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纠偏”行动

（文 / 邱海旭）

基础数据不足是服务业产值被低估的根本原因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查司司长许宪春介绍，我国GDP计算方法经历了一系列演进过程，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采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步引进产生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并被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1992年8月，国务院在全国推广实施基于SNA体系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

许宪春说：“在国民收入等方面，《试行方案》仍然保留了一部分MPS体系的核算内容，1999年，国家统计局决定对《试行方案》进行修订，修订的基础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盟五个国际组织联合制定的1993年SNA标准，今年实施的新核算方法就是这次修订的结果。”

新核算体系最重要的改进包括取消了《试行方案》中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内容，如国民收入核算、财政信贷资金平衡表、集体消费和社会消费概念等，与第三产业关联最大的是不再划分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

“中国GDP核算最大的问题是工农业产值高估和服务业绝对值低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岳希明研究员说，第一、第二产业产值高估一般都认为是地方政府虚夸政绩的结果。

服务业产值和增加值绝对数被低估是中国GDP计算中公认的软肋，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在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列第107位，低于老挝、苏丹和孟加拉国。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告诉记者，改革开放20年来，按照不变价计算，第三产业在GDP增加值中的比例没有变化，按可变价计算，比例甚至在下降，“这明显与中国服务业飞速发展的现实不符”。

记者采访的专家和官员都表示目前很难给出中国服务业产值被低估的具体数值，但普遍认为基础数据不足是服务业产值低估的根本原因，岳希明举福利住房和教师额外收入为例：“在北京，享受两居室福利住房的人每月等于多收入2000元，这处房屋计入GDP时按道理应该计两次，一次是开发商的产值，一次是屋主的收入，现实情况是一次也没有统计，同样，学校教师给培训班上课的收入也未得到统计。在非盈利部门，这类现象大量存在。”

岳希明认为，新核算体系可以改善第三产业的数据收集情况，但具体效果要看实施的情况，考虑到服务业门类众多，行业分散，灰色地带普遍存在，而且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新兴咨询行业大量涌现，中国服务业数据收集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2004年，国家统计局将组织第二次第三产业普查，届时中国服务业的一些重要数据将得到更新。上一次三产普查是在1994年，岳希明说：“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10年前的数据现在仍在使用，中间的误差是很可怕的。”岳希明称与三产普查同样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服务业常规调查统计方法，以便在两次普查的10年间隔中尽量做到数据充分掌握。

记者了解到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协助国家统计局进行服务业常规统计的研究工作，7月22日，亚行宣布将提供价值45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帮助国家统计局完善服务业统计方法。亚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接受采访时说：“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普通年份的调查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查司司长许宪春则向记者透露：“双方合作项目要取得关键性成果还要再等3年。”

实施新核算体系后，中国GDP将出现怎样的变化，是增？是减？这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对中国GDP数据提出质疑，对此张曙光认为：“质疑者的眼光主要盯住生产领域，这部分确实存在高估情况，但若同时将服务业产值低估的情况扭转过来，中国GDP数据不会有太大变化。”张曙光说，“别人之所以怀疑，关键是我们许多地方不透明、不公开，新的核算体系首先力求在概念和方法上和国际接轨，这样我们的统计结果就有了可比性，别人可以用同样方法加以检验，今后对中国GDP计算的指责应该会少些。”

按照联合国标准(1993年SNA)，诸如麻醉品制造、销售、走私、色情服务等非法生产服务活动应当包括在GDP统计之内，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就新核算体系答记者问时表示：新方案没有明确要求包括这些非法生产活动，主要原因是相关资料搜集过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