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守信的历史渊源

（文 / 邢海洋）

从招商银行的“金葵花”到中国银行的国际卡，功能上信用卡越来越贴近消费者。信用卡广告更是各显才能，创意不迭。比如张子怡的VISA广告之餐馆篇秉承她在武打片中的形象，先对不合胃口的饭馆伙计一顿暴打，再刷卡支付伙食。

讲信用讲到先兵后礼的份上，跟武侠一贯的大侠风范显然不合。但说到信用，却是符合时代精神和历史规律的。远的不说，国内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史就是一部信用史，起初许多产品粗制滥造，现在，虽然有很多企业仍然四处逃债，但在对待消费者上，机器已经做得比较皮实了。海外历史上，商人们的交易行为也是以不讲信用的欺骗为主，商人被描述成一群躲在角落里算计着榨取最后一滴利润的家伙。看看威尼斯商人的发家史以及后来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殖民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原始积累阶段，商人们大可不必规规矩矩地经营，拿出膂力和勇气就足够了。在工业革命起步阶段，经营者的利益还在于欺骗公众，经营者聚会时的谈话内容，不是阴谋对付公众就是筹划抬高价格。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18和19世纪初期英国有相当部分产业操纵在教友派的手中，其中包括一半的铁厂，两家主要的银行。像巧克力和饼干那样的消费品，几乎被教友派垄断。在连接大西洋东西岸的贸易中，教友派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教友派的经济成就最初来源于教众之间的贸易。教友派是不满国教世俗化和腐化倾向的新教，相信只有认真工作，在各自的行业中取得成就才能来世获得救赎。他们被排斥于国教的权力场之外，无法进入国家权力机构，只能在工商业中证明自己的赎罪决心。因为是弱势的一群，担心被欺骗，他们发现和自己的教友做生意最为容易。相同的信仰使他们互相信任，从大西洋的一端把货寄给教友，则有十足的把握不会被赖账。

作为宗教团体他们有着近乎呆板的诚实，极端注重个人品行的记录和保管。他们甚至在商业交往中发明了固定价格交易，“Quaker' sbargain”也成了成语，代表所有“不二价的交易”。“Quakerish”成了“谨严”的意思。教友派的繁荣当然被外界所注视，所有这些品质很快为他们赢得了声誉，各路商人纷纷找上门来，选他们做合伙人，供应商或者零售商。最终，观察家们把教友派的品行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归纳出诚信是经济繁荣的基础的结论。为什么？诚信可以使整个系统成本最小化：每一笔交易都免去了调查对方偿还能力的费用，更避免了法律纠纷的大笔诉讼费。而欺诈带来的支出也是明摆着的：于社会是调查和法律成本增加，于欺诈的一方是要多支付出生意伙伴的风险费用。

提到经济伦理，马克斯·韦伯算得上开山鼻祖。那时20世纪初，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碰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推销员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5毛钱都不会赊给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这番话反映的是20世纪初信用体制还不健全的美国现实。那时教会对受洗人有严格的要求，只有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资格受洗。受洗证明的作用，就仿佛道德合格证，教会等于用自己的名誉为教民做了担保。这样的情形，一名教徒在商业交往中，无论是赊购、赊销，还是贷款，都似乎多了一层担保，少了相应的成本。当然，对不守规矩的教徒，教会也会将其清理出去，维护一方净地的声誉。最后韦伯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的繁荣和新教的信仰及其内部组织密不可分，而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利益轴心是家族，对外则普遍不信任，难以形成信用制度，因此在制度竞争上被西方甩在后面。

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运营：政府发国债，企业发行股票，消费者借钱买房子，再以今后的挣取薪资的能力为信用，分期归还。在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资本的流动，想必时时阻滞，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艰难。诚信使商人们找到了低成本的润滑剂，即使在欺诈盛行的华尔街的今天，很多人还是把诚实守信当作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