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纠纷和互惠：中美商贸会后谈

（文 / 马丽萍 尚进）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出口，创造了全世界的需求  

年初时候，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来到中国，商谈多哈回合进程。当时，有很多记者就中美贸易提出询问。佐力克表示，关于中美贸易所有的一切都要等到4月份双方的高级会谈。到4月21日傍晚的时候，华盛顿传来消息，双方已经在八个方面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同意批准实施新的版权保护政策，减少十分猖獗的音乐、电影和其他知识产权盗版；不在6月1日最后期限到来之时强制实施WAPI技术标准。此外，中美还在服务贸易、农产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消费者安全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总的来说，美国公司要更高兴一些。以上协议，都保证了今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不管数目如何，都在情绪上释放了长久以来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忧虑。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双方纠纷频频，中国出口行业在美国的“反倾销大棒”下，备受损失。而大选政治和国内舆论，也逼迫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压。此次率团出访的吴仪副总理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要比大多数美国人想象的复杂得多，中国绝对不应该单方面来承担逆差结果。长期以来，美国严格控制自己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而这恰恰是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口子的重要因素。

此次中美商贸联委会并未提及人民币汇率问题，这注定以后还将会是一个焦点。就此次会谈，以及遗留人民币汇率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双方达成了八项协议，您觉得这对双边贸易关系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化解了双方的纠纷?

王勇：这一次，中美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这对双方都有好处。特别是对面临大选的布什总统有一定的帮助，这也是美国方面要急于利用这一机会的原因。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状态是一个长期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的很多年内都会呈现比较快速的增长，这里有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强劲的原因，同时也有美国向外投资的原因。摩擦会一直存在，而且随着中国自己一些企业的成长、技术研发的成功，可能会对美国相关产品造成更多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摩擦有时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如果美国经济比较好，如今年，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美国人所感受到的竞争冲击就会小一些，这也能暂时缓解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摩擦。我想，未来几年内的贸易摩擦很可能会集中于美国有很强竞争力而中国想独立发展的一些产业，特别是某些高技术、高资本含量的产业上。到那个时候，冲突应该是更激烈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一贯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但这一次中美商贸联委会并未提及该问题，您认为今后这一问题会有怎样的走向?

王勇：没有形成明面的协议，并不代表没有提及这问题。人民币升值是个“双刃剑”。升值的幅度如果大的话，不仅伤害中国，而且伤害美国。美国的一个研究所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有两个发动机，一是美国经济的复苏；二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出口，创造了全世界的需求，对很多重要的贸易伙伴的出口，都增长了30％左右。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放缓，国内需求减少，作为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无疑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另外，中国掌握着美国1000多亿美元国债，如果中国各商业银行出于恐慌抛售美元，就将导致全球美元市场的动荡。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美国因贸易逆差也曾逼迫日元升值，请问这和我们目前面临的处境有什么差别?

王勇：有不少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当前的中美贸易纠纷从表面上看确实和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贸易纠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我个人认为，中美贸易纠纷和日美的贸易摩擦有很大不同。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产业内贸易摩擦激化的，比如说，汽车贸易和半导体贸易中，美国和日本在这两个领域都很发达，都拥有很高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在高科技产业中的竞争非常激烈。相反，中国和美国更多的是一种所谓产业间的贸易，是一种互补的贸易，符合比较优势规律。而且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很多产品是由美国来中国投资的公司生产的，再返销回美国，中美之间的商业关系已经相当复杂。这种情况下，涉及到美国自身的利益。所以如果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增加附加关税等等，不仅会伤害中国商家的利益，还会伤害到美国厂家和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从这里看，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之间的是不一样的。

WAPI被突然叫停，直接打击了对国家自主技术标准以及自主技术开发者刚刚被激励起来的信心  

再见，WAPI 记者 

就在吴仪一行去美国的三天前，中国宽带无线标准工作组的新闻发言人刘朝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信誓旦旦地说：“从做标准开始，我们就没有退路可言，遵守国家标准是惟一的解决方式，如果英特尔公司最终期限后仍然抗拒WAPI，它的迅驰系统三大模块中的通信模块将在海关被禁止入境。”的确，曾经以国家文件形式强制确定6月1日为最后执行期限的WAPI无线网络标准，在中美贸易谈判结果中却被无限期推迟强制实施，且承诺会按照中外企业的建议对WAPI标准进行修改，还会将WAPI纳入国际标准组织的制定工作中。这无疑给了3月初美国务卿鲍威尔等官员联名信，以及4月初英特尔CEO的斡旋一个短平快的答复。实际上，最早开始炒作WAPI的《华尔街日报》早已经开始为中美贸易对话写好了文章，就等着会议结束抢个头条。谁知道谈判结果令《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全部因为误判而报废。

所有人都在思考为什么WAPI会被突然休克疗法，更多人单方面希望是因为中方自身技术产业链准备时间不够充分，无限期推迟仅仅是为西安西电捷通、六合万通、华为等参与WAPI的企业提供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事实上，WAPI被突然叫停，直接打击了对国家自主技术标准以及自主技术开发者刚刚被激励起来的信心。原本希望借助WAPI进入无线网络市场的唐梁伟对记者抱怨道：“我们本以为WAPI的出现会引发技术连锁效应，从而以技术标准壁垒的形式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产业，相比第一批支持WAPI的方正、联想等笔记本厂商可能已经投入大量资金来保证在6月1日顺利过渡，政策的变化很有可能直接导致企业受损，这种技术的政策风险很多规模小的技术企业真的难以承受。”

此外，对WAPI突然叫停还有一种非技术观点，一些商业观察家们认为WAPI有可能是个高明的外交商业苦肉计。因为目前美中贸易额高达240的逆差，成为美中贸易摩擦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次中方先在无线网络技术上推出自己的安全标准WAPI，然后为国外芯片、网卡、无线设备和笔记本终端设备厂商设置一道非关税的技术贸易壁垒，以增加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的“砝码”，最终中方可以通过延迟WAPI标准来换取了美方对贸易逆差的认可。

更多人则认为WAPI突然的转变，是为了从宏观上符合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以满足国际对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同。因为在与WAPI并列的双方谈判结果中，对于中国未来的3G市场和知识产权也出现了明确的声音。要知道WAPI目前的市场总价值额度仅数亿美元，而3G则涉及数百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在中美这次贸易谈判中中方已经对未来的3G通讯作出明确的承诺，包括中国政府在3G技术方面采取中立立场，不指定具体的技术标准，允许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根据各自的需要自由选择采用何种标准，而且监管机构不介入专利费谈判。电信专家阚凯力认为：“这无疑是给了美国高通倡导的CDMA2000和欧洲主导的WCDMA明确的市场信号。”

所有人的目光都一致瞄准了国内大唐电信所主导的TD-SCDMA标准，因为联通和中国移动在自己技术演变中已经明确会分别采用CDMA2000和WCDMA作为未来的3G标准，而承诺电信运营商可以自由选择标准的话，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今后进入3G还会不会采用国产的TD-SCDMA标准，成为了所有人的疑问。实际上，中方此次在3G方面的让步显然令TD-SCDMA的支持者们感觉当头一棒。为了扶持这个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3G技术，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2002年底TD-SCDMA产业联盟参与者必然直接受到影响，而就在不久前，发改委的7亿美元还刚刚下发到参与了TD-SCDMA技术研发的一系列企业手中。“我们试图依靠技术标准手段进行贸易自我保护的策略全面退缩。”唐梁伟说，“从2000年兴起的Linux，到TD-SCDMA和WAPI，融入国际通行标准，还是以自我技术标准来保护自己，我们确实已经到了需要抉择的时候了。”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合夫斯基在参加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时曾经说过：“美国周期性经济复苏到总统大选之间这段将是中美经济的敏感期，有关中美贸易关系的辩论正在美国展开。”中方在此番中美经济对话中承担巨大承诺，恰恰被视为对美国国内关于中美贸易理论催化剂，因为在此次谈判中美方已经提出了对中方相当有诱惑的回应。美方已经响应了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对布什总统提出的关于开始审议确立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建议，此番美方已经承诺启动双方工作组，考察中国是否已达到美国法律规定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该工作组将由美国商务部进口管理局副局长詹姆斯·乔切姆(James Jochum)和中国商务部一位司长共同负责。

从中美贸易的整体利益上看，获得美国对中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可，也就意味着可以依照美国法律，确实享受市场经济国家的平等地位。因为美国以往总是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单方面地认为中国产品的价格制定存在贸易冲击，不能反映真实价值，频繁以征收产品高税率和进行反倾销调查来影响双边平等贸易。以WAPI等中方技术保护措施的推迟和3G标准的开放作为确立中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见面礼，一旦获得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可，从整体贸易策略上将令我们获得极大的出口竞争力，这无疑更具诱惑力。

日美顺差与“失落的十年”

因为对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就在货币升值的压力下付出过极大的代价  

一次次迎头相撞的中美贸易纠纷，都与人民币汇率纠缠在一起。虽然此次中美商贸会谈并未将汇率问题为议题，但市场上充斥了中国人民币汇率的种种最新猜测。对此，外管局官员在4月22日向外界澄清：中国将会长期坚持现行的人民币制度。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饱受升值压力的中国，并不是始作俑者美国的第一个施压对象。因为对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日本经济就在货币升值的压力下付出过极大的代价。

70年代，日本的汽车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低成本和高质量迅速为日本赢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1975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中的其他行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日美巨额贸易差的口子越来越大。1981年，日本对外贸易顺差为87亿美元，到1985年增加到461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的增加率达74％。80年代中期时，日本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规模抵两个德国。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当年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在这种威胁之下，美国就贸易逆差问题提出日本威胁论，对日本实行进口限制措施，逼迫日元升值，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1985年，在美国发动下，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与中央银行行长签订了日本人至今耿耿于怀的“广场协议”，规定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日元被迫升值。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美国的政策就是让日本人用自己的锅煮熟自己。”

为了减少汇率升值的影响，日本当局采取了利率追逐汇率升值的货币政策。由于种种原因，利率调整不足以全部抵销汇率升值的紧缩效应。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开始大幅降息来刺激货币供给的扩张，至1987年2月一度把官方贴现率降到2．5％的历史低点。但由于物价降幅更大，仅1986年批发价格指数就骤降10％，导致实际利率依然高企。这表明，货币政策已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又受到当时赤字财政的约束。恢复经济就剩下一条出路，就是让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泡沫经济变成了救命稻草。

这就是日本人称之为“失去的10年”的90年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孙立坚教授亲眼目睹了这“失去的十年”，他说：“当时似乎每个日本人都沉醉在‘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肥皂泡中。随着泡沫破灭，人们认识到，这种愉快十分短暂，带来的痛苦却相当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