是人满为患，但要让某个巴黎知识分子选一个咖啡馆坐下来，那就只有一个选择——“花神”，仿佛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打破的操守，即使前者满座也不可以“双叟”取而代之，细问之下，却只会引来尴尬，很少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Kondakova画笔下的巴黎咖啡馆  

说起来挺难让人理解的，两家咖啡馆相聚不过十几米，中间仅隔着一条狭窄的街巷，里里外外没什么差别太大的地方，可在巴黎的风气中，“花神”是一如既往地时髦，而“双叟”却不怎么入流了，生意虽不错，不过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想当年，“双叟”咖啡馆却也有一段风光的历史。店名源自不知道哪个年代挂在墙上的两个中国清朝官员的木雕，在王尔德光顾之前，它们就在哪儿了。乔伊斯总是和朋友在此畅饮瑞士白葡萄酒，如果碰到海明威就破例陪他喝杯雪莉酒；在三四十年代，加缪、萨特和波伏瓦围坐于此探讨存在主义。就是在“双叟”，萨特注意到那位“哲学主义的侍者”：“他的动作迅速而鲁莽，朝顾客走过去，还没到跟前，就微微欠了下腰，眼神已经流露出盼望他们赶紧点完的急躁来”。

可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时。巴黎感动过世界各地的文学青年，除了巴黎人自己，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生活安之若素，并不会为了怀旧而偏爱哪家咖啡馆。历史已经像灰尘一样，从咖啡桌上抹去，关键是要坐在“正确”的地方，尽管不耐烦的侍者并不是“双叟”的特产。总得有什么原因，让某些重要人物只选择在“花神”落座，并让更多的人为了显得像一个地道的巴黎人而追随。在探究之前，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法国人的思维习惯。

坐落在圣日尔曼大街172号的“花神”咖啡馆  

对于任何一件事，从法国人那里，你能得到三个顺序有秩的解释：人为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又或者——没什么可解释的。你买的电视机坏了，打电话叫人来修，你得到的第一个回答一定是修理工不知道哪儿去了(某个人的原因)；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处理完，店里有规定(意识形态)；很正常啊，没听说过哪台电视不会坏的(还用解释么)。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法国大革命：都是伏尔泰闹的(这个不负责任的修理工)；马克思说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斗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店里的规定)；福柯：没什么好说的，西方文明的发展都是恐怖统治的结果(是电视机都会坏的)。

说到两个咖啡馆的兴衰，两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一个是“花神”的老板布巴尔，另一个却不是“双叟”的老板，而是对街里普小酒馆的老板卡兹。“里普”也是圣日尔曼大街上一个很有人气的去处，它供应的阿尔萨斯风味饮食在法国的政客和时尚人物之间颇为流行。布巴尔和卡兹从同一个省来到巴黎，算是老乡，虽然心下都有点瞧不上对方的事业，倒也和和气气，处得像一家人似的，是指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彼此依赖、猜疑、厌恶。在50年代，他们的关系很紧密，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联盟。而“双叟”老板性格相对孤僻，游离于这个联盟之外，渐渐就和他的咖啡馆一起被孤立了。

另一种比较意识形态的说法，要回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花神”那时候是右翼分子莫拉斯的地盘，因为他的频繁光顾，“花神”被戴上了右翼咖啡馆的帽子，“双叟”于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成了左翼的阵营。莫拉斯对法国文学流派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是帝制复辟的倡导者和激烈的反犹分子，为了避开他，萨特和波伏瓦经常在“双叟”聚会，却逐渐引来很多游客只为看他们而占满了咖啡馆里的座位，此时“花神”二楼隐蔽的空间显得格外吸引人，眼不见谁为净呢？老迈的莫拉斯来“花神”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左翼知识分子们权衡了一下，头也不回地去了“花神”，这才有了后来“花神”是存在主义者据点的说法。

当然也有第三种解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黑色所以为黑，是因为有白色”，那“花神”之所以时髦，是因为“双叟”在那儿。时髦的存在需要不时髦作参照，当下这个时代，“双叟”就成了那个不幸的参照物，其实对“花神”和“双叟”谁土谁时髦的判断难免武断，可在一个时尚之都，武断是它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质。人总是有选择的欲望。即使面对两个姑娘，一样美丽，一样善良，有人也要分出孰优孰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巴黎，这时候非得有那种自以为是的劲头才是。

左岸

贾淼

巴黎是法国的脸，左岸是巴黎的脸。

没有什么比“左岸”更像一张时髦标签了，各色人等都指着用它来点石成金。标榜高雅的，自以为先锋的，放浪的，孤傲的，念旧的，激进的，无不觉得这个词最能彰显自我。从文学青年到房地产商人，都喜欢借用“左岸”造句：“左岸”饭店，“左岸”画廊，“左岸”音乐，“左岸”工场……连伊夫·圣洛朗这样的大师也把自己的品牌系列取名为“左岸”。T型台上的华服虽然高雅，在气质上总觉得和“左岸”还是相去甚远，或者说，只能代表圣日尔曼大街的左岸，现如今布满了高级时装店和高级餐厅。

刚到巴黎时候，在索邦大学念法语，每天都在这块被人们叫做“左岸”的地盘上穿街串巷。记得上课第一天下着小雨，巴黎冬天最常见的那种细雨绵绵，在索邦办完注册，老师吩咐去位于蒙帕纳斯附近的另一个校区参加入学语言测试。正是傍晚时分，从幽静的学院街拐出来，拿着老师画的简易地图，沿圣·米歇尔大街步行向东，一路经过新的旧的大的小的书店、咖啡馆、花店，还有先前只在画册里看过的先贤祠、卢森堡公园。路上年轻学生居多，围巾松松垮垮绕在颈上，三五成群脚步匆忙，衬得整条马路眉目生动。因为不知东南西北，我一直在问路，却没觉得路远，目的地到了，还巴不得循着路边糕点屋漫出的香气继续逛下去。那时候并不知道种种左岸的掌故，事先的膜拜和向往都无从谈起，舒坦自在是发自内心的。后来看了不少关于左岸的华丽文字，回想一下那个傍晚，在我对左岸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倒是无意间领略了左岸最本色的东西。

伊夫·圣洛朗也挡不住“左岸”的魅惑  

地理上，左岸只是塞纳河边的一个居住区域。巴黎被从东而西的塞纳河水一分为二，站在西岱岛上顺着河水的流向，南为左，北为右，“左岸”和“右岸”的地理概念就这么形成了。从法国国王查理五世起，政治权力中心慢慢向右岸集中，以卢浮宫、孚日广场和东郊的万森城堡为基点，王公贵族划分了居住和社交的圈地，外围则是大量依附他们生存的商人和平民。巴黎最大的中央菜市场，最早的百货公司，还有供娱乐的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都落脚在右岸。巴尔扎克、小仲马在小说中若是写到巴黎，场景大多也集中在这些热闹地方，像Les Grands Boulevard，“巴黎林荫大道”，也就是共和广场到玛特莱广场之间的几条马路，或者今天的歌剧院和老佛爷商场一带。和右岸的繁华奢糜、市民气息相比，最初的左岸是清冷的纯粹的学院区。从正对卢浮宫的艺术桥南端开始到圣米歇尔大街的卢森堡公园路口，三所大学一字排开：四国学院，即现在的法兰西学院；三语大学，后来的法兰西大学；索邦大学，现在也叫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是左岸的心脏，先是神学院，13世纪中期开始确立大学的形态，整个欧洲的大学教育也从这里开始。欧洲很多国家的学者和学生都在这一带聚集，按照学院的规定他们学习拉丁文，用拉丁语写作和交谈，所以这一带也叫拉丁区。这是左岸最早的聚集区，也是左岸未被引申和解释之前的原生态。书店、图书馆、出版社、咖啡屋，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剧院，这些都围绕着知识和思想的交换需要慢慢建立起来。形态和趣味上自然和对面右岸的华丽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拉丁区印记：规模不大，空间私密，便于对话和交流。我们今天在圣米歇尔大街两旁看到的，仍然是这种风格的生活。索邦东面一个小巷，里面有一家很小的影院，开一扇窄门，一年到头放映过了季的或者在大影院票房不佳的艺术片供小众欣赏，那里经常有“向某某致敬”的专场，一两个月里循环上映同一个导演的代表作。先贤祠旁边有一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老图书馆，大小和一间大阶梯教室差不多，只不过多了藏书的一层，读者自己可以爬木梯上去查阅。法国大学里每门课时一般不超过两个小时，但间隔拉得很长，晚上也常排课，所以这个图书馆就成了候课的场地。附近中小学的孩子也到这里温课，一张大木桌上便常有奇特的场面出现：一边是奋笔疾书博士论文的大学生，一边是在做语法练习的小学生。听朋友说，萨特在索邦时候，就常和波伏瓦在这个图书馆见面。

索邦大学  

蒙帕纳斯是左岸另一张放浪形骸才子佳人的脸，也是左岸变成传奇的开端。圣日尔曼-德-普雷斯，左岸的另一个区，则在20世纪中期用萨特和波伏瓦的哲学生涯延续和巩固了左岸传奇。20世纪20年代那群美国文化人在巴黎自我放逐的生活，把左岸的心脏从索邦迁移到了蒙帕纳斯的啤酒馆和咖啡厅。在《巴黎：一席浮动的豪宴》中，作者引用的一段酒保吉米的回忆，应该是最真切的描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蒙帕纳斯这样任性癫狂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沉溺醉乡而自得其乐，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画家、作家、贵族、美国水手、坦然表现同性恋关系的可疑女性……他们全部都汇集于此谈天说地，毫不在意阶级差别而友好相待，都彼此投机互为知音，都如此全身心地热衷于艺术。”那是一串光芒四射的名字。

圣日耳曼-德-普雷斯

现在的蒙帕纳斯堆满了游人，咖啡馆和啤酒馆还在，热闹还在，但是精气神我觉得已经不在了。如果让我选择对左岸的记忆，我愿意截取圣米歇尔大街的左岸，索邦大学的庭院里石柱上泛出绿苔，鸽子栖息在雨果雕像的肩膀上，在大街上时不时撞上一张明亮的年轻的脸。

香槟

于萍

公元9世纪时，法国的很多国王都在香槟地区的兰斯(Reims)接受加冕。庆典期间，权贵们喜欢喝当地出产的一种“清明透亮，新鲜淡雅并微微颤动”的葡萄酒。1668年，该地区奥维利修道院的主教的丹·佩里浓试着把各种葡萄酒勾兑，用软木塞密封后放进酒窖。第二年春天，当他把那些酒瓶取出时，发现瓶内酒色清澈，明亮诱人。一摇酒瓶“砰”一声巨响，他吓了一跳，瓶塞不翼而飞，酒喷出瓶口，芳香四溢。这种酒被称作“爆塞酒”，今天香槟的最初由来。

香槟的风格与调配过程有关，品质则由酿制葡萄来自的地区决定

香槟是法国的国宝级酒，它的制作工艺无法仿效，且必须来自法国香槟地区。它是利用已有的精良葡萄酒酿造工艺，在此之上将成酒经过二次发酵以产生气泡，因此香槟也被叫做“闪烁的酒”。而酿制所用葡萄仅限三种：夏敦埃(Chardonnay)、比诺罗瓦(Pinot Noir)和比诺蔓尼(Pinot Meunier)。葡萄都用手工采摘，以舍弃腐坏；抵达酒窖后用压榨机温和压榨，为确保品质，每150公斤葡萄最多只能榨取100公斤果汁。然后进行第一次发酵，使果汁变成静态的干性葡萄酒，经过调配获得调配酒。香槟的迥异风格全来自调配方法，有的会加入前几年的干性白酒，有的则只由当年收成的葡萄酿酒调配。若加了红葡萄酒便可获得玫瑰红或粉红的香槟。

香槟的第二次发酵是将调配酒加入蔗糖和酵母，装瓶密封藏入酒窖内的石灰土。二次发酵后的酒往往会有酵母残渣，存留瓶内卖相不佳，也让酒色浑浊不清。这个难题在1816年得以解决。当时克力科酒厂(Clicquot)主人的遗孀让雇员造了一座木架，上面凿些孔洞，把酒瓶插进洞中，瓶口朝内。然后每天都缓缓转动酒瓶，让残渣慢慢滑向瓶口。把瓶尾慢慢升高，直到瓶身上下倒置，所有残渣积聚在瓶颈，再以娴熟的快动作打开瓶塞让残渣流出，随即翻转瓶身，重新塞好。这方法沿用至今，由此还产生了一个特殊职业——摇瓶人。摇瓶人的工作曾被这样描述：“站在木架前，像钢琴家准备弹奏协奏曲般松动肘腕，然后踏步上前，运手如飞地摇动一瓶又一瓶、一行又一行的酒。每个酒瓶摇动三次，瓶身转1/8周……”这看似艺术，却在阴暗酒窖内完成且工程浩大，因此如今很多酒厂都采用机械代替摇瓶人。

除渣后的酒加入“调味剂”，便是成品香槟了。依调味剂甜度不同，可分为很干(brut)，干(extra dry)，中干(sec)，中甜(demi-sec)和甜(doux)。成品香槟仍需要封藏，没有年份的在装瓶12个月内不得出售，有年份的也要等上三年。有上好的香槟要在窖中存放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香槟的风格与调配过程有关，品质则由酿制葡萄来自的地区决定。出自最好土壤的葡萄被管制机构定为100%，由此酿制的香槟可使用“特级”(Grand Cru)标签。被列为90%～99%的葡萄所酿香槟可使用“一级”(Premier Cru)标签。这些葡萄产区集中在法国香槟地区，数目较少。而玫瑰红的香槟尤其珍贵，只能由产自Les Riccys地区的葡萄酿制。无怪从昔日凡尔赛盛宴到今日举杯庆功，都以开香槟为颂祝习惯，那可是颇费周折的。

香槟产区分布

法国出产香槟的地区主要有三个：兰斯山区(Reims Mountain)，马恩河谷(The Valley of the Marne River)和布朗克葡萄园区(Cote des Blancs)。它们都位于香槟地区。兰斯山区位处北部，连接马恩河，有长达25公里，宽10公里的茂密葡萄园；马恩河地区的葡萄园则夹在马恩市和都马斯市中间；布朗克葡萄园是以盛产制造顶级香槟的夏敦埃葡萄而闻名。以上地区因为地处法国南部，典型的南方气候格外利于葡萄生长：冬日气候温和，夏季阳光充沛，又毗邻河流空气湿润。这些地区的地表又形成自白垩纪时期，养分充足，土质肥沃。特级的香槟酒大都来自于此。自1994年起，上述地区举办了每年一度的“朦胧法兰西之旅”的活动，主题是：美酒、佳肴、旅行。活动包括观赏葡萄园，参观香槟制作流程，品酒，交流鉴赏心得……在香槟之乡品评美酒，确是美妙的旅程。

让-吕克·戈达尔的《随心所欲》剧照    

1968年，因“五月风暴”停办的第21届电影节上，路易斯·马勒、特吕弗、克劳德·雷路许、戈达尔在一起(左起)  

“新浪潮”电影

于萍

“新浪潮”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1958年。当时法国《快报》周刊的专栏作者法朗索瓦兹·吉鲁使用它来谈论当时诸如《漂亮的塞尔其》、《我这个黑人》等一些风格清新的电影。这被认为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诞生。实际上这些被归类为“新浪潮”的电影在诞生前后都与另外三个词密不可分，它们分别是：“优质电影”、《电影手册》和“左岸派”电影

50年代中期，法国电影界由一批被叫做“优质电影”的影片所统治。它们热衷改编19世纪的小说，喜爱在老式摄影棚里完成拍摄，并且奉行论资排辈。这些电影情节陈旧，脱离现实，但却技术纯熟，深谙商业操作规则。被誉为法国精神之父的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在50年代中期撰文批判这种中规中矩的“优质电影”，一些年轻的新锐电影人被放到对立面，如让-雷诺阿、雅克·里维特、让-吕克·戈达尔、克罗德·夏布洛尔或阿兰·雷乃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年轻无资历，倡导导演在电影拍摄中的主导作用，选取题材来自生活，摒弃摄影棚而改到大街小巷拍摄。克罗德·夏布洛尔的《表兄弟》和《漂亮的塞尔其》被认为是新浪潮的最早作品，紧接着有特吕弗的《四百击》，阿兰·雷乃的《广岛之恋》。1960年以后，又出现了让-吕克·戈达尔的《筋疲力竭》，艾里克·罗梅尔的《狮子座》和雅克·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这些影片对比于“优质电影”，确实又清新，又新潮。

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理论影响了那一代人

值得注意的是，特吕弗赏识的“新浪潮”电影人，包括他自己，都曾效力于当时在电影小团体内流通的刊物《电影手册》。这本1950年由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创办的杂志是个电影爱好者的交流中心，它鼓励业余影迷参与到电影事业里来。克罗德·夏布洛尔、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艾里克·罗梅尔、雅克·里维特都曾为《电影手册》写作过大量评论文章，后来他们鼓励别人的文章也鼓励了自己，干脆也拍起了电影。“新浪潮”的名称出现后，通过《电影手册》投身于“新浪潮”的还有一长串显赫的名字：让·欧斯塔什、飞利浦·格莱尔、吕克·穆来、安德烈·戴希内……这种杂志与电影间的近亲关系，一直延续几十年不衰。可以说《电影手册》担任了当时法国电影学校的任务，与之平行，在其边缘，与正常的由副导演升任导演或由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成导演的途径不同。看影片，评论，与有成就者长谈，是每一个进入《电影手册》的人要做的工作。它已经成为“新浪潮”电影人培养基地。后来《电影手册》自己都总结说：“新浪潮电影的形成最该归功于我们。”

1959年，特吕弗导演的《四百击》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这鼓励了“新浪潮”电影人。1958～1962年5年间，200多位新人拍出了他们的处女作。“新浪潮”真的像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汹涌潮流了。但大家虽有共同的敌人——“优质电影”，却有不同的美学追求。“左岸派”此时分化出来。他们与早期《电影手册》拢聚的“新浪潮”派有诸多区别。他们是聚集在塞纳河左岸“门阶出版社”这一左翼作家团体周围的一批文人。其中有作家杜拉、罗伯·格里叶；戏剧家阿兰·雷乃、亨利·高尔比；记者阿尔芒·卡蒂；摄影师阿涅斯·瓦尔达等。而真正搞电影的只有一个——克里斯·马克。由于他们除了是电影爱好者还是文人，所以水平自然要高韬一些。其他区别包括：年龄大阅历广，有些还是“二战”的过来人；着眼全球精雕细琢，有的好几年才能拍完一部电影；喜欢谈论政治，屡次遭禁演。比如：雷乃和马克拍摄的《雕像也会死去》(1952年)就被禁演长达12年；雷乃的《广岛之恋》原定参加戛纳电影节正式比赛，结果中途被撤，只得了一个评论奖。“左岸派”比早期的“新浪潮”更专业、更有激情也更先锋。

但“左岸派”不能忘记1958年“新浪潮”这一名称出现后，凡是新锐导演的电影都被叫做“新浪潮”电影的日子，而“新浪潮”倡导的艺术至上、力求创新精神也是“左岸派”得以先锋的根基。说到底，“左岸派”是“新浪潮”中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成熟分支。“新浪潮”被认为结束于1962年，但影响延续至90年代，那时“左岸派”依旧牢牢占据法国电影业的一席之地，直至发展成为抵制好莱坞大片的“左岸运动”。“新浪潮”不仅是法国本土电影的基础，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电影人。我们可以列举出意大利的贝尔纳多·贝托鲁奇、巴西的格罗贝·罗沙、日本的大岛渚、捷克斯洛伐克的米罗斯·福尔曼、波兰的杰兹·斯库里莫夫斯基、美国的约翰·卡萨维兹，等等等等。这个电影史上的重要片段可以再引用《电影手册》中的一句话来形容：“新浪潮是口号、意外、流行，还是风险很高的基金会？不，它是一场运动，就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一样。”

资讯

1 1959年1月31日，法国导演让-雷诺阿在拍摄《高德里埃博士的遗嘱》时，为了能够连续拍摄，同时使用了四到八部摄像机。以多架摄像机拍片，这是电影史上的头一次。

2 1959年5月4日，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影片展现的是小男孩安东尼奥的生活与精神世界。这一年特吕弗28岁，影片男主角14岁。特吕弗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一个凭借处女作得奖的人，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得奖人，而且，他从未接受过电影专业教育。《四百击》的获奖被认为是对“新浪潮”的鼓舞，对电影的重新解释与命名。

3 1958年阿兰·雷乃拍摄的《广岛之恋》是由杜拉编剧。讲述了作为历史的“一战”、“二战”及原子弹爆炸与作为个人记忆的女主人公同两个男子之间的恋情。雷乃携该片参加1959年的戛纳电影节，立刻引起轰动。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空前伟大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的末日”，但同时也有人批评它令人厌烦。最终《广岛之恋》只获得评论奖。但它后来被认为是法国“左岸派”的代表作，西方电影从古典时期转为现代时期的里程碑。

4 1961年，法国导演莫里斯·皮拉雅拍摄的《爱的存在》(L'Amour existe)获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影片的清醒乐观与战后法国电影的黑色写实截然相反，而皮拉雅也只是“新浪潮”中默默无闻的一位。但他的作品很快自成一派，并被证明这种电影在法国种族意识极强的流行传统里经久不衰。皮拉雅成为法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

夏奈尔

朱步冲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了1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20位艺术家，可可·夏奈尔醒目地排在第二位。“她没有议会与国土，却统治得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永久，她做出的每个决定，都超越国界而在世界上具备法律般的效果。”同样身为设计师，位居第17的克里斯迪汀·迪奥由此惊叹，“一个女人凭借一件黑色套头毛衫与几串珍珠项链，就革命性地改变了时装”。相对于迪奥铺陈的叙述，在排行榜名列第12的画家毕加索则言简意赅，“她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女人”

1958年，夏奈尔和她设计的成衣

私生女，在孤儿院长大，25岁之前对巴黎一无所知。凭借美貌与智慧辗转在一个又一个上流社会男人之间，在巴黎逐渐发迹。当事业发展到如日中天时，却因“二战”爆发以及被控与德国占领军关系密切而悄然出走，在隐居15年后卷土重来，夺回时尚界的主导霸权。每当夏奈尔的名字被提到时，这一连串传奇般的经历就会立刻在我们脑海中浮现。夏奈尔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时装帝国，更颠覆性地改变了女性的着装习惯。她大胆地将男性时装元素引入女性世界，赋予女性以男人般的行动自由，把她们从延续几百年的层层遮盖拘束和繁杂累赘的装饰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明快简洁的直线风格。我们的衣柜中可能没有香奈尔品牌的衣服，但绝对不会没有她创造的时装样式——高翻领毛衣，百褶长裙，无袖连衣裙，紧身内衣，法兰绒上衣，喇叭裤与链式手袋；如果抽去这些，现代女性的形象简直会是一片空白。

与历史上任何伟大事业一样，香奈尔帝国的开端不过是她借用第一个情人史蒂安·巴尔桑1913年于法国南部海滨小城杜维尔开了一家小时装店，借助自己在孤儿院练就的缝纫与剪裁本领加工一些成品衣服出售。虽然这家店铺的月营业额常常不过几十件，但野心勃勃的夏奈尔已经做好了向陈腐的设计风格挑战的打算。“一个可憎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要改变。”晚年的夏奈尔在对曾任巴黎画报记者，《玛丽嘉儿》杂志主编的传记作家马塞尔·黑德里希口授自己的回忆录时说，“女人们穿得很差，一件紧身裙就是她们最好的衣服了。这种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紧。这就是装扮妇女的服装！由巴黎那些根本不了解女人，自鸣得意的家伙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戴着有如小丑一样装饰的礼帽，实在是可怜至极。”

考究的细节一直是夏奈尔延续的风格

“工业革命造成的一个伟大影响就是日常消费产品的普及化，并将妇女从家庭推向了社会。”《时尚的面貌》一书的作者珍妮佛·克雷克由此写道，“女性消费能力的上升使得她们的选择与鉴别力明显上升，进而要求在时装设计这一女性表现的终极裁判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1914年，可可来到巴黎，在康邦街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可可的新奇设计很快站稳了脚跟。由于物资紧缺，以普瓦雷为代表，奢华夸张的传统设计风格难以为继，而夏奈尔的作品既节省了布料又显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我将一件旧毛织套衫的前片剪开，装上一条饰带，这样就可以不必从头上套下去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而另一天，我在观看一些英国人玩马球时感到有些冷，就随手穿了一件宽大男式套衫，并在腰间胡乱匝了一条带子。”于是，在1916年的一期《时尚》杂志独家刊登了这一“妙手偶得之”的设计，并把它命名为“迷人的夏奈尔衬衫式连衣裙”。借助数十万赴欧参战的美国军人，这一革命性设计在“一战”结束后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此时巴黎的上流人士仍然在一开始叼着昂贵的雪茄，对这位娇小妇人提供的样装评头品足，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全球顾客的意志是不可转移的。

“一战”后的复苏造就了奢侈商品行业的重新繁荣，香奈尔也不例外。到了30年代初，这家在开业时只拥有两名员工的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4000名职工，业务遍及世界，年服装销量达28000套的时尚巨擘。与其他设计师不同的是，夏奈尔破天荒地开拓了自己的香水制造业，并使其成为了同品牌服装的完美互补。“香水的好处并不是几千个享有特权的上流贵妇所专有的。”珍妮佛·克雷克写道，“只要用几滴五号香水，穿上一条裙子和套头毛衫，所有的女性都可以成为夏奈尔。”

尽管如此，在夏奈尔沉寂了15年，于1954年返回巴黎时，喜新厌旧的欧洲时尚界却认为这位奇才已经是昨日黄花，虽然美国的《生活》杂志花费了6个页码来庆祝这一事件，并声称“隐藏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后面的可可也许刚刚回来，但她的影响已是无所不及。这位71岁的领袖无疑将发起一场革命”。但在1954年10月出版的第一期《玛丽嘉儿》杂志已经把她复出后的第一次时装展示形容为“彻底的失败”，被确认为可以夺走她时尚掌舵手地位的设计师到处涌现，包括继克里斯汀·迪奥之后崭露头角的伊夫·圣洛朗，以及来自英国索霍区、发明了超短裙的玛丽·夸特。和可可一样，夸特从小对时装着迷，并于1955年在伦敦国王路开设了自己的时装店，目标客户群则锁定在被同行一直忽视的青少年。披头土乐队的强烈节奏使她的设计像挥之不去的时代乐章，着了魔似地到处流行——身着夸特式紧身彩色裤、迷你裙与小号凸条毛衣的青少年可以毫无累赘地在摇滚音乐会上劲歌狂舞。

对于这一切，夏奈尔固执地以宽松外套，仿珠宝项链与镶边花呢外套来对抗。有趣的是，这场绝地反击之所以成功，除了来自香水制造部门稳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美国妇女。她们比自己的欧洲姐妹更厌恶待在家中，而偏好奔波在位于大城市的公司与郊区的住所之间，夏奈尔的简洁明快立刻打动了醉心于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对高成本的小众制造不甚感冒的第五大道。6个月内，整个美国时装行业就已经夏奈尔化了，《时尚》杂志评价她的1955年推出的“小黑裙装”是“时尚界的福特流水线汽车”——它的确像福特汽车一样经久耐用，直到1961年，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第凡内的早餐》中仍然选择它来诠释自己的性感。

与她敏锐的时尚嗅觉相反，步入晚年的夏奈尔和大多数天才一样变得日益尖刻与闭塞，1957年她退出了法国时装公会，因为她不遵守必须把服装的式样及时交付摄影的规定而惹人讨厌。她也很少赞扬个别服装设计师。她对整个欧洲时装界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70年，为了驳斥“超短裙将永远替代长裙”的断言，她推出一款极其简约风格的黑色长裙并让卡特琳娜·德纳芙作它的模特，在《巴黎竞赛画报》上亮相。这年底，沮丧的法国时装公会公布了统计结果，显示他们由于没有能够预料到夏奈尔新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从而损失了上亿美元。

“与她的罗曼史一样，夏奈尔与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时装设计业的关系呈现出一道从依附、利用再到分庭抗礼的明显轨迹。”马塞尔·黑德里希在传记结尾时写道，“当她用‘有成堆的公爵夫人，但只有一个可可·夏奈尔’来回绝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求婚时，她的性格已经完全成熟了。她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个女性在男性的强势群体中艰难地争取肉体与灵魂自由的寓言。”无疑，这种抗争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她的创作风格。与同时代另一位杰出的女性解放运动领导人伊莎贝拉·邓肯所表达的那样，她们所要求的解放并不是放浪形骸的肉体满足，而是一种渴望获得独立与完整性的生活的诉求。“时装演变，但风格延续；风格，就是我。”哲学家夏奈尔如是说。

巴黎地铁

苌苌

电影《最后一班地铁》讲到在40年代德军占领下的巴黎，法国人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与混乱中，从占领区到自由区只有地铁可以通行，因此当时的法国人在忙碌完一天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赶上最后一班地铁。现在的巴黎虽然有大奔出租车，可随便跑跑就十几欧元，当学生的晚上要是出去玩儿，脑子里总得绷根弦——可别错过最后一班地铁。而让人感到体贴的是，巴黎的地铁最晚一班要到凌晨1点。而要是碰上大型活动，比如夏季音乐节、国庆，几条主线都是通宵开放，而此时检票机却放假了

因为那些老电影的缘故，在亲眼见到巴黎的地铁之前，总不免美化它：它好像是温暖的，经典的，散发着柔和的光……事实上，当我第一次走进巴黎地铁，发现里面阴暗、破旧、空气污浊，线路错综复杂时，颇为失望和紧张。这便是巴黎的地铁初见之下给我的感受，可是生活中又离不了它，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看似邋遢、复杂的系统却也有不少迷人之处。

巴黎的街道狭窄，单行道多，去一个地方开车未必方便，大多数市民都选择地铁作为日常交通工具。巴黎人常说“metro，boulot，dodo”，就是他们的生活三部曲——地铁、工作、睡觉。在巴黎市区，一共有380多个地铁站，说“两点之间，必有地铁”，或者“500米之内一定能找到地铁入口”一点都不过分。

巴黎的地铁月票因为是橙色的，所以叫做“橙卡”，一个月40多欧元。要是零买，就得根据具体情况算计一下。单张票价是1.3欧元，买10张9.6欧元，另外还有一天票、五天票等，在规定时间内随便使，周票是14欧元，这说的还是两圈之内的市区，要是出了圈，价格就随之上涨。去机场的地铁票单程是7.5欧元，那已经是5圈之外了。

地铁站里的服务，一切本着“便民”的原则：站密，车次多，运行时间长，售票窗口有免费的路线图，拿着这地图，只要你认识字母，就没有什么到不了的地方。有的车站有电子路线图，你按下所在的车站和目的地，就有一条路线亮起来，告诉你坐几号车，在哪里换车等等。

巴黎的地铁分成两个系统：运行在两圈(相当于二环)之内的叫做Metro，一共有14条线，从1线，2线到14线，用数字表示；运行在两圈之外，穿行在巴黎大区之间的叫RER(郊区快车)，有5条线，用字母区分。

可以想见一个站有七八条换乘线时，会乱成什么样子。比如夏特莱(Châ；telet Les Halles)车站，这是世界最大的地铁中转站之一，大得可以比得上一个火车站，只是暗无天日，在长得看不见头的步行道里，甚至用上了机场那样的自动履带。它会让一个初到巴黎的人抓狂，下了车，却像噩梦一般，总也转不出去。地铁的出口在地下二层有好几个，在上到地面之前，要经过商场、书店或者服装店，也许会一不留神走到一家艺术电影院。如果一个出口走错，上来时就完全不知道身在何方了。Les Halles是中央菜市场的意思，如今卖菜的没有，遍布周围的是乱糟糟的小店，虽然地处巴黎的心脏，全然不像我们浪漫想象中的巴黎。

地铁站的装修不尽相同，在卢浮宫的站台上，摆放着博物馆的复制品，埃及法老什么的，就算不识字，也能知道这是哪儿，下了车，顺着通道没走多远，你已经站在了玻璃金字塔的下面。“工业艺术”站，站如其名，装饰成了轮船的样子。有的地铁站定期做小型的主题展，经常上下车的巴士底站，墙上是法国风情的人物壁画。在圣日尔曼-德普雷站，白色的拱墙上放的是黑白卡通幻灯片，好像就是从这里开始对巴黎的地铁有了感觉。

1号线是巴黎的第一条地铁线，横贯城市的东西，沿途经过卢浮宫、香榭丽舍大街等不少旅游景点，成了热线。这条线的机车宽敞明亮，座椅舒适，车门还是自动的——别奇怪，巴黎的地铁机车好多还是手动车门呢，上下车的时候，需要扳一下金属的小把手，这样的车，内部装潢自然也差一点，灯光惨淡，跑起来哐啷哐啷的。而通往国家图书馆的14号线是这些年才建的，在巴黎的地铁中最先进，无人驾驶，每个月台都有玻璃屏风，在地铁到站时，屏风门和地铁门同时打开，排除安全隐患。里昂车站的站台内侧，还被装饰成热带雨林的样子。

说起来，巴黎的地铁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主持建造的工程师叫Bienvenue，在法语里是“欢迎”的意思，多好的名字呀。很多地铁入口处还沿用当时的设计，和影像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一模一样。当年流行Art Deco，入口处的墨绿色铁栏杆于是也做得曲线玲珑，铁牌中间写着花体的“Metro”。不像后来建的地铁站，和一个地下通道没太大区别，顶多高高立起一个“M”标志而已。

巴黎地铁建得离地面比较近，没有那种深得令人绝望的楼梯，走下几级台阶就到了月台。在有的地方，地铁钻出了地面，坐6号线，你会突然从正对着发呆的车窗玻璃上看见埃菲尔铁塔的倒影。或者城东的5号线，初夏的晚上，我把相机架在奥斯特里兹桥上，守候着从对面桥上经过的列车，时候不早了，地铁从每5分钟一班，减到10分钟一班，却恰巧看到两辆灯光通明的机车在桥上交错而过，在它们背后，又大又圆的月亮正从塞纳河上升起来。

总是让人觉得浪漫的巴黎，有多少浪漫来自地铁里的卖艺者呢？不只有失明的老人在地铁月台上用唱机播放PIAF的歌曲，你还可以听到手风琴，小提琴，竖琴，女高音等各种曼妙的声音，要是飘来曾经听过的乐曲，兴许会让人觉得triste。每当我走在地铁通道里，经过弹古筝的，唱乌克兰民歌的，又唱又跳的南美乐队时，就想，要是有个年轻人弹着吉他唱起老狼的《虎口脱险》，“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该多好！

酱料

王星

Basilic(罗勒)：一年生唇形科草本植物，原产印度，很早便引种到埃及与希腊。

Persil(香芹)：伞形科草本植物，原产意大利撒丁岛，在欧洲南部地区广泛野生。

Thym(百里香)：生命力极强的野生草本植物，原产葡萄牙及西班牙。

这三种东西可以算是法餐的酱料中的当家香料，法餐很多特有的味道便出自这些草叶子。众所周知，酱料(sauce)向来在西餐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一个馆子或是一个厨子的名气往往取决于他们调制的酱料的优劣。自诩不同凡俗的法餐其风味却仰仗于这些大多并非法国土产的香料调制的酱料，这未免有些尴尬。

这种尴尬情况似乎是从法餐的历史里就注定了的。据说直到16世纪法国亨利四世迎娶那位意大利公主之前，法国的饮食还处于“蛮荒”状态，直到一大堆意大利厨师和公主一起陪嫁到法国，法国宫廷里的餐饮才焕然一新，和那些意大利厨师一起过来的自然也有他们用惯了的各种南方调料。

法餐里当然也有极其法国的部分，这其中就包括菜单上不遗余力地标明产地的主料和配菜。据说在法国餐饮历史上曾经兴起过所谓“新餐饮运动”，主张采用罕见的原料、以尽量保持原味的方式烹调，但这一运动很快便销声匿迹，因为更多的人还是倾向于“传统的”法餐；而传统的法餐似乎只是中规中矩的主料加上各种酱料，哪怕这些酱料的成分并不属于法国传统，只要是按所谓的法国方式调配就行。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香料在其原产地的原始加工方法反而会被视为“异国的”，就像孕育了法餐的意大利菜一样：如今意大利餐馆已经沦落成了法国街头众所周知的廉价餐馆，尽管很多人喜欢，但在名气上终究无法再和法餐相比。

同样的情况不只出现在吃的方面。在文化的其他领域里，法国人也充分表现出他们运用异国调料的手法。正如现在很难定义什么是纯粹的法餐一样，要定义什么是纯粹的法国艺术也同样困难。克罗维(Clovis)将天主教纳入如今法国这片领域以前，城镇与乡野间流行的是如今被称为“凯尔特(Celtic)风格”的艺术，后来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将当时“时髦”的文艺复兴风格引入法国，意大利艺术像意大利菜一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法国上流社会的审美观；等到太阳王王朝时期，东方的风格成为一种新鲜的“酱料”用来调配，法国境内的大小瓷器工厂竞相仿造东方式的瓷器；繁华过后，北欧风格的风俗画进入；再后近似于北方风格与南方风格的大争斗；到了著名的浪漫派时期，东方的作料逐渐占据了上风，然后是非洲。其间法国人更像是拿好刀叉静待其中，像个永不厌烦的食客一样看着厨师变换各种酱料，惟一的要求只是这个厨师会说法语——毕竟，就像很多法国菜一样，如果没有人喋喋不休地在你耳边絮叨这道菜的选料如何精良、酱料如何特别，你无法光凭味觉鉴赏出它的独到之处。

品酒的两条道路

贝小戎

葡萄的品种很多，而葡萄的吃法并不多，无非吐皮、不吐皮、吐核、不吐核四者的四种组合。葡萄酒则是种类多，饮法也多。种类多的表现之一就是各种价位的都有，虽然一般来讲葡萄酒是一种昂贵的食品，但是也能买到便宜的。美国专家是这样说的：“20到100美元之间的葡萄酒，其质量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买100美元以上的葡萄酒的人，喝的不过是商标罢了。”

要把20元的酒喝出100块钱的味道来，这不是简单的省钱的窍门，像金圣叹“花生与豆腐干同食有火腿味”一样，它需要点文化底蕴和想象力。但是更多的美国人赞成给众葡萄酒排排座，打分数。上世纪70年代一个叫罗伯特·帕克的巴尔的摩律师开始油印出版《酒评》(The Wine Advocate)，列出所有波尔多出产的酒并以百分制打分，欲把美国人“百科全书一切”的雄心和数字化方法带到法国，让它生根发芽。他成了美国激进的经验主义的使者，那些对古老的智慧不耐烦的法国人也开始相信事实和数字能道出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帕克的计分制不能说清葡萄酒为什么好喝，但是能准确地预测某年产的酒会具有超级口感。

东跑西颠地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酿酒更像制作花生酱而非写诗。造酒的公式很简单：葡萄的株距要大，成熟期要长(果农为了避免后期大雨和晨雾总是过早采摘)，去梗，最低限度的处理。更有美国人说，葡萄酒不过是变质了的上等葡萄汁；往白葡萄酒里加入红色食用色素，常喝酒的老手也是红白莫辨。

在葡萄酒味道的表现上，美国人采纳统计系学生的路径，法国人则效法中文系的学生。罗兰·巴特说：“葡萄酒是一种只有法兰西民族才有的财富，是他们的饮料图腾。”更早的一位法国哲人说：“葡萄酒是太阳和大地的汁液，它的基本状态不是潮湿的，而是干燥的。”法国人鄙视以量化的手段品评葡萄酒是很自然的。对他们来说，这就像一个男人勾搭了五十来位妇女之后，挨个给她们打分，他不能算是绅士，而是无赖。对葡萄酒中的丹宁酸不耐烦，就像对自己老婆脸上的纹路不耐烦。当法国人说：“库克酒有炸面包的香味、新鲜黄油的味道、咖啡的味道，回味时还有菩提的味道、香草的味道。”这些类比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激发了我们的想象，但这只是比喻而不是记账。

本质上不是葡萄酒让我们莫名开怀，而是酒精起的作用，葡萄酒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理由以享受酒精所带来的快感。这里葡萄酒这个概念的内涵囊括了对酒的知识、谈酒论味、酒桌上的谈天说地、酒的品牌、关于酒的著述和酒的分数上的高下之分等等。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仍然会喝醉，但也仅仅是成了醉汉而已。赏酒的文字之所以层出不穷，并不是因为葡萄酒是对我们的鉴赏力的挑战。葡萄干、葡萄汁、葡萄糖也都是葡萄的子孙后代，但因为它们缺乏外围的话语系统，才无法令人时时想起它们跟葡萄酒“本是同根生”。葡萄酒总是酒不离评，评不离酒。喝葡萄酒时，嘴不是简单的液体注入的管道，嘴在纳入酒的同时，万望吐出类似“你是太阳和大地的汁液”之类的酒后真言，只喝酒不吃菜和只喝酒不说话都是一样不合时宜的。

法国女星

孟静

中法文化年的总协调人隆柏说：“法国人留给世界的印象一向是‘浪漫’的，‘浪漫’这个词可能是略带讽刺的、有些过时的。”不管法国式的浪漫到今天还有什么其他含义，但是法国女人为人所称道的浪漫却是货真价实的褒义词，那些法国女性的象征，那些有幸成为玛丽安娜模特的女明星，无论在银幕上，还是生活中，都是诠释浪漫的最佳代言人。

法国政府和民众对女人的美丽有着至高无上的推崇，每隔几年的“寻找玛丽安娜”，都会选出法国人心目中的女神作为共和国的象征，女人在这里地位高贵。以前的玛丽安娜都是不具姓名的美貌女子，从碧姬·芭铎开始，玛丽安娜有了名字，苏菲·玛索和卡特琳娜·德纳芙都当选过国家象征，法国人不吝惜地把她们和伊莎贝尔·阿佳妮都称为国宝。虽然中国人看的更多的是英语片，但法国女演员却常常是中国演员心目中的偶像。徐静蕾在参加国外影展时，被外国人形容为气质神似阿佳妮，人淡如菊，她兴奋地表示，那正是她最喜爱的女演员。而苏菲·玛索第一部进军好莱坞的英语片《勇敢的心》就征服了美国人，他们封她为“法兰西之吻”、“法国皇后”。

苏菲·玛索

除了苏菲·玛索，在上海电影节上，见到她的记者说她“美得像个假人”，其他法国女演员都不是长相非常完美的类型，但她们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阿佳妮最擅于用羞怯打动人，而这个优点正是英语系女演员最缺乏的。《孽迷宫》中的她总是一副弱不禁风一吻丢魂的模样，《罗丹的情人》里角色的疯狂也掩盖不住她羞涩不胜的韵味。曾经有影评这么说她：“她白晰面颊拂过的粉红色晕和肢体传达的半推半就的感觉异常迷人。”可是这种羞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她在《孽迷宫》里第一个出场就是正面全裸，另一个甜心苏菲·玛索在很多片子里都有惊人的镜头，《云上的日子》、《心火》，越是文艺的电影，她们的牺牲就越勇敢。而且这么做毫不影响她们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法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她们相当于《第凡内的早餐》中的奥黛丽·赫本，但是赫本在任何场所永远是保守的小公主。而阿佳妮和苏菲在玉女的外表下有一颗狂野的心。

大胆的传统从碧姬·芭铎时代就开始了

大胆的传统从碧姬·芭铎时代就开始了，这个被男人昵称为B.B(宝贝)的性感女神，是五六十年代的叛逆。在她的第一部电影《上帝创造女人》中，她放肆地裸露，在法国本土也被视为过于出位，在美国却迎合了性解放的思潮。虽然她大胆的作风和可以写长篇小说的情史让一般女人厌恶，但她成名之后的电影和与电影有关的商品，为战后法国带来的外汇总额甚至超过了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的创汇额。

不过法国的女明星似乎都没有商业头脑，碧姬·芭铎从没想过推出一款自己名字的香水，德纳芙和苏菲都为世界顶级的品牌代言，千禧年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颗梨形钻石也是请的苏菲佩带展示，但她们都没想过应该有自己的产品，反而会把更多时间用在写书上。在引领时尚上，法国女明星也是天真而不自觉的。碧姬·芭铎对时装的惟一要求是“舒适”，可是她的平底鞋、针织裙子风靡一时，那时街头少女都模仿她走路时扭屁股的姿势。她在第二次婚礼时穿凉拖和随便的方格裙，这种洒脱的着装方式也成为当季流行。即便是她生完孩子后松挽的发髻也成为无数女人效仿的式样，她们还把它取名为“酸白菜头”。

法国女星的时尚似乎总是不沿着当时的轨迹，在全世界都以豪放为美的80年代，伊莎贝尔·阿佳妮却是倔强而纯真的。有一部关于阿佳妮日常生活的纪录片。素面朝天的阿佳妮和男朋友、孩子一起，为了谁来点菜，她建议三人投票，当她和孩子耳语半天，终于取得胜利时，她露出天真得意的笑脸，在她身上，永远是我行我素的性格。

这种无意中的美在苏菲·玛索的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芳芳》里她跳窗子去看望情人，在沙滩上翻跟斗，她蓬松的长辫子，光腿穿男式衬衣、短裤配长靴的可爱模样流行一时，每年情人节各国电视台都会放这部片子助兴，许多不如她美貌的姑娘以效仿她为荣。

卡特琳娜·德纳芙  

在法国人心目中，卡特琳娜·德纳芙和伊莎贝尔·阿佳妮是知识分子的最爱，苏菲·玛索长相更讨好东方观众。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法国女人在西方人眼中的：“GUCCI的代表人物是索菲亚·罗兰，而YSL是凯瑟琳·德纳芙，她们俩都很性感，不同的是YSL女郎做爱前会把男伴绑起来，往他身上滴蜡油，而GUCCI女郎则是直接去做的那种。”2001年的英国版的《VOGUE》杂志上，同性恋者汤姆·福特如是说。不过，最能代表法国人的卡特琳娜·德纳芙的浪漫会更刻意一些。她17岁时认识芭铎的前夫瓦迪姆，他把她也一手捧红，那时她从发型到穿着全面COPY 芭铎，芭铎既愤怒又自豪：“模仿是对我的献媚，应该承认，我很高兴看到女孩子模仿我。”

阿佳妮最擅长羞怯打动人 

虽然性格迥异，法国女人都有类似的气质。很多中国人无法分清伊莎贝尔·阿佳妮和苏菲·玛索，发掘她们俩的恰好也是同一个导演；《天使爱美丽》中的奥黛丽和奥黛丽·赫本有着同样澄净的大眼睛和冒失劲；茱丽叶·比诺什和苏菲·玛索都用“巧克力”来表达自己。苏菲·玛索主演的《路易十四的情妇》里，巧克力撕去优雅的服饰，赤裸裸地把内含的“阴谋”暴露在阳光底下。女主角选择了自杀，一种很特别的自杀方式：服用有毒的巧克力，而在比诺什的《浓情巧克力》中，巧克力又成了爱的工具。

学生在街头游行

1968

尚进

为了满足战后婴儿潮的教育需要，巴黎的西北郊建立了一所南泰尔大学，正如英国学者罗纳德·福莱兹的专著《1968年：学生一代在造反》开头所说的那样，“有关法国在1968年的一切，都从这个学校的游泳池说起”

那是1968年的1月，南泰尔大学请来教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给新落成的游泳池剪彩，这所1964年连图书馆都来不及盖就创立的大学，本来计划容纳8000名学生，可1968年已经挤进去了14000人。与所有的学校仪式一样，剪彩领导讲话总是千篇一律，而社会学系的德裔犹太学生达尼埃尔·科恩·邦迪叼着烟挤到部长旁边。“部长，借个火”，“您写了600页关于法国青年问题的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字提及如何解决我们性方面的问题”。在游泳池剪彩仪式上问这些问题，马上让所有人产生递进式的联想，可教育部长大人却依旧拿着架子回答：“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爱好，可以跳到游泳池中去败败火”。这大大激怒了学生，学生们喊起“打倒性别隔离区”这样的口号。

这是大多数关于1968问题公认的导火索，但实际上这点青春躁动远不能造成后来的局面。因为1968年积累了太多的情绪，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死，越南战场春季攻势下民众的反战游行，“文革”小将们的接受检阅，布拉格的春天，日本佐世保港外抵制“企业号”航空母舰的学生武士们，甚至远在巴西的学生们都拿起了石块。这一切让位居法国的青年们觉得自己也必须做点什么，可他们没有邻居德国学生那样有东德这个进攻的对象。1968年3月15日，《世界报》著名记者皮埃尔·维亚松·蓬泰用《法国感到无聊了》来形容法国情绪。

法兰西人就是喜欢闹闹革命，这是玛丽林·科菲在她的《那些垮掉的一代》中对1968的惯性思维，“革命”崇拜成为了法兰西民族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渗透到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当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人们会同仇敌忾，当国家安定祥和时，人们却往往不安于现状，这被法国知识分子称为托克维尔规律，在1968年再一次重现了“革命”，只不过在今日的人们看来，那仅仅是一场“革命”的模仿秀。“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被写在了墙上。

3月18日凌晨曼哈顿银行和美国航空公司驻巴黎分支机构发生了爆炸，警方逮捕了6个青年嫌疑人，其中有一个南泰尔的学生，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左岸大学区。曾经跟部长借火的科恩·邦迪率领100多学生，成立了一个抗议组织，他效仿古巴卡斯特罗的“726运动”那样，也以日期命名，于是“3·22运动”开始。“3·22运动”的发起者们原本并没想“革命”，他们认为组织化窒息了个人的活力，创建一种新的社会活动和组织形式，矫正现代文明才是法国青年们应该做的。一时间亲近法共的全国大学生联合会，极左的托洛茨基派组织，巴黎高等师范的毛主义都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于是一场场游行和一座座街垒出现了。

这种大规模的游行，在1968年的巴黎不足为奇

“整个5月的巴黎又回到了1789年的状态”，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告诉学生们，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这次“革命”完全是一次存在的反抗。到了5月13日，戴高乐掌权10周年纪念日，塞纳河畔的游行队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生们了，工人们的到来让游行队伍扩充到近百万人。“让想象夺权”、“严禁使用严禁”、“社会是一株食人花”、“没有什么东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这样的标语已经铺满了巴黎，学生们高喊：“戴高乐，杀人犯。”工人们立即回应道：“十年了，足够了。”

学生们过剩的荷尔蒙总有释放完的时候，但是梦想总是青年们最大的财富。从5月13日到6月16日，巴黎大学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学生们按照自己的设想在此建立了20世纪最后一个乌托邦，占领委员会迫不及待地宣布巴黎大学从当天开始摆脱法国政府和教育部控制，成为一所自治的人民大学。此时此刻占领委员会更主要的任务是组织人们讨论，而讨论的惟一话题仅仅是“革命将向何处去”。这就是1968年最辉煌的5月，法国学生们只是在不停地呼唤：“不要面包，要蔷薇。”老谋深算的戴高乐尽管也被学生们的架势搞蒙了，可他在5月30日的议会投票上，继续领导第五共和民主共盟，这也意味着学生们最大的反对目标——老迂腐的制度，没有因为学生运动消亡，反而是把五月“革命”之火熄灭。

思想家雷蒙·阿隆在收音机中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呼“戴高乐万岁”。而保罗·萨特则懊悔不已，因为10天前，他还在“索邦公社”向学生们演讲他的《辩证理性批判》。1968年的法国，没有纲领、没有建议，没有目标，青年们的假想敌就是社会，学生们只是需要一场斗争，来证明自己。

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者眼中，1968的意义远非“革命”这样简单。有人用“一场虚假的革命”来形容它，也有人用终结的开始来形容它。可实际上呢，1968的影响至今，以至于80年代的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撰写《60年代断代》的时候，将1968视作文化变革，却不是社会革命。正如同1968年法国学生革命运动之初断言的那样：“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要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

蓬皮杜

贾淼

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你不可能不谈到它。有人说它是巴黎肚脐眼上的一个讨厌的脓包，但无可否认，它是现代巴黎的一个象征。1969年，总统蓬皮杜提出要建造一个属于全体市民的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这个想法在他逝世三年后得到实现：蓬皮杜中心1977年落成，花了五年时间。意大利人皮亚诺和英国人罗杰斯以他们绝对有创意的设计，战胜了其他680个对手，“通俗的有趣的而且无所畏惧”的建筑，“绝非那种令人不安的所谓文化殿堂”。从开门纳客的第一天起，批评甚至谩骂就劈头盖脸，但它始终是法国参观人数最多的建筑，每天保持在25000人左右，超过了卢浮宫和艾菲尔铁塔。中心外观的奇特不用多描述了，很多没去过巴黎的人，也都从画报上看到过这个五颜六色的“大炼油厂”：钢结构梁、立柱、拉杆、电梯，甚至各种管线也都涂了颜色，无所遮掩地暴露在外墙面上。交通运输设备是红色，空调设备是蓝色，水管是蓝色，电气设施则是黄色。建筑美丑，见仁见智，但蓬皮杜在建筑形式和内在功能以及法国气质之间的高度和谐，已经足以让它融进巴黎人的生活。

蓬皮杜中心展览的法国艺术家Daniel Buren的装置作品  

蓬皮杜落脚在巴黎最富市民气息的传统地带Beaubourg，被平民聚集的中央菜市场和犹太商人生活的玛黑区夹在中间，周围是几栋18世纪的古建筑。与香榭丽舍、铁塔一带的高档社区相比，这里少了很多矫饰之气。蓬皮杜开放以后，门前的小广场成了这一带最有人气的地方：表演喷火的江湖艺人、滑稽演员、业余音乐人，只要不下雨，都从早到晚在这里卖艺，看客里外三层，喝彩声不绝于耳。中心只有五层，每层都是一个长166米、宽45米、高7米的巨大空间，没有固定墙面，空间根据使用需要随意隔断和组合。一层自由出入，右面错层是简单的咖啡座，左面错层有一个小小的开放式的工业设计展览厅，出售各种奇思异想、造型前卫的小生活用品。二到四层的公共参考图书馆免费开放，它和传统的封闭型图书馆完全不同，读者不需要办理任何证件或手续，可以随时随地出入。馆里收藏丰富，图书全部开架，有30万卷当代书籍，2400种期刊，20万张幻灯资料片，还有提供多种语言教材和录音带的语音学习室，免费欣赏唱片的音像室，用来查阅微缩胶卷的放大阅读器.而所有这些全部共处一室，就像一个无声的文化大集市。这里是年轻学生最喜欢的图书馆，温习功课和好友约会都是首选。这里也是无所事事的人的天堂，带一个面包可以在里面耗上一整天。这里还是一些流浪汉冬天的避难所，他们准时背着家当出现在等候开馆的长队里，虽然身上透着难闻的气味，也不会遭人拒绝入内。他们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在角落里读几张报纸，再打会盹，是其他图书馆里看不到的景观。五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展览地位上和卢浮宫、奥塞博物馆形成一个系列，但参观起来显然更为轻松和随意。这里收藏了包括立体派、抽象派、超现实主义派等各个流派的20世纪西方艺术，和蓬皮杜本身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互相呼应。

蓬皮杜中心备受争议的外观

如果要寻找一个最能体现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地方，没有比蓬皮杜中心更合适了。它在唾骂声中呈现出来的旺盛生命力，也给了其他建筑师向经典和传统捣乱的勇气。也许这又是蓬皮杜的一大罪状。

巴黎最受争议的20世纪现代建筑

法国国家图书馆：1988年，密特朗总统动议修建一座“世界上最大最现代的图书馆”；1989年，法国设计师Dominique Perrault的方案被选中，图书馆在塞纳河右岸的Tolbiac 码头附近动工，历时6年完成。整个建筑由四座透明的L形大楼组成，每座20层高80米，象形四本打开的书，楼间是面积逾1万平方米的人工树林。赞成者认为该建筑充分体现了现代建筑的通透和开放性，批评者则嘲讽其为“一张四脚朝天的桌子”，“死书的坟墓”。

新凯旋门：来自丹麦的主设计师Johan Otto von Spreckelesen在打造这个庞大工程之前，据说只造过四个小教堂和一栋自己的住宅。仍然是密特朗的惊人构思，要在旧凯旋门的视觉延伸背景上，造一个更宏伟的世界之门，来打破巴黎的暮气。整个大楼全部采用白色大理石和玻璃材质，中间的大框宽100米，高110米，是整个卢浮宫的内径，足以覆盖巴黎圣母院。1989年竣工后，赞成意见认为它是挑战性的独一无二的大手笔，反对意见怨恨它是谋杀城市的奇怪的立方体，让人做噩梦的东西。

阿拉伯世界研究所：建筑师Jean Nouvel，好评说他的设计“外观绝对现代感，内部风格纯净和谐”。传统的木制阿拉伯式遮窗格栅，和现代的有金属感的百页隔板结合在一起，一共17000片，在计算机的调控下能随阳光的强度变化。批评者认为该建筑不伦不类，是左岸的阑尾。

萨伏伊别墅：位于巴黎郊区的普瓦西，由现代主义建筑的祖师爷Le Corbusier在1930年完成。他是一个在建筑上主张“彻底砸碎旧世界”的激进主义者，曾经提出规划要把巴黎市中心痍为平地推倒重来。别墅轮廓简单，像一个白色的方盒子被细木桩支起在花园草坪里。纯白外墙无任何装饰，水平长窗环绕整个建筑中部，空间通透，采光充足。对该建筑的争议，一如对Le Corbusier本人的争议。

(部分资料来源：法国电视五台)

1952年，碧姬·芭铎主演的《穿比基尼的女人》海报

比基尼

朱步冲

谁能想象到南太平洋上一个常常进行核试验的小岛能和一种最能引发男性遐想的服装联系在一起？虽然早在罗马共和国时代，这种两件头布片一样的游泳衣在庞贝古城废墟中的壁画上就已初露端倪，但直到1946年，一位名叫路易斯·瑞德的机械工程师才正式将这个聪明的设想变成了专利设计。在比基尼岛一次原子弹试验发生后的第18天——1946年7月18日，瑞德在巴黎推出一款由三块布和四条带子组成的泳装：三角裤的胯部则尽量上提，最大幅度露出了臀部与胯。由于这一设计过于激进，当时巴黎没有一名时装模特敢穿上它公开展示，瑞德不得不雇佣一位名叫米歇尔·伯娜蒂妮的脱衣舞女，在一处游泳池边举行它的首次发布会。在目睹记者与观众目瞪口呆的反应后，他才将自己的设计命名为“比基尼”，以描述它核爆炸一般的震撼效应。

实际上，从中世纪始，男人们就用一系列理由阻止女人通过游泳或洗澡裸露自己的身体。直到17世纪，一些与医疗保健有关的洗浴方式才增加了妇女接触水的机会，但种种限制仍然让女性感觉麻烦多多。在一位普罗旺斯贵族德·沃布朗伯爵的回忆录中，我们能读到最早关于妇女泳装的记录：“妇人们穿着细黄帆布做的衣服走进浴室，它僵硬而宽大，有像牧师法袍那样的大袖子，能在水中张开而遮蔽体形。她们走入水中后，女佣会迅速脱下这件浴衣，将一件宛如睡袍般的法兰绒服装披在你身上。”到了19世纪，随着科学实证主义在欧洲流行，崇尚健康与接触自然的生活风气成为了妇女解放自身，从事户外运动的依据。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于1885年呼吁妇女应多运动，接触阳光以预防可怕的佝偻病与肺结核，游泳、自行车与网球是他最着力推荐的项目。但当时女性泳装仍然是一种累赘——袍子一样的浴衣，长度及膝，在这样的泳装下还必须穿裤子和丝袜，头戴游泳帽，脚穿类似芭蕾舞鞋的系带拖鞋下水。1902年，一位名叫罗德施密特的德国男泳教练忧心忡忡地说：“我在亲自穿上它以后，才知道这些多余布料在水下引起的麻烦。在被完全浸湿的情况下，这件衣服几乎有30磅重，穿着它游泳一百码使我感觉比穿着男性泳衣游一英里还要累。”在这种情况下，无拘束地游泳不但成为一项运动，更成为女性争取社会自由的行为。女子游泳在1912年首次成为奥运会项目，身着半长裤腿，无袖连体泳装的范妮·杜拉克在许多项目中独占鳌头，不过出于谨慎，她在走上跳台时仍然身穿长毛巾袍，直到比赛即将开始时候才脱去袍子。

1968年，在巴黎马克西姆餐厅的比基尼秀

在新发明问世几个月后，瑞德的第一家比基尼泳装专卖店在巴黎开张，平均每季都推出100款以上的新作。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一直以谦恭的姿态将巴黎时装界作为模仿对象，《生活》杂志也在战后不遗余力地推崇“法国形象”，号召本国妇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美化自己，迎接从大洋彼岸凯旋归来的丈夫，但也对这样“伤风败俗”的新发明敬而远之。出演电影《出水芙蓉》的好莱坞影星埃丝特·威廉姆斯说她到死也不会身穿比基尼；次年于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小姐选美比赛上，选手们被告之只能穿上正统的连体泳装展示身材。只有像玛丽莲·梦露等刚刚出道，亟待扬名的新人才会以此为卖点，破釜沉舟地赌一把。

单枪匹马地扭转了比基尼不佳形象的救世主正是法国女影星碧姬·芭铎。她于50年代拍摄的《穿比基尼的女人》等电影使她常常穿着的无肩带圆点图案泳装攻占了美国与欧洲其他地方的票房与时装柜台。据统计，这些电影产生的利润甚至使大名鼎鼎的标致汽车公司都相形见绌。这样，善于跟进的好莱坞终于也在1963年推出了属于自己的银幕比基尼形象：1963年，瑞士女演员厄苏拉·安德烈斯在007系列电影《铁金刚大破神秘岛》中扮演了有史以来第一位邦德女郎。她穿着一件白色，以子弹带与潜水刀为点缀的比基尼浮出海面。3年后，拉蔻尔·韦奇在《宇宙洪荒》中，更以一件兽皮制作的比基尼确定了她的性感偶像地位，并被刻板保守的美国中产阶级所接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与比基尼发明的初衷相反，这种有史以来最暴露女性身体的设计并没有给她们完全带来相应的自由与地位，它对于女性身体特征的突出已经沦为了男性窥视狂的最佳宣泄点与规范女性形象的新镣铐。

荒诞派

孟静

台湾地区的话剧导演赖声川非常喜欢荒诞派中最具成就的贝克特，他有个有趣的总结：相声与荒诞派是共通的。从出发点上，贝克特和相声都是幽默，所谓幽默，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生”。贝克特的荒谬和相声的自嘲，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形式上，相声和贝克特都是极简主义，《等待戈多》是“一条乡间的道路，一棵树”，两个无聊的人没完没了地斗嘴，等待一个甚至不一定存在的人，只因为他们怕一停下来就会面对“时间”这最可怕的东西。而传统相声最多不过是一桌二椅，两个人在言语中虚拟一方天地。

贝克特

贝克特在《等待戈多》首演时当然看不到他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情景，它的初演在一所监狱，观众是一群犯人，三个体重总和为六百磅的大汉站在门口，准备一旦不好看就夺门而逃。想不到的是，囚犯们默默地看到了终场，甚至有人唏嘘。此后在巴黎巴比伦剧场演出时，观众分成了两派，对这部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几乎引起骚动，而犯人们却一致地喜爱它。贝克特是爱尔兰人，他一直坚持用法语写作，因为他相信外语写作才能不会让他失去控制力。

图为荒诞派的丰富性不是“荒诞”这个词所能概括

贝克特一生憎恨“荒诞派”这个词，英国评论家艾斯林乱点鸳鸯谱地把一群风格完全不同的法国戏剧家捆绑到一起，而他们的丰富性不是“荒诞”这个词所能概括。仅仅在中国，荒诞派对新时期话剧也是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1991年，还没毕业的孟京辉试图在中央戏剧学院的煤堆上排演《等待戈多》，他在寒风中等待了几个小时，但他的请求未获批准。孟京辉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世纪初，易卜生、契诃夫等现实主义的、中产阶级的、人性的戏剧对曹禺等一批剧作家影响很大。三四十年代，中国戏剧成为革命宣传的工具。50年代，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成为中国戏剧的楷模，六七十年代，中国戏剧钻进样板戏的死胡同。80年代，西方荒诞派戏剧、后现代的戏剧以及布莱希特表现主义戏剧对我国戏剧产生巨大冲击。”这个影响是交互的，《恋爱的犀牛》这个名字也是来自于尤奈斯库的名作《犀牛》，而后者是荒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奈斯库的另一部名作《秃头歌女》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先锋戏剧，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强调音响效果，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先锋戏剧中广泛运用的多媒体效果。

贝克特在左岸工作室（石版画）

无论荒诞派本身多么难懂和让人难以接受，他们带给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你甚至可以在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中找到日奈的影子，前者戏中是失意的小人物，后者在前半生一直是流浪汉，多次入狱，他们最喜爱描写的主人公永远是社会边缘人，大盗、妓女、小偷……王朔和冯小刚的《甲方乙方》，起初我以为是他们天才的独创，后来才发现是来自于日奈的《阳台》。

TGV

蔡伟

“你们为什么永远盯着所谓的时尚？为什么不介绍一下我们的高科技？”法国使馆的新闻官说。

时尚是什么？如果说它是改变常规的全新生活方式，那么改变法国人生活最多的，早已不是香水和时装等时髦元素。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总裁嘉罗瓦曾经指出，TGV(Train de Grand Vitesse：高速火车的法语缩写)已改变了法国的国际形象，也大大地改变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

仅两年才开始为国内大众所知的TGV 高速列车在法国其实早已不是什么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时尚玩意。23年前的9月22日，TGV以时速260公里出现在巴黎与里昂之间的线路上。而它的研制更可以追溯到1967年，1968年的法国革命运动淹没了法国未来引以为自豪的第一列高速火车的亮相。不过自1981年第一条TGV巴黎—里昂线开通以来，法国不断建设新的高速火车线路，目前总长度已达1520公里，是欧洲高速火车网路最密集的国家。

TGV上强调个人空间的舒适

从艺术之都巴黎到北非风格的地中海城市有多远？即便你是博格坎普那样的飞行恐惧症患者，这个距离也只有3个半小时。即便你是法航的忠实拥趸，那也只能表明，你对旅途缺乏享受的需求。法国政府曾经邀请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从法国西北角的加来市出发，乘坐TGV前往1067.2公里以外法国南部的马赛。TGV只用了3小时29分钟就到目的地。与乘坐飞机不同的是，第三代TGV除了速度，它还是“高技术与生活艺术的结合”。

最新的第三代TGV由法国Compin集团公司、MBD Design设计事务所和时装设计师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s)等五家单位联合设计，并经过了在法国40座城市的巡回展出，最终由使用者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选择了以上三家的设计方案。

在TGV上度过的是没有气流颠簸的悠闲时光，它强调的是个人空间、舒适和协调。与飞机一样，TGV设有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他们在设计上都着重表现静谧、放松和安闲的气氛。头等车厢的设计并非突出奢华。设计师克里斯蒂安·拉库瓦解释说：“我想把头等车厢设计成一个工作的场所，让和谐的灰色调中透出一种安详的气氛。”而二等车厢则针对的是休闲旅游和家庭旅游的空间，注重“游乐的气氛，显得更加活跃”。时装设计师参与到TGV的装饰和设计，使得成千上万人能够体验到设计大师的服务。

与18和19世纪的文学艺术以及20世纪的电影时装影响了欧洲一样，TGV的影响同样延伸到整个欧洲大陆。TGV的生产商阿尔斯通公司下属数个子公司，分别生产基于TGV技术的“欧洲之星”(由巴黎通往伦敦)、“达利斯”(从巴黎通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等通往其他欧洲大都市的高速列车。计划在2005年竣工的欧洲高速铁路项目将把巴黎、布鲁塞尔、科隆和阿姆斯特丹连接在一起。这样，从位于欧盟总部所在地的布鲁塞尔出发，到巴黎、科隆和阿姆斯特丹都只需要1小时左右。根据欧洲的计划，未来欧洲各国大都市都将被以TGV技术建造的高速铁路网连为一体。

阿斯泰里克斯

王星

按照《阿斯泰里克斯》两位作者的说法，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创造出两个搞笑的人物：“我们的最大野心就是逗人开心”

据说有超过2/3的法国人都看过《阿斯泰里克斯》(Asterix)。尽管这一漫画形象的畅销纪录最近已经被一个名叫Titeuf 的公鸡头顽童超越，但高卢英雄阿斯泰里克斯和他的酒桶肚朋友欧柏力克斯在过去40多年里对法国人的影响仍是无法被替代的，而这种影响又尤其以在成人读者中最为显著。正像一位法国漫画评论家所观察到的：父母在孩子看过之后看《丁丁历险记》，而在孩子看到之前就抢着看《阿斯泰里克斯》。

《阿斯泰里克斯》的两个作者戈辛尼和乌德佐

围绕在阿斯泰里克斯周围的也往往是一些成人才关注的“大”问题。阿斯泰里克斯是公认的高卢漫画英雄，但他到底算左派还是算右派一直在法国政界没有得到定论；比这种争论历史更久的是关于当年高卢的抵抗英雄韦桑盖托格兹(Vercingetorix)到底算左派还是右派的争论。韦桑盖托格兹曾经领导高卢人抵抗凯撒，最终在阿莱西亚(Alesia)战役中被围投降，几年后在罗马被处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桑盖托格兹同时被法国左派和右派推崇为民族英雄，兼具两种象征意义：勇于抵抗外侵的法国人，勇于尊严地面对失败的法国人。

尽管阿斯泰里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很容易被认为是韦桑盖托格兹精神的继承者，但漫画中对这一历史背景的描述多少显得有些矛盾。作者有时会采用戏谑的方式，比如韦桑盖托格兹投降这个尴尬场面，漫画中处理为韦桑盖托格兹豪迈地把武器丢到凯撒面前，正好压到了凯撒的大脚趾。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某些直白得未免做作的象征手法，比如在《阿斯泰里克斯和盾牌》中，阿斯泰里克斯和欧柏力克斯四处寻找不知去向的韦桑盖托格兹的盾牌，结果发现那盾牌其实就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其实《阿斯泰里克斯》中另一些描写倒更符合法国人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每当提起阿莱西亚这个地名，漫画中每个稍有尊严的高卢人都会摔下酒杯，断然否认说：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自从《阿斯泰里克斯》畅销开始，不断有人在设法探寻或者猜测它为什么会受到尤其是成人读者的欢迎。意大利的一家电视台曾经在节目中深沉地指出：阿斯泰里克斯对抗罗马帝国的战斗象征了一个弱小者拒绝被现代社会的重荷压倒时的反抗。听到这一评论，漫画作者之一戈辛尼(Goscinny)简短答复道：“我从不坐地铁上班，我可不知道一个人被压扁是什么样子。”按照《阿斯泰里克斯》两位作者的说法，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创造出两个搞笑的人物：“我们的最大野心就是逗人开心。”

1977年，《阿斯泰里克斯》的文字作者戈辛尼在第24部阿斯泰里克斯漫画《阿斯泰里克斯在比利时》尚未完成画稿前去世。图画作者乌德佐(Uderzo)勉强完成了这部作品。在此后的十几年里，《阿斯泰里克斯》仍旧在出版，但没有了合作伙伴的乌德佐已经失去了热情，不断声言要完结这套漫画。后来乌德佐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建设位于巴黎近郊的阿斯泰里克斯主题公园上。阿斯泰里克斯公园和迪斯尼公园各占据巴黎郊外的一角，去过的人能明显感觉到两个公园风格的差异。与近似德育大公园的迪斯尼公园相比，阿斯泰里克斯公园更热衷于让游客疯狂。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公园里，乌德佐才能切实实现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当时的野心。阿斯泰里克斯公园里没有漂亮得像剪贴画一样的灰姑娘城堡，园内制高点是一座高耸的假山，阿斯泰里克斯坐在山顶，没有夸张的微笑，反倒显得有些忧郁。

家乐福

于萍

1963年6月15日，法国人马塞尔·富尼埃(Marcel Fournier)在距巴黎25公里的南部开了一家经营面积2500平方米，附带400个停车位的大超市——家乐福，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按照零售业的经验，超级市场不宜开得太大，一旦目标顾客规模达不到预期规模要求，别说赢利，就是维持经营都难。而且这样的大投资，在当时法国零售业也很罕见。但富尼埃出人意料地成功了，他的家乐福运营良好，到1967年又开了5家新店。这项成功的投资冒险为零售业创造了一个新词：特级超市。

实际上家乐福公司在1959年就由马塞尔·富尼埃和路易斯·迪弗瑞(Louis Defforey)共同创办，但只经营小超市。经过特级超市的历练，家乐福在1969年就已经在比利时开设分店，成为法国第一个向国外拓展市场的零售商。特级超市有什么特征，看看家乐福就知道了：店堂面积大，法国最大的家乐福在图卢兹，有24400平方米；停车场大、收款台多，家乐福的原则是每100平方米店铺要附带20个停车位，每200平方米要有一个收款台；经营范围大，超市都附带有餐饮、娱乐等服务。可以说，整个世界的大卖场之风，就是由家乐福而起。家乐福的另一个特点是低价销售，这在1976年还引起一场争论。那年4月，家乐福将一些我们叫做“关系国内民生”的商品以进价销售，被法国及欧洲看成是“反资本主义”。但家乐福向来我行我素，到1999年，已经在欧洲多个国家开设分店，触角伸至亚洲和北非，成为仅次于沃尔玛的世界第二大超市集团。

每到一处，家乐福都会强调它的“本土化”

对我们来说，家乐福的红蓝两色标志已经非常熟悉。它从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到2003年已经在各个城市开设了27家分店，并以134亿元人民币的进账，成为中国超市大卖场业态的冠军；以1/3的商店数额、超过一倍的销售额，将排名世界第一的沃尔玛落下。家乐福在中国这个对外资零售也管制严格的市场中，能有这样的业绩，其实来自它的“规避”策略。

1995年，我国并没有开放外资零售业市场，家乐福与一家中资公司在中国注册了一家合资公司，再注册一个分公司：创益佳商城。之后家乐福作为大股东很快介入并控制了创益佳公司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超市连锁店经营业务，打上了“家乐福”的招牌。在国展门口，我们还能在家乐福红蓝标志下见到“创益佳”的字样。

马塞尔·富尼埃冒险投资的零售业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特级超市  

家乐福现任首席执行官伯纳德曾说：“一个零售分店就是它所处的国家的缩影，该分店必须适应当地的文化氛围。”在中国，家乐福就带了些中国特色。为迎合中国人喜欢“货比三家”的需要，家乐福增加了货架上同类商品的供应量；考虑到自行车还是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家乐福出售的面粉和粮食多是小包装；连蔬菜切法也不采用欧洲的横切，而是中国式的斜切法或竖切法；在南方，还能在家乐福里买到烤乳猪、活甲鱼和蛇。家乐福如此“本土化”，法式的标志似乎只剩下长棍面包。虽然对家乐福来说，这只是单生意，但我们想到法国的什么，“家乐福”是最亲切的字眼。

资讯

保罗-路易斯·哈雷

(Paul-Louis Halley)

哈雷曾是家乐福最大的股东之一，法国富豪榜上位列第七。他以他父亲的百货商业为基础，建立了Promodes超市连锁店，扩展到了欧洲全境并在巴黎证券交易市场上市，1999年与家乐福合并。2003年12月，身家32亿、69岁的哈雷和妻子一起死于飞机失事。

老佛爷百货公司

老佛爷是法国最大的百货公司，由范戴尔创立于1894年。它以名牌云集和装修豪华著称。这家老店留住顾客的经营策略是不断创新。1993年曾举办了国别展览，分别展示了日本、芬兰、美国的主题；2000年，他们又用2000平方米的区域构建了一个中国式的村庄，举行了中国文化展览。在法国老佛爷分店众多，巴黎的那家还附带有6个餐馆、旅行中心和时尚发布机构。1996年老佛爷曾在中国开设名为“佳法百货”的分店，但很快夭折。

新小说

孟静

今年3月25日，法国最高文学艺术荣誉机构法兰西学院迎来了一位新院士阿兰·罗伯·格里耶，以接替不久前去世的莫里斯·雷姆。在法兰西学院日前举行的选举中，35名院士参加了投票，这位“新小说”派的领军人物，曾于阿尔及利亚担任水果及柑橘研究所工程师的作家以19票的压倒性优势战胜另外两位候选人龚古尔奖获得者保尔·龚斯当和作家弗朗索瓦·苏洛。也许对于格里耶来说，这份迟到的荣誉不过是个“抛给上岸者的救生圈”。49年前，他的第三部作品《窥视者》出版时，一篇题为《新小说》的文章就发表在《世界报》上，法兰西学院院士埃米尔·昂里奥的批评称：“在这本书里，我看不到任何能激发想象力、打动感官或心灵的、或者陶冶情操的东西，任何能稍微增进对人的了解，任何启发或引起一种新的和有益的思想方式的东西……我甚至相信，像这样的书最终将由于读者的讨厌而使小说毁灭……”

热罗姆·兰东习惯出版一些不被读者接受的书  

昂里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文章远不及文章的标题有意义。几年后，格里耶甚至以一篇《为了一种新小说》的论文，展现了昂里奥无法预料的文学前景——传统文学写作的所有规则，包括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人本主义的目标，时间的合理顺延等，都被这群传统文学的颠覆者一一否定。用格里耶的话来说就是：由于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19世纪的文学手法已经变成了陈旧的教条，必须勇敢地探索一条“未来小说的道路”。

如果把新小说派比喻为一群街头的抵抗者，那么位于巴黎贝尔纳·帕里西街的午夜出版社就是他们惟一的街垒。这家诞生于1941年纳粹占领时代的地下出版社，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精神支柱，首任负责人维尔高尔就是在这里出版了《寂静的海》。战争结束后，接手“午夜”的热罗姆·兰东成功地把它的抵抗精神延伸到对于反传统文学的支持中去。2001年7月兰东去世后，《费加罗报》曾写道：“当一位未来的大作家带着他的手稿四处碰壁之后，他相信他最后的希望是在午夜出版社，因为热罗姆·兰东已经习惯于出版一些不被读者接受的书。”在这些被挽救的名单中包括了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首先是初出茅庐的贝克特；1950年他的《莫洛伊》遭到了包括伽利玛在内的五家出版社，的拒绝，但是兰东在地铁里读了这本书的手稿后，就决定马上出版。事后，贝克特对妻子苏珊娜说：“这个年轻人十分友好，但我想，他会因为我而破产的。”此话的确不假，格里耶曾回顾说兰东是“想在申报破产前把这本被所有法国、英国出版商拒绝的书出了，这是为文学的未来所下的赌注。”还有著名的黑人女作家玛丽·恩迪耶，她17岁时将处女作寄给了午夜出版社，兰东读完书稿的第二天就约定与她签合同，当时恩迪耶还在中学读书，兰东就利用到公园散步的机会去学校门口等她，就像一位祖父去接他的孙女。

贝克特的《莫洛伊》

兰东的庇护无疑使新小说运动从单纯对文学既定法则的短暂挑战变成了一场有控制的全面运动。正当人们于20世纪末哀悼娜塔丽·萨洛特逝世的同时断言“新小说运动”的终结时，以让·菲利普·图森，弗朗索瓦·邦，让·埃舍诺，帕特里克·德维尔为代表的“新新小说派”却已经逐渐浮出水面。虽然他们放弃了蓄意为读者制造阅读障碍的“反小说”理念，重新拾起了被“午夜”前辈放弃的故事结构，情节与叙述视点，但来自摄影与新浪潮电影等视觉艺术的“拼贴”，“闪回”等元素却成为他们作品的特色。除此之外，这些顽皮的青年实验者还从无主题音乐中搬用了一种切分的自由、冲动和有趣的差距。无论是埃舍诺在《切罗基》中对于边角琐碎事件与比喻恶作剧的沉迷，还是图森在《照相机》中哲学图解与“零感情描述”，就像快速更换频道的俏皮的孩子和忠实的电视观众一样，实践了“直观的内心独白”。观众阅读这些作品所引发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历的体验，而是更想知道，在所谓的后现代状态下，文学究竟还有多少未被拓展的自由空间。

1971年12月15日，蓬皮杜总统在他即将乘坐的协和飞机前  

协和式飞机

蔡伟

2004年4月13日，装载着英国航空公司最后一架协和飞机的驳船驶过伦敦泰晤士河，它将取道英国东海岸，前往他最后的陈设地——苏格兰的爱丁堡。曾经作为豪华和奢侈飞行代名词的协和式飞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而原因并非是由于出现了同级别的对手。超音速飞机被亚音速飞机最终取代，这让协和的东家之一，英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德·埃丁顿感慨为“梦想时代的结束”。

尽管并非完全是法国航空工业的作品，但协和式飞机的诞生启发了实现最美好梦想的灵感，那就是合作。“协和”的名字正是来源于此。“二战”后整体实力日渐衰退的前航空大国英国和在战后逐步恢复元气的前航空大国法国，从1956年开始分别研发超音速客机，这种前所未有的创举在13年后取得了成功。1969年3月，法国和英国飞机制造厂研制的超音速客机在法国图卢兹上空试飞成功，并在1976年1月投入商业运营。

其实最早实现超音速飞行的客机乃是1968年12月试飞成功的图波列夫144。这种集前苏联航空科技精华的飞机尽管从1977年短暂地进入苏联民航使用，但由于两次重大事故——其中一次正是在巴黎航展——最终未能正式投入商业使用。两个60年代的二流航空国家“协和”诞生出超一流的产品，它的性能就像它的外形一样出众。带后掠的大三角翼和细长的机身旨在最大可能减少飞行阻力；而像天鹅头部一样的机首可以在起降时下垂，避免挡住飞行员的视线；4台“奥林帕斯593”型喷气式发动机可以使协和式飞机的速度在近20000米高空加速到约两倍音速，让从伦敦到纽约7100公里的跨大西洋飞行变成意犹未尽的3个小时。协和式提供的不仅仅是飞行的享受。

一份法航协和式飞机上菜单的页数竟然超过许多高级餐馆的菜单。仅在餐前开胃菜一栏，协和式飞机上可以提供的有肥鹅肝酱、咸鲟鱼子酱、三文鱼酱和烟熏苏格兰三文鱼。在酒类，你可以在协和飞机上品尝到1980年的Moet牌等4种产于80年代的香槟、1987年的La Preuse等4种勃艮第白葡萄酒，其他的酒类尚有6种之多。当然，飞机上还提供精致的下午茶点，如果你乘坐下午航班的话。一切都是那么惬意——如果你对每分钟50美元的飞行支出毫不在意的话。

如果没有石油危机，接替“协和”的也许是它的后继型号飞机，然而“协和”似乎生不逢时。尽管在研制成功后美德日等多个国家都表示了订购意向，但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使飞机燃料价格猛涨3倍，除英法两国外，外国订单被全部取消。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得协和飞机再遭重创，并导致1981年从巴黎直飞华盛顿的协和航线被迫取消。专家们认为，旅行时间和经济效益的均衡将决定未来航空公司的命运。这一论断已被协和的制造商EAD集团最大也是惟一的商业对手波音公司的抉择所证明。波音公司去年底已经放弃了“音速巡洋舰”计划，转而研究省油20%的宽体客机“7E7”。而EAD 集团下属的空客公司则坚定不移地投入A380的研制，为此预计投入120亿美元。虽然如此高昂的费用被看成是一场空前的赌博，但至少比当年协和式飞机的研制费用少了220亿美元！

美丽总是脆弱的，协和式飞机似乎在印证这句话。20多年的安全记录使得“协和”本可以在飞机寿命到期后功成身退，然而2000年7月25日法航1架协和客机在戴高乐机场的空难致使11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惟一的一次事故乃是由于机场跑道上与协和毫不相干的一块金属片导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决定了协和式飞机的命运。

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吗？就在1972年9月28日，第一架空中客车A300型原型机正式出厂。在以后的16个月内，英法联合成立的空中客车公司却没有收到一个订单。曾有许多工业观察家武断地预言，新成立的空中客车公司很快就会夭折，由空客集团建立的欧洲合作框架将会分崩离析。曾经有一句戏言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不要错过驶出图卢兹的最后一班火车。然而以协和式飞机为契机建立的欧洲航空工业却并没有因为协和的伤感退场而失败。新的A380客机等新型飞机将取代协和式的位置，这一结果最终还是巩固了欧洲航空工业的协和。

协和飞机和它的“空客”兄弟是纯正法国血统的飞机吗？这并不重要。至少一个绝妙的想法让冷战时期争夺太空的行为改变了轨迹。欧洲天空上曾经的对手都加入到“空客”这个超越国家的经济集团。

梦想还将继续。

法国美食

蔡伟

在今年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日前一天的6月3日，北京、上海、香港、伦敦、莫斯科等世界17个城市同时举行了“开怀法兰西”法式餐前酒会。据说今后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将作为法国美食的“D日”，定期在全球展开美食攻势。

要是国人如此行事，肯定早有风言风语。不过如果了解到法国人在这方面的传统，自然不会过多惊讶。1870年的法普战争，巴黎被德军包围达三个多月。弹尽粮绝的巴黎人开始捕杀动物园内的动物和宠物猫狗，连老鼠也上了餐桌。据说除夕夜餐厅的餐单上，炭烤驼峰、清炖象拔等赫然在目。“人是为吃而生存，不是为生存而吃！”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就是这样说的。巴黎人看来在100年后快乐地接受了他的观点。

其实我们祖先在千年前就已经锦衣玉食的时候，法国人还用木盘子配合手吃饭。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里，英国骑兵将锅里的肉块倒在桌上以手食用。即便是凡高的名作《食薯者》中，灰暗色调描绘的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灯光下的惟一食物也只是马铃薯——尽管那时宫廷宴会早已摆脱了中世纪的粗鄙。其实在16世纪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位之前，法国连刀叉都没有普及，直到亨利四世娶了一位意大利公主，一群意大利的厨师陪嫁来到巴黎，意大利美食开始在法国宫廷成为时尚，而刀叉的使用也开始流行开来。

一位法国名厨说过：“发现一道新菜，要比发现一颗新星给人类造福更大。”这绝非是厨师的自我标榜。写下了《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的法国作家大仲马一生中最后的遗作是一本厚厚的《美食辞典》。他在晚年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成为法国最早的美食评论家。而他的眼光也鼓励了法国美食的发展。那个让他平生第一次品尝菠萝的人斐迪南·埃迪雅——也是法国现今同名食品集团的创始人，除了劝说大作家理解他的美食鉴赏力，还立志要让巴黎人品尝各种美味珍馐。1880年他在马德莱娜广场一处300平方米的场地上开设了自己的店铺，时至今日那里仍是他的旗舰店，并至今是法兰西高档食品的标志和品位的象征。而一个来自爱尔兰、在路易十三卫队服役的法国兵在驻扎干邑区后也毅然投身酒业，日后用他名字命名的白兰地更多年供应法国皇室，并于1815年受法国皇帝路易十八颁发的命令，成为法国国会的主要供应酒商。这个人就是里查德·轩尼诗。

没有好的厨师，美食无疑是空谈。而没有好的美食家，厨师只能是一个卑微的角色。法国的幸运之处在与两者正好惺惺相惜。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成为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路易十四的宫廷宴会成为欧洲之冠，这都得益于他着力培养的本土厨师。全国性的厨艺大赛在美食国王的号召下开展，获胜者被授予蓝带奖(Cordon Bleu)，这一竞赛传统竟然一直延续到今天。路易十五更让厨师这一职业成为一门高尚的艺术。正如狄德罗所说：“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没有艺术，没有良心，没有感情，没有朋友，没有书籍，我都可以活下去，但是作为文明人的我离不开美食。”

品尝美食绝对不仅仅是吃好喝好。路易十四以降制定的一系列餐饮礼仪逐渐自成体系。尽管过于繁琐，但这正是让美食作为一种艺术的关键。尽管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路易十六的时代，但却没有毁灭他创立的美食和餐饮礼仪。流落民间的宫廷厨师将美食的手艺带到民间，更随着拿破仑的大军影响了全欧洲。

“拿破仑的铁蹄征服了欧洲的君主，而法国厨子的美食征服了所有人的肠胃。”这是歌德的评价。密特朗总统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举行的豪华晚宴，遵循的正是拿破仑帝国时代国务大臣让-雅克·德·冈巴塞莱遗留的传统。宴会菜单被通知报社刊登，这乃是对美食创造者和欣赏者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