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买卖那些事儿

( 海润影视公司执行总裁赵智江 )

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虽然短短30年，但也走过了一个曲曲折折的阶段。最初，电视剧都是由电视台自己的电视剧中心制作，每年电视台都有固定拨款用来拍摄电视剧，只要每年交上来足够剧集的成品就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基本上沿用这种模式。那时候电视剧没有走向市场化，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许可政策，换句话说，只由电视台才有资格拍电视剧。这个时期的电视剧，拍得好坏、收视率高低，是否挣钱都可以忽略，也根本不存在电视剧交易一说。说得直接一点，它跟电视台做一台晚会节目的性质差不多。因此，这一时期的电视剧领域，根本不存在竞争，更谈不上产业化。

进入90年代，随着观众对电视剧的关注，尤其是它作为一种节目形式更容易吸引更多的广告，电视台对电视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电视台在人力和经费上确实有限，这样，一些民营和社会资金开始流入电视剧制作中。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这方面走得比较早，当时《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都开始尝试社会资金介入的方式。当社会资本介入后尝到甜头，一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便开始有兴趣投资拍摄电视剧。海润影视公司就是较早以民营资本介入电视剧领域的公司之一，1993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张和平找到海润广告公司老总刘燕铭，希望他能给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投资，海润投资100万元，不久还回来100万元，没过多久又给了100万元。这件事对刘燕铭触动很大，他发现投资电视剧利润空间很大，便开始琢磨投资电视剧领域。

现任海润影视公司执行总裁赵智江介绍说：“当时刘总看到，第一是商业回报挺好，第二是拍出了好的作品，以后陆续投资了一些电视剧，那时候是在广告公司下面有个影视中心，开始投电视剧，做到2000年，电视剧做多了，就从公司里独立出来，2001年成立了专门的海润影视公司，和广告分开了。刘总的精力从广告完全转向了电视剧这块，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到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变革，之前的都是电视台在做，基本上都是自产自销，这个电视台做的和那个电视台做的，互相交换，没有市场化。2000年后民营的力量开始活跃，很多人投资，愿意参与这个行业后，总局开始对这块关注调研，那时候我们没有许可证，都是从电视台挂标。2003年，我们拿到了正式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当时广电总局第一批发给了8家影视公司甲种证，包括海润、金英马、华谊、小马奔腾等公司，这标志民营影视制作公司被政府认同。之前广电总局也做了很多调研，从那会儿开始对民营公司的认可，也说明市场成熟到这样的程度，包括一直到现在，行业里占大多数制作的起码有百分之六七十是民营在做，社会在做，不完全是电视台的了。从那个时候，整个电视剧的市场在电视行业，电视剧市场化程度是最高的，可以形成现金关系。”

大量民营公司的出现，把电视剧制作推向了市场化，电视剧轰轰烈烈发展的时候，正是中国电影的低潮期，大量的电影领域的人才都去拍电视剧了，现如今，几乎没有什么演员可以称自己是“影星”了，不能否认，电影领域的人才对电视剧的成熟起到不小作用。使电视剧在制作水平和市场定位上提高了一大块，与过去电视台自己投资拍摄电视剧比，民营公司更看重市场回报，也更重视观众的欣赏口味。这反过来对电视台直属的制作部门造成很大压力，很快，央视直属的三个电视剧制作部门逐步走向市场化，由原来靠拨款拍摄电视剧逐步转向自负盈亏。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制片人俞胜利说：“我刚到国际电视总公司那会儿，一些观念还都是央视的那一套，不是很市场化。是我们过来以后，可以说是坎坎坷坷，经历了一段摸索以后，才成熟的。就我个人而言，2004年开始正式做片子，2007年我开始有一些感觉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和民营公司的一些操作理念都差不多。我们跟民营公司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曾在央视工作，对政策、意识，以及上层多年形成的观念都有所把握。这个有利有弊，利处在于，电视行业不管怎么说都属于意识形态里的一个小范畴，如果这方面不熟，那么在操作项目时会在很多地方吃亏，或者说有很多难度。不管怎么说，花1000万元做一个片子，各级都要审，就是地方电视台也要审，脱离这个，自己就要吃亏。对我个人来讲，这里面我应该说是比较熟，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进入市场后，我当初也是一个形象思维大于逻辑思维的人，连账都不会算。我到这里的第一天，拿着计算器，去找我们的会计，让她教我怎么算百分比。当时真的一点也不懂，上学时数学也极差。这些年摸索下来，会计说我是我们这些人里面算账最好的一个。由此可见市场的影响，进入这个行当，就要顺着市场的惯性。你一点儿都不睬它，恐怕也会碰壁。”

(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

去年底，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电视剧制作公司，央视只负责拨一部分款，其余自负盈亏。拍的好央视买过来播放，央视不买的，自己去消化。从制播分离到进一步市场化，电视剧逐步找到了它的生存方式。

相比之下，现任金马伯乐亚洲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陈冬冬就没有俞胜利那样幸运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陈冬冬在大连电视台担任制片人，负责制作了不少有影响的电视剧。她说：“台领导说，你们应该走市场了，按照电视剧的属性是最适合走市场的。1998年我做的几部戏获了很多奖，所以很自信，就举手了，说我来走市场。实际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个什么状态，走市场就意味着你把铁饭碗砸了。当时对市场也没有更深刻的概念，也没跟台里谈什么条件，就把房子抵押了自己去注册了一个公司。直到有一天私营企业家俱乐部给我发证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怎么从一个外人看来很好的国有电视台的员工变成个体户了？那时候拍完戏，因为不熟悉市场，都是捧着带子挨家挨户敲门，小心翼翼的，那时是一种根本不敢讨价还价的发行模式，人家能要就不错了。”

( 1 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 《敌营十八年》 1981年播出的《敌营十八年》是我国制作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全剧9集，在当时是破天荒的“超长版”，此前最长的《乔厂长上任记》只有3集。即使在两年后的1983年，全国电视剧一年播出了291部，加起来也只有502集，平均每部还不到两集。80年代初北京观众“锋吾”写信给《电视周报》，为电视连续剧提意见：“电视连续剧中间间隔时间过长，有时候一周播放一两集，一集只有几十分钟，使人看后很不解渴。尤其是看到引人入胜处强行搁浅，更是熬煞性急人。” 《敌营十八年》全剧采用说书样式，把共产党员江波只身深入虎穴18年，与敌人周旋传送情报的故事分成了9个章节。整部电视剧的制作经费是10万元，这个数字是27年后播出的新版《敌营十八年》费用的1/180。即使大大超标了央视当时的预算，10万元经费对导演王扶林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天文数字”。经费紧张曾使剧组千方百计节省开支，演员借不到裤子，镜头就全部采用人物上半身的拍摄方式，剧中“江波”敞着领口的国民党军官造型，其实是因为只能借到小一号的服装。 《敌营十八年》不仅拉开了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大幕，而且其首次尝试至今很流行的“谍战”题材，率先运用悬疑、惊险等元素，可以说开启了中国电视剧娱乐化的先声。 )

曾经担任央视四大名著电视剧制片人的任大惠对陈冬冬说：“我们是国家最大的蝗虫，拍戏不管多少钱，国家来出，几乎没有风险。民企的制片人很不容易，是真正的制片人。”当时为了拍一部戏，陈冬冬几乎是挨家挨户借钱，为了省钱她可以夜里3点多去码头等船买海鲜当道具用。

陈冬冬在投资拍第一部电视剧《咱那些日子》时，所有演员都签约了，道具也都准备好了，但是投资的人找不到了。当时他不敢告诉别人，只能偷偷借钱把电视剧拍完，直到最后把电视剧卖出去。

( 电视剧《三国》拍摄现场，副导演在调度群众演员 )

作为一个地方民营影视公司，在电视剧制作发行上往往比北京地区的民营影视公司有劣势，与财大气粗的民营影视公司比，地方影视公司的生存空间相对比较小，在发行销售上，不敢跟电视台讨价还价，一般只通过中间发行商的买断方式销售，这样盈利相对少一些，但至少可以让公司进入良性循环。直到去年《闯关东Ⅱ》大卖，才让陈冬冬心里有了底气：“社会影响的累计让我们的作品越来越好发，不像一开始那么辛苦，也敢讨价还价了，有时央视给的价钱低就不给了，也敢得罪他们了。现在我们可以面对更广泛的市场做独立发行。如果只是让别的公司中间买断的话，资金积累就慢，人家赚的是绝大部分。比如《守望幸福》，我花600万元拍，700万元卖给中间商，而中间商能卖到1300万元，这样大的利润空间就是人家的了。但是要想要公司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公司与公司不一样，对我们来讲，中间买断的过程对我们公司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公司小，好处是我们可以从选题开始，从剧本策划开始，步步为营，照顾到每部戏的制作。大公司的优势是资金雄厚，项目多，现在一部戏你可以盈利20%～30%，但是如果一部戏赔了，很可能就是80%，这样就把前几部戏的利润全吃进去了。近10年来的情况是根据公司大小不一样，制片人的运作方式也不同。有的制片人就是放开了往戏里砸钱，然后抓住几个电视台收购的领导们的口味，方方面面运作好，也一样卖，也有赚大钱的，所有人都眼红，我也眼红，但那种方式不适合我，还是要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

电视剧是一个充满诱惑同时又存在高风险的行业，从目前来看，电视剧投资成本越来越高，对于进入商业领域的电视剧制作发行销售来说，前期的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海润公司投拍的电视剧大都盈利，也有像《长恨歌》这样赔钱的电视剧，谈到电视剧立项，赵智江说：“现在我们第一看故事、题材在市场上怎么样，受不受欢迎；第二看故事是不是吸引人，是不是有曲折情节；第三看人物，是不是性格鲜明的人物，第四看是不是承载了一种东西，一种精神的东西也好，一种气质、社会共鸣、热点，本身将来能够到什么成色的考量。这几方面是对项目本身的，还有就是有没有政策风险；有没有市场风险，这样故事大概会有多少成本，在市场能够卖到什么价格，这是商业回报的考虑。在操作时对它的期待值，当做商业戏来做，就是看成本和利润，要做成有影响的东西，哪怕稍微不赚钱，从公司考虑，既要有商业戏保证利润，也要有好的作品，当然叫好又叫座更好，但有时候不是说跟你的期待值那么吻合。当时我们做《亮剑》也没想到会有轰动效应。还有作品出来以后成色会怎么样，有多大影响力。过去做电视剧，更多的是从作品本身，这东西是不是好，能不能拍出好东西，没有太多从成本市场来考虑。前些年拍电视剧都是凭个人判断，你觉得好，市场未必好。现在变成了决策系统，前期有文学部，编剧来看初期项目，他认为可做，交到公司来，制片人、发行、市场部再来看，大家形成意见。第二，大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经验积累肯定跟以前不一样。第三，很多销售前置，我们做项目的时候会跟电视台、市场沟通，甚至可以给他们看剧本，他们看怎么样，风险控制很好，甚至出现预购的方式。电视台也是在竞争，好东西想先抓到手里，这样风险就很小了。从公司层面，从个人拍脑袋，到根据市场有一个系统在控制风险，这是最大的变化。”

( 电视剧《渴望》拍摄现场（摄于1989年） 2 90.78%的收视奇迹—— 《渴望》 王朔、李晓明、郑晓龙、郑万隆等人从报纸上不足100字的报道衍生出一个故事构想，随后时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编辑室主任的李晓明写了7万字的大纲，大纲里就两个人物：东方温柔的女性和恶大姑子，再后来导演鲁晓威把故事总结为“大姑子的孩子丢了，弟媳妇捡着了，还给她了”，并拍成了电视剧，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渴望》。 1990年播出的50集连续剧《渴望》是国内第一部室内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导演鲁晓威说《渴望》的主题是“人间真善美，与人要奉献”，所以创作了刘慧芳这么一个集东方女性所有美好品质于一身的“理想符号”。故事中融入亲情、爱情、友情、真情还有世情，就此组成了当代中国北京市井篇。 《渴望》创造的收视奇迹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收视率的最高纪录：90.78%。《北京晚报》1991年1月甚至专门为《渴望》做了一个“调查讨论”，列出包括“您认为刘慧芳与王沪生分离的主要原因”和“您认为《渴望》热的主要原因”等23个问题，足见当时这部电视剧的热度。 《渴望》的成功标志着通俗电视剧进入了我国电视剧的主流，也标志着电视剧从交易播出的市场化向生产制作的市场化的渗透。 )

陈冬冬说：“我们现在做电视剧越来越慎重了，如果一部戏没做好，可能几年都起不来。我今年有3个项目，都是要事先在脑子里想清楚的，比如要有一部戏保底，一部戏跟部队合作卖给央视，一部戏特别看好就自己搞发行多赚些利润。市场经济造就了我们，尽管过程很艰辛，但是如还在计划经济，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些成绩。在电视台那种计划体制下确实出不了好作品，我在电视台的时候经常看到有很多好作品到我们台，包括《牵手》这样的剧本，最后都没过审查。因为领导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稍微有任何一点风险领导都不会签字。市场经济下，我们这些独立制片人权力很大风险责任也很大，政治风险的规避，审美取向都是自己来考虑。一个优秀的制片人首先要考虑到政治上有没有风险，然后再考量剧本、演员阵容、拍摄质量。如果倒过来，政治上不合格，说死就死掉，一下子就砸到底了，很多戏现在是不予播出，或者就是地面播，不能上星。这就是制片人很不容易的地方，你在把控的时候觉得可以了，但尺度还是没把握好。一部电视剧不能上星的后果就是亏损，因为只有上星了才能把大的利润份额拿回来。有些公司具备这样的实力，一部戏亏了，可以用另外一部戏补回来。但大部分公司是绝对没有这个承受力的。现在一部电视剧的投资，如果是现代戏，有点好演员好阵容的话，至少要八九百万元。像有些优秀的编剧，比如兰晓龙，每集不超过60万元别想上。这样30集1800万元，你才敢跟他谈合作，因为他剧本的质量在这儿了，演员要最好的，导演也要最好的，那拍摄成本肯定要高。所以像这样的戏，如果不在前期把方方面面把握好，万一赔本的话就非常危险。”

事实上对小公司来说，即使把电视剧卖出去了，也不能算大功告成，因为电视台拖欠回款是个很普遍现象，回款慢就意味着无法马上投入到下一部戏的拍摄中，陈冬冬说：“哪怕半年回一次款，我可以一年投两部戏，轻轻松松地就做了。如果资金迟迟收不回来，其实你消耗得更多。另外现在电视剧的生产和制作能力确实比从前提高太多了。制作费每年都在上涨，如果你的片子今年没卖出去的话就会特别危险，到第二年就成隔年戏了，价钱就落下来了或根本不值钱了。这些会给你带来强烈的紧迫感。电视剧在黄金档、非黄金档、主频道、非主频道播价钱都不一样，甚至折半或者几折。如果拖久了，很辛苦的两三年下来，顶多保个本。所以我现在宁可少挣，但求回款快，这样会有利于自己电视剧质量的把握，否则太耗心了。”相比之下，他们制作的《闯关东Ⅱ》在开机之前就已经有一半的钱款到账，但是这样的例子太少了。事实上，电视台与制作方之间因为拖欠回款问题常常让制作方捉襟见肘。

( 金马伯乐亚洲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陈冬冬 )

但从每年电视剧的投入和产出来看，会发现，每年有大量电视剧拍完后无法进入商业交易，除了个别失误外，赵智江认为，门槛降低导致大量外行人进入电视剧制作领域。“电视剧走到现在，有很多行业外的钱在做，比如前两年房地产公司，比如山西挖煤的，还有上市公司，手里有热钱，他们目的也不一样，一种觉得手里有钱了，想做别的投资；还有一种过去做产业的现在想做文化行业，把品位提升一下；还有些老板想捧女孩儿……因为他们对行业不了解，目的不纯，这样失误比例比较高，像我们摸爬滚打一路走来的，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风险控制能力，机制和团队，对项目控制把握比较高。现在门槛一点都不高，300万元就可以拍电视剧，国家把市场门槛降低了以后，是想让行业先繁荣起来，然后再大浪淘沙，洗牌。我相信海润和华谊这样的公司都有一些独特的东西，自身的资源也好，核心竞争力也好，创作能力，对编剧、演员资源的整合，这个层面还是有点门槛的，不是有钱拍在这儿就能做出来，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电视台在电视剧交易中一直处于买方市场，这让他们一直很有优越感，每次电视剧交易会，从表情上就能看出来谁是制作方谁是电视台的，制作方一般都是看买片人的脸色行事。一方面，制作方希望能抬高自己的价格，另一方面又怕他们跑掉，因此，在今天，买卖双方还不能按国际惯例按广告分成方式交易。所以，电视剧销售与采购之间形成的各种潜规则常常让制作方叫苦不迭。有关部门统计过，制作方花在公关上面的费用几乎占交易额的5%～10%。

( 3 贷款投资与商业指标—— 《北京人在纽约》 《北京人在纽约》是国内第一部以自身资产为抵押，全额贷款的电视剧。 1992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贷款150万美元拍摄了《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投资性的生产方式意味着电视剧具有了明确的商业回报指标，必须通过市场价值来补偿制作成本和获得利润。为了筹措出国所需的150万美元，《北京人在纽约》的几位主创人员斗胆提出向银行贷款，但银行表示没有先例。剧组反复申请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拿出了国家拨款、中心准备搬家的费用，现有的固定资产全部做了抵押，终于获得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次全额贷款。某种意义上，《北京人在纽约》也成为中国影视制作融资困难的一个缩影。 《北京人在纽约》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外淘金梦。1993年播出之后，迅速走红中国，成为当年收视率排名第一的电视剧，导演郑晓龙也由此成名。 1992年中央电视台用黄金时段的广告时间换取《北京人在纽约》的播映权，标志着电视剧买方和卖方互惠互利的市场格局雏形开始出现。 )

几年前，有一部叫《蓝色妖姬》的电视剧，电视台采购只是看到片花便开始疯抢，因为片花做得非常漂亮。结果这部片子实际跟片花相差甚远，后来收视率极低。从此，电视台采购在选片时开始慎重，先是看前两集，制片方就把前两集拍得特别好看。后来发现整剧还是有出入，便挑第1集、第10集、第20集抽看，但这样还是无法保证质量。随着电视剧收视率与效益挂钩，这种采购方式导致很多电视台购片负责人下岗事件，最后才慢慢实行三级全面审片制。尤其是现在上星的电视台，实力雄厚的卫视台都是靠电视剧获取大部分广告收入，个别人决定采购电视剧的方式慢慢消失了，采购时变得愈加慎重。陈冬冬说：“央视、北京台这样的大台的某一个频道已经可以做到说达到某一个收视率，我给你一个价钱，超出多少个点，我再给你涨点这一步了，但这个涨幅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收视率是由电视台来制定，它是买方市场它就说了算，电视台不会让你赚什么钱的。现在只是在收视率上有点小松动，至于按广告来分成，没有一家电视台有这样的度量和魄力。”

赵智江说：“电视剧销售与采购实际上是双方互相博弈的过程，最早电视台出钱买电视剧，电视台每年有广告收入，电视台会做预算，通常电视台做预算是会拿出百分之十用于电视剧购买，现在有些台为了打造卫视频道，为了排名进前三，会加大预算，有些西北电视台自身收入很少，基本上出钱买剧的钱也很少。大概有这样的规律，不同的电视台买一个剧大概是什么价格，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一集多少钱，不发达的地方多少钱，西北的省市就很便宜了，一两千块钱。制作公司角度要算，我花了多少钱，我希望卖多少钱，我卖的时候就要和电视台议价，做发行预算，在哪里卖多少钱，总共发行收入刨去成本纳税，还剩多少钱。相比之下，电视台主动性更高，互相寻找平衡，慢慢就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价格机制，这两年也有改变。过去都是先地面播出，再上星播出，卫视争夺排名，发行方式也在改变，4+X也好，独播也好，有些4家电视台把卫星频道买断，地面可能给你8家来买，这样价格区间跟过去就不一样了，原来卫星频道一集5万元，现在一集三四十万元的都有，电视台有个承受能力。电视台出的价格越来越高，万一花了这么多钱收视率不高怎么办？电视台采购现在也建立了越来越完善的机制，比如审片机制，节目采购人员看，审片小组看，最后台务会拍板。另外买片人员奖励机制也建立了，到了年底他们要做测评，买得好了还给你奖金。电视台压力越来越大，越高价越怕收视率不好。”

( 4 通俗路线与娱乐市场—— 《还珠格格》 1997年，电视剧《还珠格格》红透大江南北，北京有线电视台播出时的收视率最高达到44%；1999年，《还珠格格》第二部在北京、上海及湖南台播出时平均收视率分别是48%、55%和50%，最高点突破65%。即使是10年后的2007年春节期间重播，《还珠格格》对湖南卫视全天的收视贡献仍可以达到25.6%。1999年香港亚视播出该剧后，一举打败了30年在香港地区长期雄踞收视率第一的香港无线台，用广西有线台广告部主任在全国有线台联席会上的发言说，“一部《还珠格格》挽救了一个台”。《还珠格格》一时成为奇迹。 1997年6月琼瑶动手写剧本，同时筹集资金、物色演员、组织剧组，7月18日开机，5个月就拍摄完毕，《还珠格格》的制作时间很短。它没有把观众拘泥在某一类人群，而是一开始就定位为“男女老少咸宜，大江南北都喜”，定位在观众面最大的平民阶层。《还珠格格》推出了“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即“穿古装演现代人”，小燕子的形象塑造和戏说历史的方式，还有情戏中的闹剧、文戏中的武戏，这些都被认为是《还珠格格》大受欢迎的原因。 《还珠格格》风行，除了普及程度和商业效用，它的影响还包括极大地推动了电视剧的娱乐化进程。《还珠格格》带领着被市场推动的大众文化，在有限的空间内朝着娱乐化的方向一路狂奔。 )

但收视率也是双刃剑。电视台出于经验考虑，但凡某些知名明星出演的电视剧，收视率肯定会高，他们会建议某些剧中启用什么演员，一些一线演员知道自己可以保证收视率，便抬高身价，有时会让制作成本增高。当然制作方在跟电视台讨价还价时也会抬高价格，但总体上仍没有演员身价抬得快。

陈冬冬说：“有一个制片人几天前欲哭无泪地跟我讲，两年前为某演员量身定做的一个剧本，口头上都说好片酬了，一年半之后开口片酬涨了3倍。制片人跟他说整个风格都是按你的特点定做的，请别人演也不合适，咱两倍行不行，演员说那不行，这东西是放市场的，收视率靠我，卖的全是我……毫不留情，绝不手软。所以从最初的一集3万元涨到15万元。”

(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制片人俞胜利 )

赵智江说：“行业外资金涌入，也导致编剧和演员身价上涨，编剧涨了两三万元，演员涨了3万～5万元。海润演一个戏给演员出到10万元以上的都很少，一般都是5万～8万元。现在社会上很多戏演员价格动不动十几万元，你不出反正有人出，造成整个制作成本提升。”

现在，电视台只要一看演员阵容就知道每一集的成本了。■

( 6 打开喜剧的新格局—— 《武林外传》 2005年，《武林外传》在上映之后马上掀起了收视热潮。不仅电视剧火爆，同名网游、图书、电影剧本也都接踵而至。观众意犹未尽甚至让续集的呼声越来越高。导演尚敬断言：“对我和宁财神而言，《武林外传》已经画上句号了，不会再拍续集，因为剧中人物的命运已经有非常好的安排，再写下去就是画蛇添足。” 内容轻松，形式搞笑，方言版的《武林外传》在情景喜剧中可谓独出机杼。在导演尚敬和编剧宁财神的打造下，这部戏在央视8套开播不到10天，收视率已达9.49%，悄无声息地击败了上一年的收视亚军《京华烟云》。从此，《武林外传》奖项不断，同年获得新浪网“年度古装电视剧”大奖的殊荣。 正如编剧宁财神所说，《武林外传》的得胜，在于“对喜剧有所突破，让情景喜剧有了新格局。同时希望用借古说今的方式，更自由地表达对现实生活态度，包括讽刺和嘲弄——锋芒指向社会弊端以及人性污点。”“想戳穿所谓‘大侠’的假模假式。” 在智力紧张的电视剧竞争中，《武林外传》的胜出并非意外。风格化的独特样式，不拘泥的大胆搞笑，适度油滑，适度无厘头，悬念平稳，捧腹当中带着温暖家常。 )

（实习生魏玲、刘向、郭闻捷、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 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剧照 5 大制作、高骂声、强收视—— 张纪中的“金庸剧” 比起港台地区如火如荼的金庸改编热，10年前，内地影视界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20世纪90年代末，看重内地市场的金庸表示希望中央电视台像拍《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拍他的武侠剧，他愿意1块钱卖掉版权。随后张纪中以央视名义给金庸写了一封信，用1元钱价格买下了《笑傲江湖》的改编权。 从2000年开拍《笑傲江湖》，到2009年播出《倚天屠龙记》，张纪中改编了7部金庸剧。2001年，群骂《笑傲江湖》成为当年网络大事件。2006年《神雕侠侣》建立了主演黄晓明、刘亦菲的事业高峰，收视率在骂声中不断反弹。2009年《倚天屠龙记》播出，老金庸迷仍不屑一顾，但新观众反应不错。 作为制片人，张纪中考虑的不仅是资金、进度、剧组后勤，他还掌控作品的艺术风格、拍摄角度、选导演、定演员……作为国产电视剧产业化的开疆拓土者，张纪中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制作人中心制”的成功范例。 )（文 / 王小峰） 事儿买卖赵智江陈冬冬敌营十八年收视率谍战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情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电视剧中国电视剧武林外传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