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问题：欢乐时光

（文 / 胡可）

那是十几年前，虽然招生率很低，但我们北大的学生却遭遇了第一次毕业寒流。同学们忙着找工作，结果呢，也比现在的找不着好一些，有些去了中学当老师，有些进了北京饭店当门童。女友因为要留学，找了个地方挂上档案，就算把工作解决了。我呢，天天陪她到大使馆等签证。临到快毕业，导师把我找了去，说，小子，你的论文这么马虎，我不能让你毕业。我着了急，一通修改，总算在秋季开学前拿到了学位。我回到户口所在的街道，问办事处主任能不能回“家”，他们挺惊讶，但还是接收了我。

正赶上“十一”，我和办事处找来的民工一起布置花坛。最难干的一个活是插大象：在一个铁架子上绑上木板，木板上糊上一层泥，泥上再捆上一层麻袋片，就做出了大象的架子。然后是在麻袋上捅眼，每个坑里插根草。这个活技术上简单，但挺耗体力，晚上办事处的人回家吃饭，我就留在工棚里吃，粉条、猪肉和白菜帮子炖在一块，还有白面馒头，挺香。“十一”过后，换了个工作，跟着市场科的人去规划一个菜市场，主要是画《清明上河图》那样的摆摊图，走到哪儿都有人给切西瓜递烟。3个月的实习后，回到了办公室，轻松了，我却写了份辞职报告，档案从人事科转到旁边的劳动科，完成了从一个国家干部到待业人员的转变。

有时候我想，人到底在什么状态下算得上是快乐的？拿我现在的年岁，上学之前是没有记忆的，算不得数；上学时天天披星戴月，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记忆中最高兴的一件事是爱打小报告的女生，为坚持上课尿了一地，受到老师表扬，她自己却哭了。那是幸灾乐祸，当然也算不上是正统的“乐”。连早恋都十恶不赦的学生生活，快乐是属于集体的，家庭的，也不能算有异于他人的快乐。倒是失恋了，没了工作，我才知道以前的日子，除了一个月的军训里被老乡追打，被排长体罚，全白过了。

第一件事是养活自己。这件事不难，学校里盗版风行，冒出好多富翁，吃大头不怕找不到地方。圆明园有一个画家村，但还有很多任务厂的仓库，很多人把海淀区、人大、清华附中的高考模拟题卖给母校中学。我跟着混饭吃，大家念同门之谊，让我帮助找找全国中学通讯录之类的资料，再找更小的学生抄信封。仓库的大门总是关着，我们都翻墙出入。接着我自己想了个办法，学“光华出版社”做外国影印书的经验，也“盗版”了一把。那时候谁也不认为刻书是天大的罪过，住在仓库里，每日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当然没有大秤分金的派头。过了几个月，上街一看，老天爷，原来专业化的盗版商已经出来了，而且开始了价格竞争，我们的“仓库”生活不得不仓皇结束。

接着决定去旅行，第一站目的地选在西双版纳。52个小时的火车我一直钻在硬座的椅子下，接着又坐长途汽车穿过云南的莽莽大山，中间要住两夜旅店。我找到勐海县的教育局，想和主任谈谈，看能不能找个小学老师的差事。还没通报名姓，就有一位中年妇女在面前哭哭啼啼，恳求从民办转为公办。我一想，这里的工作机会少，赶紧离开了。在县城边的旅店住下，管店的是位文学女青年，跟我聊起了坝子上希奇古怪的事情，临了，问我是不是也没了路费，她可以给我50块钱——文学青年相遇，似乎都是要借钱的。再往前走，离开了国道，走到了乡村的路上，路边上的司庙和小铺面在雨中模糊了起来，一个个当地人走马灯般上来又下去。汽车颠簸得厉害起来，前面的汉子带了两个小姑娘，却没法子照顾，我帮助扶一个。小姑娘的眼睛漆黑的，那么明净，可我低下头一看，她却长了六根指头。

钱用完了，我逃票的本领却日臻成熟。上海火车站的围墙足有几里长，根本别想顺铁轨走出去，我背个大包，在进站口附近逡巡，剪票员看见了，冲我直喊，还没有放人呢，你怎么就进去了，于是被请了出去。杭州火车站被建筑物围得像个铁桶似的，我在一个雪碧广告牌子后面找到了钢铁搭的架子，从上面爬过去。夜晚寒气逼人，站台上空空旷旷，不敢暴露目标，我钻到一节车厢里。早晨醒来，整个车厢里吴声软语一片，一句也听不懂——原来这是一辆去往嘉兴的早班车，上面全是贩菜的商贩。后来我和一位读研究生的同学一道去黑河，打赌看谁先买票。因为学生身份，他先害了怕。在北大荒的一个木材加工厂，我们一边躺着晒太阳，一边争论隐士应该钻到山林里还是应该隐于城市。他去了哈佛，按他的逻辑，那里最适合隐居。

现在我成了个多找了几毛钱都要退回去的家伙，基本上算废了。那时候一块混的家伙，一个个也装神弄鬼的正经起来。惟有一道挤在甲板上出川的农民们，还过着同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