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背后的女人

( 作家、编剧麦家 )

拍片

《暗算》一开始就是个不被看好的项目，它是柳云龙和合作伙伴杨健成立公司后的第一部作品，除了他俩，别人都认为这小说改编难度太大。这部小说由5个中篇组成，杨健看中的是黄依依和阿炳的故事。“按照小说的感觉写出来的话，一定是通不过的，麦家的小说笔法比较真实，他可能是在相关部门采访过，或者有所了解，但他的人生观是灰色的。如果照他那种感觉写出来的，第一，肯定通不过；第二，我觉得一定很难得到大众的共鸣，它是很小众的一种情绪。他写到黄依依是个作风有问题的婊子，原始剧本里，安在天说白了就在利用黄依依，安在天对他的亡妻说：‘真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就得利用她，你得原谅我。’说白了就是美男计，因为他知道黄依依爱他。男性作者有个观点：女人只有性冲动的时候，她发挥的创造力才是最大的，他认为这个女人只有进入恋爱状态了，她在性方面非常满足的时候，她才能爆发她的创造力。”

杨健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立意，把灰色、残酷变成透亮、开阔，她承认人性深处都有一点肮脏，但这将不为公众情趣所接受。在此之前，她和朋友陆川与麦家打过一次交道，为了小说《解密》，经历并不十分愉快。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发现麦家的文字想象空间太大，像一个黑洞，很难具象化，拿掉描述性文字后，干货很少。“麦家的小说，很多都是把改编权都卖出去了，《暗算》之前都做不出来，我觉得确实是改编难度太大了，像长城影视公司，买《解密》买了七八年。它不像海岩的小说，海岩里面所有的情绪点，情绪转化，他就是按照电视剧给你写的。”

杨健说她第二次找到麦家时，聊得相当投机。她提出了几点改编意见：“按照听风、看风、捕风，分成三段式，写成三段故事，三段故事既是相互独立又是融为一体。当时安在天和钱之江的名字还没有，但我跟他说，应该是一个父子相承的故事。一个人在一生中涉及这三个故事是不太可能的，里面有爱情，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国情。六七十年代牵扯到‘文革’，没法写，阿炳的故事放在50年代，黄依依放在60年代初。”麦家提议再加入一个故事“捕风”，那是他的一个上下集电视剧，以西南剿匪为背景的《地下的天空》，改成30年代。“我当时确实考虑到云龙要演，我还是希望能写一个子承父业的感觉。”“我跟他谈完后，麦家觉得很放心，他说你既然已经考虑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我的小说你是能够改出来的，麦家当时确实也是很诚恳，也没有要高价。”

“我们《暗算》在拍摄过程中，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包括剧组的人，也都喜欢这个剧本，说杨健这个剧本写得不错，蛮感人的，但是他们自己对这个电视剧，都没有抱希望。”剧组里有人私下说，这戏不可能通过。主演宋春丽曾问杨健：“这剧本能过么？我个人挺喜欢的，别到最后演完了以后上不了，等于大家就白忙活一场。”三段式就要搭三个班子，等于拍三部戏，资金也耗费较多。

( 制片人杨健 )

他们找到一位“第五代”导演，对方认为，阿炳应该女扮男装，找个清秀、面若桃花的女孩儿，当时已经定了王宝强，让他下生活去了。杨健认为，除了柳云龙，别人对这个故事的考虑难以和她契合。“可以找个更帅、演技更好的，但他如果不相信这种信仰的存在，一定演不好。柳云龙他是相信的，当他和阿炳说那些话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温暖，或者当他唱《国际歌》的时候，他真的是热血沸腾，那我觉得这个演员就人戏合一了。”

审片

( 于娜在电视剧《暗算》拍摄现场（摄于2004年） )

半年后，戏基本拍完了，还差10天就要关机。这时众人的担心果然成真。杨健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自国家安全系统的一位领导。他问：“你们通过审查了吗？”杨健说：广电总局有备案，四川省国安厅也通过了。对方说：“没用，我们国安系统有规定，像这种电视剧电影的题材，只有部里有权力来批，厅里是没有权力的。可能底下的宣传部工作人员不懂，我可以给你看国安部的红头文件。”杨健说：“你太难为我了，已经快拍完了。”对方说：“那你把剧本拿来审查一下吧。”

剧本审了一个多月，都是部里退下来的老干部。“后来跟他们熟了，历次什么万隆会议啊，其实都有他们，一个个长得不好看的小老头，高血压、糖尿病，必须要把剧本打成4号字，才能看清。”做后期时，国安部通知她，先开个剧本研讨会，会上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我心想我都拍完了怎么修改啊？”其中有个寇老师告诉她，周总理在60年代曾经有个指示，隐蔽战线不要在影视作品里表现，此后，并没有重量级领导说过，总理的话不作数了，可以拍隐蔽战线了。杨健哀求各位老先生：“我以前对这个行业是不了解的，但就是因为拍这个戏，我查看了很多资料，真是对这个行业有了肃然起敬的感觉，这一点不是我给你们说漂亮话。这个行业的人属于非常杰出的人才，他们的智力，方方面面的技能，很多都是人上之人，但很多人选择了这么寂寞的一条路，注定这一辈子不能出名。如果为了赚钱，我完全可以拍部打戏，宫廷戏，我可能会很赚钱，而且很轻松。”

( 柳云龙的新谍战电影《东风·雨》拍摄现场及剧照 )

她提议说，反正已经花了1000多万元，不怕再多花100万元，把片子剪出来让他们看，如果那时还觉得不好，再枪毙。老先生们看她不容易，同意了。“我给了自己一个求生的机会。”换来的拖延，让她有时间去找关系。国安部成立于1983年，《士兵突击》策划、总政负责影视的李洋大校很喜欢这个戏，八一厂厂长明振江、电视部主任庞敏都支持杨健，庞敏建议，出品方加入八一厂。总政提出让国安部再专门审一下最后一部分讲述情报、间谍的“捕风”，于是几位老先生包括当时的常务副部长余放都参加了审片。“余放很帅，他是我见过的那帮老头里面，唯一一个帅的，身材也很好，而且那个人很有那种浪漫气息的，很像年轻时候的安在天。他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是很挑剔的眼光，后来看着看着就变了，身板挺得很直，看到最后一集，尤其钱之江最后那段话：‘哪一天我离开了701，我带走的东西还没有我留下的多。’当时好多老先生都哭了，我看他们，我真的心里也蛮难过的，就感觉那么一瞬间，把他们的一生都回忆起来了。看完之后大家都不说话，后来余放就说：‘这个片子真的挺好的，我们特别感谢你们。’我们那个片子就这么过了。”

卖片

但幸运并没有来临，因为要卖片了。电视台的购片人员不知道这属于什么片种，杨健说：“麦家出的书叫特情书，我们就叫特情剧吧！”后来是媒体发明了“谍战”这个词，才流传开来。人们对《暗算》的评价两极，正如柳云龙的新谍战电影《东风·雨》一样。“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是真不喜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年卖片的时候，其实大多数电视台还是不错的，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知识水准的。他们说，第一你们的题材很新颖，第二是制作很精良，第三是这个行业观众了解的不多，有可能大家对陌生东西有一个想了解的愿望。所以当时我们签了一些电视台，价格不能说最高，但对我来说还可以，也有些特别不好的，比如在上海。”

东方电影频道有位购片人是杨健的师弟，很喜欢《暗算》，上报给台领导后，当时领导坚决反对，理由是：老百姓怎么会懂得什么叫三段式啊，老百姓能接受的是电视连续剧而不是系列剧，这个片子的影调太阴霾灰暗了，很压抑。柳云龙的个人风格太强了，也有人说他太自恋，别的电视剧都是亮堂堂的，台湾地区电视剧为什么收视点高？因为观众看了不费眼睛啊，你这个叶子上面掉下来一滴水，老百姓知道是什么呀，那都是废镜头，要剪掉的。

杨健和柳云龙非常喜欢其中一个镜头：安在天走在黄花草地，把盲杖向空中一扔，“特别飞扬，很提气”。但对方认为这是废镜头，大老爷们干吗好端端走到油菜花地？

上海电视业的老大——上海文广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电视剧先给了当地其他台，他们就不会再收这个戏。杨健的师弟急得要哭，对她说他的权力只有2.5万元/集，要不先把这个剧2.5万元/集卖给他，以后他再高价买公司其他剧作为弥补。

“我知道这个题材太另类了，可能对中国的电视观众而言都是很新的东西，大家不一定能接受新东西。”杨健认为当时已经不是价钱的问题，而是她的心态不能接受。

本想放弃上海市场的她，突然接到了上海文广购片人的电话，说负责人看完片花后非常欣赏，提出以5.5万元/集的价码收购，如果收视好，还可以再加钱。“5.5万元在当年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我真的非常喜出望外，他们钱也打得很快，我们签合同也签得很快。”结果，《暗算》在上海的电视剧频道播出，平均收视8点多，此前电视剧收视率只有1.5，得到了该台的“风格拓展大奖”和10万元奖金。柳云龙说：“这10万块不花，我们供着。”

“我在人际关系上特别不会做，电视台的发行都知道：杨健从来不和人吃饭，不搞接待，也不返点、回扣。这个行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靠哥儿们义气把片子卖好点，现在电视台的压力和我们一样，他们买一部烂片，可能丢了奖金甚至位置。如果说你拍了一个不好的片子，让人家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或者说，给人家的仕途或者职位带来了变化的话，那是很对不起人家的，我给你看作品，我觉得反而这种情况会引起很多人的尊重。”杨健说。

在《暗算》之前，杨健只管制作，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她对发行一窍不通，因为合拍方四川台搞合并，有一阵没有人管《暗算》发行，杨健只能赤膊上阵。她不认识一个电视台的人，到上海电视节租了个展位，湖北台的人看完片花说：“3万元/集是我们能出的最高价格。”“我一点不知道3万元是人家骗我的还是真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行情，这个行业没有人，哪怕你曾经的朋友，真的，没有人告诉你底价。”人家只会说，你把片子给我，我帮你发，从中赚取利润。谈完后杨健犯难，她根本没见过发行合同。她打电话给两个熟识的发行公司的朋友，骗他们说，自己出差忘记带合同样本，借样本修改一下。再把两份合同仔细研究，补充上自己的条款，至今她的公司依然使用这个范本。

“《暗算》之后，我可能随便做一个什么剧，都会很赚钱，像《血色迷雾》，我们投资也不大，50多万元/集，我们卖100多万元，这是很轻松的，而且这100多万元还不是最后的价格，我们还没有放海外，还有二轮发行都没有算。”她接到过四五百部谍战剧本，她说，“我对谍战剧有恐惧心态，太多会泛滥，不想做滥，必须创新，关键是情怀，吸引人的是精神状态”。

除了艰难、经验、口碑、资金，《暗算》带给她的东西绝不止这些。她和麦家因为编剧署名权差点对簿公堂，曾经沸沸扬扬。但也正是通过这部戏，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涯主动找到她，请她吃饭，请她写30年代锄奸队的故事，给她介绍军史专家，并允诺替她疏通关系。因为无法直面那段残酷历史，她和柳云龙改拍了以珍珠港事件为背景、军统情报人员为主角的《东风·雨》，觉得不好面对陈知涯，但他根本不介意。

入行

杨健是北大最后一批分配到北影厂的毕业生，她进的第一个剧组是冯小宁的《北洋水师》。电影厂约定俗成的规定：先做三部戏场记，再做三部戏助理导演，再做副导演，才能慢慢熬到导演。她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能当导演，犹豫着要不要出国。冯小宁的外号叫“冯七”，导演、摄像、美术、编剧、剪辑，全包，总有干不完的时候，这就给了杨健机会。他们锁定的演员是陈宝国和陈道明，那是90年代初，演员没有手机，去外地前会把剧组驻地电话交代给工作单位，不认识任何演员的杨健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找演员。她给陈宝国的单位实验话剧院打电话，得知他在石家庄拍《石门情报站》。

她打电话给陈宝国。“一个副导演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像推广一个产品似的，把你的产品，它的优势在哪里，或者它的内容是什么，你要让对方清楚，对方才会感兴趣。我现在找演员也是这要求，在10分钟内，用言简意赅又很委婉的方式告诉他，它对你很重要，可能会对你的事业有一个新的拓展，尤其是对那些比较著名的演员来说，因为他们不缺戏，他们可能从100多个剧本里面挑出这么一个，那你就得施展自己的优势，而且是在最短时间里，因为他跟你不认识，只能通过一个电话。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像一种营销一样。”杨健讲的邓世昌的故事一下子吸引到了陈宝国。

然后要攻克陈道明，那时陈道明刚演完《末代皇帝》，连杜宪也说：“他在我们家也是个皇帝。”这时正为电影《冼星海》留长发。冯小宁是个腼腆、不善言谈的人，他在陈道明家很拘谨，杨健噼里啪啦把想法一说，陈道明说：“好吧，这个戏我可以考虑，以后呢，所有的联系就让小杨来找我就可以了。”那个戏和演员谈档期谈钱都由她承担，实际做了副导演的工作，锻炼很大。

“我当年所具备的优势是，我能把这个故事讲得很精彩，很有蛊惑力。而且那个年代的人好像精神力量还是比较足的，我会让他们觉得你要拍了这个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可能一个男演员他就会觉得可以把他内心的情怀勾出来。”在青岛北海基地拍摄时，遇到台风，差点全军覆没，所有演员都在一个舱里。“我记得特清楚，宝国用毯子把自己裹得很严实，道明坐在旁边，还有滕汝俊、赵军他们在旁边。后来我们开玩笑问陈宝国说：‘你是不是害怕啊？’宝国说：‘不，我不是害怕，我是在想杨健呢。我们这些人都30多岁了，死了就算了，但杨健人家大学刚毕业，还祖国的花朵呢，我是为她感到惋惜。’陈道明说：‘我背你上岸吧，我水性很好啊！’”当台风过去，大海平静如镜，月亮出来了，当时他们就感叹：“哎呀，生活太美好了。”

杨健第一次独立担任制片人是8集电视剧《城市的B面》，她说，“在这个行业中，我的命特别好”。她又认识了第二个贵人——紫禁城影业的发起人张和平，他给很多新秀出点子，并辅助他们走向成功。紫禁城影业成立时，他邀请杨健作为其中一个工作室的形态加入。“剧本是我和俞钟写的，他没导过戏，那时还没有‘制片人’这个说法，都叫制片主任。”严格意义上说，制片主任属于国营单位工作人员，由官方机构出钱，他负责行政、生产，而制片人，从策划、融资、生产到发行，都要负责。■（文 / 孟静 童亮） 背后女人内地电视剧麦家暗算影视陈道明杨健陈宝国柳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