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是对资源与环境的忽视

（文 / 邢慧敏）

记者：您怎么看这次“长城脚下的公社”在威尼斯双年展获奖？这一建筑事件会对中国目前的建筑潮流产生什么影响？您怎么评价这些建筑本身？它们是否对中国未来住宅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贺承军：“长城脚下的公社”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奖，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中国建筑界明星体制的形成，这与影视圈有些类似，作为艺术界整体的一部分，建筑界的语言和表现“与国际接轨”也算姗姗来迟。二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商业巨子，提供了比计划经济条件下长官意志所能提供的难能可贵的艺术创作自由，这一事件会鼓动起更多年轻建筑师寻找商业巨子并形成“投资＋艺术的承诺”方式，即商业与明星艺术的结合。三是长城脚下的这批住宅，是豪宅的典范，这不是中国未来住宅的“新方向”，是“老方向”。四是这些建筑是漂亮的建筑，但不是善的建筑，它们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记者：您一直是“新住宅运动”坚定的提倡者，如今“新住宅运动”已经推动两年多，但事实上真正搞起来似乎比较困难，原因是什么？

贺承军：关于“新住宅运动”，我个人认为也难以定义成一种明确的运动模式。如王石就乐观地认为，目前不正运动着吗？但确实在运动的学术理念层面没有多少进展。原因在于中国的学者们缺乏对住宅、建筑乃至城市的关怀。城市之事，自古以来关系皇权，如今被商界的孙猴子们抢得权杖，但并非还给广大百姓。学界缄默，乃出这等隔膜。没有学界广泛参与，所谓“人文”，所谓“精神”，就只是猴戏。

记者：您认为我们目前的住宅存在什么问题？最核心的是什么？

贺承军：我认为应该把住宅问题转化为居住问题。如果“我们”不仅指城市人，也包括农村人，居住中最恐怖的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忽视。对现在的住宅生产，建筑师们只是把它当作好玩或挣钱的事，没有关注到生态问题，没有重视建造技术、材料的提高。

记者：许多中国城市都在朝国际大都市方向走，例如办公区CBD化，住宅则建到郊区去，这会出现什么问题？

贺承军：中国的居住郊区化不会出现芝加哥式的都市中心区衰落，一是中国城市的郊区环境本身并不美妙，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二是中国人的混杂居住、低标准居住忍耐力很高，不会觉得中心区污染的环境难以忍受而外迁；三是城市游民很多，中心区一定可以维持不太稳定的繁荣。

记者：最近有报道说广州中诚广场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烂尾楼，在10年地产中，资源惊人地浪费一直是突出问题，而大规模的塔楼建设在最大限度解决城市人口居住问题之后不可避免要在30年后遭淘汰。环境逼迫人们考虑现实而不是长远，您认为这10年建筑地产出现的这样不得不或者可以避免的问题还有哪些？

贺承军：资源浪费惊人，一直是中国城市建筑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资源浪费是一桩大罪，但通过很多很多人分解来做，则一切显得合理合法。10年建筑地产，10年城市发展，如果说还有什么本该避免的严重问题，我认为就是土地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土地审批腐败；通过地产洗钱并流失国外以及政府投资效率问题。土地产权不明晰，国有土地产权大于集体土地产权，集体土地上违法建筑盛行而无法有效遏制，行政划拨土地与炒地皮、土地成本上涨、房价过高、普通收入阶层与房地产业隔膜，居住的前提，弥漫着腐败的意味。房产地产业发展不健康，金融体制不健全难辞其咎。政府投资与长官意志、数字政绩、形象工程等密切相关，政府总体而言支配资源权力过大。否则，以上问题，或许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