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坚：做音乐的“浪荡子”

( 每周六晚上的沙龙演奏是很多武汉爱乐者的幸福时光 )

沙龙里的幸福时光

如果你熟悉武汉的街道，那么就知道洞庭街意味着什么。这是租界时代繁华汉口的剪影，刘明坚的家就是100多年前的法国领事馆，参天大树环绕着的这幢纯粹法国乡村风格的小楼。不过，尽管风雅的骨架还在，破败也很严重，甚至很多玻璃窗都消失了，细看之下，才能发现这幢属于公家财产的建筑物，已经到了风烛之年。

刘明坚的父亲刘惠农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汉市市长，上世纪60年代携全家人住进了这幢小楼。那一年，刘明坚才13岁，不过他在楼里的时间并不长：“文革”时代全家被驱赶出去，父母亲入狱，而他则下乡。“文革”后父亲官复原职，可刘明坚不久就去美国学习提琴。父亲去世后，他才陪着也是老革命的母亲在楼里住，这时候，50多岁的他才发现隐藏在闹市深处的这座老宅的好处，琴声再怎么放大，外面就是几百平方米的院落，从没有邻居投诉，众多的厢房可以被他利用来作为制作提琴的工作间。

他也能坦然面对万一母亲去世后房子被收回的事实。“我反正一生不买房，也没什么积蓄，到时候，租个房子，一样做琴教琴。”

我们去的那天，正好市政府外办的人前来帮助刘家打扫房屋，原因是下周英国曼彻斯特的儿童乐团要来武汉，指定想和刘指导的儿童乐队交流。原本乱糟糟的刘家顿时清洁了不少，也清理出不少旧时遗物，其中还有老市长刘惠农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证，刘明坚一直兴奋于这个证件的大小，只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小的证件，被他拿来反复展示。客人们说应该保存起来，或者捐献博物馆，可是他毫不在意，一副老顽童的模样。

( 刘明坚的母亲张林苏已经90多岁了，她很喜欢儿子的琴声 )

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按照母亲张林苏的说法，包括他自己的经历来看，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却是养成了他大大咧咧的性格。谁到这幢楼里，都得听他的指挥，任何来参加沙龙的人，刘明坚都是一句话，把手机关了，别在这里接电话。

19点，参加沙龙的人陆续来到，其中有省级干部，也有现任的局长，还包括几个商人，豪车全部停在荒废的庭院前。来到这里，社会角色似乎淡漠了许多，大家迅速成为乐队的一员，一一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刘明坚自任首席小提琴和指挥，大家也不多话，立刻开始了演奏，按照刘明坚的说法，是演出，不过并没有观众。我们去的那天，就是我们和几个迟迟不走的学琴的孩子家长，可是这丝毫不干扰他们的兴致。

( 刘明坚用自己创造的一套提琴教学法教导孩子 )

演奏的是世界名曲，相比起孩子们练习了一下午的帕格尼尼第五，难度要小了很多，可是大家很严肃，气氛像正规乐队的排练。大家静听刘明坚的指挥。

反倒是刘明坚最活泼，不时指点一二，他叫某局长来个独奏，说看看他最近的水平增长了没有。局长满脸不好意思，赶紧说，不行不行，不敢来。刘明坚笑着悄声告诉我，局长经常偷偷在办公室练琴，练的时候谁都不能打扰，所以最近进步很快。有一位给排水工程师总是出差，可是一回到武汉就跑来，在这里待一晚上练琴。问他的感觉，原来在这里练琴是“非常超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 院落已经荒废，刘明坚说很久没收拾过了 )

刘明坚手上缠绕着绷带，他哈哈笑着告诉我，是年初打架的结果。原来，刘家的房子属公产，后面还有一片花房属市政府，院落的归属权就很模糊，经常有人跑进来，把车停下就走。一个月前，有几个法院的人停下车要走，刘明坚说：“别自以为是法院的就了不起，把车开走，不开走我就砸车。”结果没两下，车没砸坏，他手上的骨头倒在争斗中骨折了。他不愿用西医开刀正骨的疗法，用了中医的保守疗法，因为这样虽然骨头错位，影响手的功能却比较小。

母亲张林苏已经90多岁，常年居住在二楼，见刘明坚和别人争斗，也没有办法。“这孩子，不惹他脾气就好，惹他就发作。”这位当年上过“抗大”的老战士对儿子的提琴人生一点都不懂。“文革”期间，她和刘惠农双双被抓，15岁的刘明坚在外面讨过饭，还和同学偷过汉口土产商店的烟花，被抓进公安局。后来母亲才知道，儿子在湖北农村种地，用17元的积蓄在县城买了一把琴，开始自学拉“长征组歌”，这才慢慢把自己从混乱的生活中抽出来。

( 刘明坚不仅制做小提琴,还制做大提琴外形的音响 )

“文革”后期，刘明坚以几百人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那是工农兵学员时代，很多学校不用考，可是我们学校还是严格考试。”但收不收他成为学校的难题，因为当时他的父母还没有解放。一位老师坚决要求招收，说音乐学院总要体现教育质量吧，他才入了学。上世纪80年代他去美国留学，也是自己考的全额奖学金，张林苏带点骄傲地说：他和几个妹妹，都没沾一点家庭的光。

回国后因为常年没上班，刘明坚他们几个被武汉乐团辞退。张林苏说，管也管不了了。随着年代的更迭，刘家逐渐变成了普通人家，连楼梯上的地毯，包括压地毯的金属条都被机关管理部门拿走了。与普通人家最大区别，倒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儿子在家里挂满的小提琴，还有每周络绎不绝来练琴的人。

( 小提琴制做十分复杂，刘明坚要反复刷漆50道左右 )

张林苏喜欢从楼下传来的若隐若现的琴声，老房子隔音效果好，所以并不觉得嘈杂。她开始为儿子感到骄傲：虽然儿子被乐团除名了，没有退休金那些保障，“可是教的学生，做的小提琴，都是一流的”。

小提琴背后的手艺

( 在这里学琴的小朋友都要学习读谱，靠自己学习来理解音乐的含义 )

二楼宽大的阳台上，挂着不少的刚刷完漆的小提琴，等待干燥，朋友们笑话说，别人家里挂腊肉，你们家挂的全是不能吃的。

制作小提琴从头到尾所有活全是刘明坚自己做的。最近几天，他正在给提琴上漆，“刷漆尤其不能靠别人，因为刷的时候一定要平心静气，不能有一点停顿，否则就会有痕迹，那样打磨起来就麻烦了”。

( 学琴的小朋友 )

一把琴，前后要刷50多道漆，所以他的作息时间也和常人不同，深更半夜是他的工作时间。“那时候没人打扰，白天有人干扰就不行。”

虽然是2000年濒临破产的时候开始做琴，可是起源却很早。刘明坚上音乐学院之后，当时还是争论要不要教“资产阶级练习曲”的时代，学校的工农兵学员总是说：资产阶级的音乐里全是无产阶级的鲜血，刘明坚的性格又使他和人辩论，在舞台上一段一段地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音乐拿出来对比着拉，看有没有鲜血。”当时有个老师叫黎明，后来经不起批斗自杀了，他很喜欢刘明坚这种性格，也偷偷教他拉琴，还告诉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不当官，不发财，学手艺和知识是要紧的。刘明坚说：“他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

制作提琴，就是刘明坚那几天开始酝酿学习的手艺。“其实也是无心，父母亲那时候官复原职，我要买什么，他们都掏钱。当时买过300元一把的小提琴，还买过600元一把的，都是当时的天价，可是始终觉得表现不出色。”他自己总结，是因为制作者和使用者对音乐的理解不同，“正好当时湖北出土了编钟，那种音乐的丰富性还真有启发”。

他于是去了广州红棉乐器厂，中国制作小提琴最好地方。“工人们的工艺是过关了，可是对音乐的理解不同会导致加工工艺上的区别。我找到了梁国辉，后来他自己和他的学生们做的琴很多都是世界金奖，可当时他也不懂我的要求，我们俩沟通了很久，他才明白，我要的不是那种所谓的干净，而是丰富，尤其是在高频泛音区域。这种要求就使加工的弧度啊、材料啊，包括木板厚度都不一样了。”

和梁国辉成为朋友后，刘明坚算是投入到加工提琴中了。“为了找合适的木头，我把林区都跑遍了。”后来发现跑林区其实没有用，因为当时砍下来木头并不区分，还得找后端的所谓物资公司。他去了当时在武汉的中南物资公司找材料，终于发现，琴背面所需的槭木大部分被纺织厂要走，是纺织厂做梭子的原料。“可是他们要的部分和我们要的部分不一样，他们舍弃的一棱一棱的地方，正是我们做琴背的好材料。”

出国前，刘明坚在家里积攒了大批木料，包括做小提琴面所需的白松。做小提琴的木料需要陈放，只要保持干燥不腐，甚至越放越好。“可是回国才知道，一部分材料被家里人堆在后面花园里，结果腐烂了。还有几块好材料，被我朋友来玩的时候，当做木材烧壁炉用掉了。哈哈，结果最后只剩下20多把琴的材料了。”

不过那时候他还没想到做小提琴，而是一心想做生意。虽然在美国各个大学遍访名师，可是有偶然的原因，中断了他的演奏家的计划，转为经商。

“我太爱我老婆了，她那时候刚到美国，看见别的同学转行做生意发财，也逼我转行。”刘明坚的妻子是古筝演奏家，录制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盘古筝磁带。墙上是她当年和刘明坚的合影，虽然是黑白旧照，可是异常美丽，刘明坚说，现在知道，那是一生中最错误的一个选择，可是现在后悔也没意思了。虽然现在他和老婆离婚多年：“可是，当年我们俩的房间我现在也不愿意住，怕回忆起来伤心。”他打趣自己。

不过显然他不是个生意人才，虽然公司在武汉有几年做到很大，可是一次为朋友担保就被骗走了几十万美元，加上经营不善，在90年代末彻底关门。刘明坚那时候也已经被乐团除名了，陡然发现自己破产了。

“总得生活啊，怎么办？家里储存的那批旧木料被我发现了，于是做提琴。”做出来的第一把和第二把琴被他带去美国，“因为只有音乐发达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好提琴”。

刘明坚拿出他在美国有人为他拍摄的纪录片给我们看：说那两把琴经历了不少名家之手，大家的表情都很类似，先是不相信这把琴出自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国人之手。按照他的说法，帕尔曼也拉了他的琴，虽然按照规定不容许录像，但是帕尔曼毫不掩饰对他做的小提琴的喜爱，要求把那两把留下一把卖给他，刘明坚说后悔自己当时舍不得，“其实要是那把琴真卖给他了，我现在制作的琴的身价会更高”。

“这些演奏家最知道小提琴的好坏，而且他们试琴不仅是在小房间独奏，是要拿到音乐会上，这时候，演奏家手中的琴声能否越众而出，最有说服力。”刘明坚特别欣喜，自己的琴在大乐队的场合，一样声音表现很好。他说他的琴在美国以5000美元到数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而且订购的人很多。“为什么不在国内销售？国内还没到要求那么高的阶段，所以我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不关心。”

刘明坚动手能力超强，除了做小提琴，他还制作外壳形状为大提琴模样的专用音箱，因为他想听音乐在不同形状音响下的表现力，追求更好的效果，连接音响所用的线，是他买来白银加工而成的。

刘明坚和孩子们

刘明坚8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去世界上遍访名师才能成大器，于是靠奖学金去了美国。他说，先和奥伊斯特拉赫的助教高莫斯学习，又和迪蕾的助教学习。“每个人教的东西都不一样，视野被打开了，我吃亏在自己早年的基础不好，加上练习时间不够，所以不可能成为演奏家了，大概只能在乐团里做一个演奏员，这其实也是我后来归国做生意的另一个原因。”

不过这些经验却不甘心被荒废。2000年，刘明坚赋闲在家，家里聚居了一帮无所事事的朋友，很多人有学音乐的经历。“有个朋友拉琴比我强，那时候也是生意破产，一连几年吃住都在我们家里，他总想着东山再起，我就劝他，你没有做生意的本事，倒是有教琴的本事，为什么一定要幻想着做生意呢？那朋友不听，结果我就开始收学生，收入全部给他，因为那时候，他真是一分钱都没了，我倒是能靠制作提琴挣钱。”

他说，也就是因为帮朋友的忙而教琴，激发了他自己的教琴念头。刘明坚教琴最奇怪的一点，是他并不按照练习曲的方式来循序渐进地教学，而是一开始喊孩子练习基本功的同时，要读谱，鼓励他们自己去理解音乐。进来一两年后，就参加孩子们自己乐队的合奏，乐曲的难度都是非常大的。“其实这就像读文言一样，你的功力深了，随着年纪增长，什么在眼里都不太难了。”他一开始就对来学琴的家长们说清楚，我这里不教考级，你们要学那别到我这里来，可是孩子们往往学习到更复杂的东西，比如复杂的乐曲，合奏技术，包括对一些高难度的音乐的理解力。至于基本功，他的看法是：“一般要一万个小时以上，越难的乐曲，越需要孩子们的肌肉记忆，其实到最后真不是看谱子在拉，而是靠自己的本能在拉琴。”

几年下来，孩子越来越多，外地的穷孩子来这里，他一般不收钱。“有个襄樊的孩子，开始是想来学点，以后回去也能自己教学，因为家里穷嘛，想贴补家用。结果拉了3年越来越好，直接考上了音乐学院。”而富裕人家的孩子来了，尤其是一些慕名而来的富家子弟，他就不客气了。刘明坚笑着说：“和美国一样的价格，100美元上一次课。”

即使如此，上课的人数也不少，二三十个，黑压压地像小乐队。刘明坚并不像有些老师单独教学，而是盯着孩子们的手法，耳朵仔细分辨着每个人的错误。这天他给学习了3年的几个孩子规定的曲目是帕格尼尼第五号协奏曲，之所以选择难度这么高的曲目，是为了让孩子们“至少能够成为职业演奏者，而不是为了上国内的音乐学院”。这种严格训练下，刘明坚觉得，说不定真能出一两个世界级的演奏家，“反正肯定比我强”。

一位孩子跟随刘明坚学了8年的学生家长告诉我，刚开始来，一点不明白刘明坚的教学办法，就觉得收这么多学生，刘老师是不是赚了大钱？不一个个地教学，是不是教育的办法有问题？

可是孩子进步之大，使他慢慢发现：“刘老师赚钱不赚钱，根本无所谓，他自己也管不好钱。他就是一个对音乐发痴的人，和那些晚上来这里参加音乐沙龙的人一样，贴时间，贴成本，什么都得不到。我就笑话自己，这么多人里面，唯一功利的就是我和孩子的妈妈，因为我们目标明确，想让孩子出人头地。”这大概是武汉这个市民气息浓厚的城市对刘明坚一种普遍的看法。■

（文 / 王恺） 浪荡子刘明坚音乐首席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