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里偷来的旧日情怀

( 电影《岁月神偷》剧照 )

“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是最大的小偷。”

这句话被罗启锐和张婉婷摆在了《岁月神偷》的片头，接着就是60年代的旧香港跃然眼前，取名永利的老街上，两兄弟一个开发廊，一个做鞋匠，街头街尾地包办一头一脚，生活不会太差，小弟（我）眼中的世界是这样的：爸爸总低着头做鞋，妈妈总在操劳，哥哥上的是拔萃书院，连续两年的Individual Champion（个人冠军），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而“我”只有被大伯拉去“试头”的份儿，后来，哥就病了，妈老这样念叨，鞋字半边难，鞋字半边佳。

这么个故事，不功夫，不搞笑，也不鬼怪恐怖，却在香港的电影院里，上映18天，票房已经突破1500万港元，成绩好过了同档期的3D大片《爱丽丝漫游仙境》，甚至超过了《阿凡达》、《拆弹部队》等年度巨制。很香港的本地媒体评论是：“点了港人的泪穴，一部庶民角度的香港史，偷回了被偷走的香港价值，也寻回了香港电影的意义。”

永利街本就是一条老街，了了百米，甚至至今被一次次的旧屋改造落下，如今却有很多香港人专程跑去游览，街上的食铺商家一时乐得盆满钵满，甚至不乏些港人认认真真地给政府写信：“这样一条街定要原汁原味地留下，老街有老街的意义。”

这结果让影片的监制张婉婷欣喜，也意外，她向本刊记者坦言，这感觉在今年柏林电影节上领走“水晶熊”时就曾出现:“一两千人的电影院里，外国人竟也泪流满面，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还是担心香港本土观众的反应，如今竟成了种集体关注效应，人人似有非看不可的感觉，让我觉得像做梦。可能是因为香港人厌烦了过于喧嚣的片子，而这样一部安静的戏给他们很纯很真的感受，这是久违的。”

众所周知，在香港，“很安静的”电影总是异数。张婉婷至今也感慨：“这种故事在香港确实很难找到投资，足足等了10年。后来《秋天的童话》的投资人，因为是老朋友才说：‘想办法便宜点拍算了。’首先投了一部分。再后来香港电影基金的一部分钱，和美亚的一部分钱进来，东拼西凑地才开拍。”

自然还是张婉婷和罗启锐的组合。从当初两个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因为同在纽约大学读电影，相识，相恋，到至今的这25年里，每一部作品都合作在一起，《非法移民》、《七小福》、《玻璃之城》、《宋家王朝》、《北京的乐与路》，创作一路辗转，作品处处拿奖，他们成了香港电影界带着童话色彩的“金牌组合”。

与两人分别交谈，很容易就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契合，同样的温婉有礼之下，张婉婷的干脆、大气与锋芒，与罗启锐的细腻、温存和缜密，参差有致，而又相得益彰。

相比贯常“张婉婷导演、罗启锐编剧”的合作方式，《岁月神偷》可算是绝少的例外，《岁月神偷》的导演、编剧是罗启锐一人，而张婉婷仅以监制身份参与了电影。“因为差不多90%是我自己童年的故事，发生在我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我从小就开始写日记的，因为爸爸教我识字比较早，就一天写几句。所以这电影可以说是根据日记的改编。”罗启锐告诉本刊。

坚持翻出这样一段回忆，也坚持要自己导演影片，罗启锐说对自己别有意义：“我一直都想把这段从前的故事记录下来，和片中的小弟一样，我就生长在电影里那样的香港家庭，哥哥的离开是我童年的结束，这是凝固在我童年的一个很疼很灰的回忆，一直困在我的心中，觉得非要把它释放出来不可。把这一段回忆、创伤安顿下来对我很重要，等了10年，甚至想拍不成电影的话，就把剧本继续写成小说，因为我需要这过程让伤口能变成疤痕，慢慢地好起来，拍成电影已经是喜出望外。”

安顿回忆的初衷，让夫妇两个人花了大力气，只为如何呈现出记忆中真实的旧日香港。张婉婷告诉本刊，每一个道具、布景、服装、造型都要讲究，为了记忆里的真实：“让昨日重现不容易，美术、摄影、选角、导演的手法，每一个环节都尽善尽美，幸运的是那条旧街并没有拆掉，压力少了不少。但还是要每天刻意沉浸在往事里，我们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所以很多东西都靠两个人聊回来。比如，片子里小朋友的书包，是当时泛美航空公司的旅行包，当年那书包是每个孩子都想要的，因为当时乘飞机旅行的机会很少，所以小朋友们把那样的航空纪念旅行袋就当做宝贝，每天抱着。此外，片子里的十号风球，在那个年代也很惊人，香港那时的旧房子对那台风而言，整个天台、整所房子都可能被吹走，那恐惧在我们的记忆里烙得好深好深，所以我们就花大预算去拍这个场景，用大马力引擎对着鞋档吹，用消防车淋水。”

故事里不只是罗家，旧日时光诸多困苦，但整条永利街上，都漾着暖意，开饭时熙熙攘攘，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吃得壮观；邻里间既斤斤计较着一张电影票，却又宁愿亏待自己的小孩也要把最好的月饼拿给别人；金发碧眼的英国警官索起杂税杂费死缠烂打，但也和辖区里的孩子打成一片；老婆婆看不懂英文，可对政府的英文“出庭传票”一笑了之。

现实，乐观，坚强，哪怕面对苦难也甘之如饴，还有代代间流淌的兄弟情，暖心醉人的人情味，很多香港人说，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属于香港人的骄傲，罗启锐坚持，并非回忆过程完美了逝去的过往。

“当时我们住在那个街区的时候，邻居都是一块吃饭。比方说我奶奶说一个故事，不光是我在听，很多小朋友都围过来一块听的。吃饭也是，我老妈每天煮饭就弄一两道菜就好，因为附近的邻居会一起，这样我们就有二三十道菜，那感觉很好的，像活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里。当时大家都不富裕，英国殖民统治又腐败，家庭啊小店铺啊通常都会被政府告，不管什么小事情都会告你，但只是罚个10块8块就把人放出来了，这是英国人赚小钱的伎俩，所以电影中的小弟就把英国国旗给偷了，算是小小的反叛。可华洋杂居就是当时的状况，我念书的时候也得到过外国老师热心的帮助，我觉得这些都是过去香港的一部分，我觉得没有必要回避，我只想把童年尽可能保留复原在电影里。”他说。

关于那些愿意把《岁月神偷》看成香港社会史、政治史的说法，张婉婷坚持，让电影的出发点返回个人，她说，住进自己的享受，不知不觉地去拍电影，从美国拍到香港，从香港拍到北京，现在回过去看，倘若把自己所有的作品梳理成为一个系列，那么就是一代香港人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岁月神偷》是自己心路历程的一部分，不过10年的等待让作品次序上多了波折。她笑言，这是因为自己脑筋本不灵光，想问题只顾得到眼前，拍电影都是当时最有感受的东西而已。

“我学电影在美国，所以头三部电影都是关于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因为那时我在纽约大学读书，在唐人街认识很多非法移民，所以第一部戏就叫《非法移民》。之后的《秋天的童话》、《八两金》，都是关于在异乡漂泊的华人的流浪状态，因为那是我当时最关心的。回到香港后，我就拍一些我在香港感到亲切而有感触的故事。比如《玻璃之城》，也包括这次的《岁月神偷》，都是地道的香港故事。香港回归祖国了，我自己从小受的教育比较西式，所以希望对祖国的了解能多一点，就去读书，发现有‘宋家三姐妹’这样传奇的女人，才拍了《宋家王朝》。真正去北京生活的时候，发现北京有如此特别的音乐人，做摇滚乐，但跟我在国外结识的摇滚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北京乐与路》就诞生了。”

张婉婷觉得，这么拍电影的好处是使得她的作品能比较好地和现实互动，《岁月神偷》虽然拍的是过去，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彼时的港人生活和如今都市里香港人的孤寂封闭，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对照。无论是作为异乡人去拍美国或者北京，带着隔阂创作，还是作为香港人拍香港时的直视与追问，她把隔阂与切近都当成是自己风格的一部分，根源是自己土生土长的香港身份，这也正是她始终坚持的拍电影的初衷所在。“我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北京摇滚，可能跟你们看的不一样，必然有争议，但是我坚持，因为一个导演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所以我拍电影一定有我自己的角度和特色，这是一切的前提。”

罗启锐显然不及太太擅于总结和表达，面对大陆观众，他直言担心，但他自信拍了一部对大陆观众而言，也会及格的电影。“你看一部法国、英国或者意大利的电影，还是希望法国的、英国的或者意大利的导演都可以传达本国文化背景的信息，这样拍出来的电影反而可以称其为国际性，也才有力量超越地域地去传达人的内心情感。所以我想，香港味道和港人情怀的故事，坚持了纯粹，大陆观众中间也将会有情感共鸣产生。”■

（文 / 李东然） 情怀岁月香港罗启锐旧日偷来张婉婷岁月神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