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台和法国大革命

( 法国吉约坦式断头台 )

1977年，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一个名叫哈米达·德吉安杜比的强奸谋杀罪犯在鲍米特监狱被送上断头台。4年后，密特朗总统宣布废除死刑，断头台退出法国历史，德吉安杜比也就成了断头台的最后一名受刑人。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比利时、德国、希腊、意大利、瑞典……这些国家都曾使用断头台来处决人犯，可这种独特的处刑机械还是被人们看做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断头台以及断头台下的群体性围观，它们所形成的暴力景观一度成了特殊的法国文化构成，让法国人反思至今。

巴黎先生和“吉约坦夫人”

桑松是法国最有名的行刑人家族。如果听从宿命，这种人家生下的男孩注定要将一生交付给处决犯人的行当，女孩也不能和其他职业的男人结婚。桑松家族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663年路易十四时期，因为是在巴黎地区处刑，得了“巴黎先生”封号，它带来外人轻蔑隔绝的同时，也有可观的年俸，“巴黎先生”于是就像一道有光环的魔咒，让每一代桑松对命运心生怨恨却又难以摆脱。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革命爆发。这之后，巴黎有1400条街道改名，和王室、教会有关的名称全都被废除，比如，路易十五广场变成了革命广场，圣母院改名理性殿，先生、夫人的称呼也被“男公民”和“女公民”替代了。对于行刑人桑松家族来说，除此之外，他们还将迎来职业生涯中最大一次变化：断头台来了。

(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

断头台在法语里又被叫做“吉约坦夫人”（Madame Guillotine），这个戏谑的名字取自它的提议者吉约坦（Guillotin）。身为当时城里收费最高的名医之一，在巴黎医学院教授解剖学的吉约坦议员和司法本不相干，他完全是出于对传播“生来平等”人道观念的热情才在提案中关心到死刑问题。在吉约坦所处的时代，法国仍然沿袭着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多种死刑方法：火刑施于异教徒，以剑斩首被视为贵族阶层的特权，用斧砍头和绞首通常只用在平民和底层罪犯身上。1789年10月9日，也就是巴士底狱被攻陷约3个月后、《人权宣言》公布将近2个月后，这位吉约坦医生提出，处刑不应以社会地位来区分而要平等对待，并且应该找到一种迅速的、不痛的死刑方法。为了实现自己的提议，吉约坦找到行刑人夏尔-亨利磋商，研制能将头和身体迅速切开的机械。夏尔-亨利的朋友、制作羽管键琴的德国机械师托比阿斯·施密特应邀为他们画出了一张设计图，有巨大的刀刃、滑轮以及固定颈部的首穴板构成。1792年3月，三人把最后确定的断头台设计图纸提交给路易十六的御医、法国外科学士院长官安托万·路易，并在杜伊勒里宫被国王接见。接下来，按照大仲马在《九三年的戏》一文中所描述的情节，那天是国王本人亲笔将刀片的形状从新月形改成了三角形，“9个月后，不幸的路易十六的头就是被他设计的刀片砍掉的”。

吉约坦提议制造断头台本是出于对罪犯的仁慈和平等之心，但讽刺的是，他却因这架机器而毁了名声，生前走在巴黎街上被人指指点点，死后作为桑松家族的同类被记载在法国历史上。1792年4月5日，盗窃罪犯雅克·佩尔蒂埃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处刑，接下来是3个在王宫前杀害小贩的士兵。等到5个月后巴黎狂乱的“九月大屠杀”开始，吉约坦的断头台在法国大革命史上充当了最繁忙的角色，直到1794年7月28日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也人头落地。因为切割利落，断头台的处刑时间相比绞刑可以缩短5?6分钟，但其血腥和残忍令人感到甚于从前的恐惧。

( 发明断头台的吉约坦医生画像，巴黎卡纳瓦 博物馆收藏 )

群众的嗜血

群众对于观看处刑所抱持的嗜血和好奇，并非是大革命时期这具断头台前独有的景观。

( 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是在巴黎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的断头台上被夏尔-亨利·桑松处刑 )

1721年，一个名叫巴比埃的人就曾在日记中记述巴黎某次处刑前一天的场面：“那天晚上整整一宿，马车都在把人送往沙滩广场，以至广场上人山人海，挤满了等待看处刑的人。……当地的小贩出售食品和饮料。大家都在欢笑、饮酒、唱歌……大多数观看人都在一个月以前预订了席位。”而在1755年，另一份报告描述对一个犯有通奸罪的女子的绞刑现场：“她一上处刑台，人们像看戏那样拍手喝彩。”1787年，尽管国王路易十六批准夏尔-亨利的请求，将“行刑人”称呼改成了似乎比较体面的“有罪判决的执行者”，1792年断头台又替代了其他一切死刑方式，夏尔-亨利和他后代面对的处刑场面却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是在一天中最热闹的时间，吸引尽量多的围观市民。断头台发明后，安放地点最早是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传统处刑地——沙滩广场，那里靠近塞纳河，是巴黎市政厅所在地，至今也仍是。大革命中处决人数最多的1793年、1794年，断头台主要安置在革命广场，也就是现在的协和广场，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还有罗兰夫人都从这里走上断头台。据1792年巴黎警察总局留存下来的报告，每有处刑，革命广场便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他们生怕看不上，太遗憾，不断地左来右往，寻找着最佳观看地点。其中有的人爬上了梯子，有的站在马车或板车上”。

这些兴奋的死刑观看者和1789至1795年间不断发生暴动的群众，他们之间是否有相同的成分构成？答案基本趋向于肯定。1789年前夕，根据时任路易十六政府财政总监职位的内克尔估算，巴黎居住人口大约在64万到66万之间，其中特权阶层——包括教士和贵族只有1.5万人左右，从事金融、商业、制造业和专门职业的资产阶级大约4万人，其余绝大多数是小店主、工匠以及劳工、流浪汉和城市贫民，这些人就是后来大革命期间“无套裤党”的主体。他们作为市民这样一个阶层出现，又被称作“第三等级”，其中的小手工业主和所雇工人多数住在巴黎老城的圣安东郊区街和拉坡街，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季节性建筑工人主要聚集在市政厅沙滩广场附近的莫尔特利街、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加朗德大街，此外还有中央菜市场那些卖鱼妇和女商贩。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从凡尔赛宫挟国王路易十六一家回到巴黎，以及1792年8月推翻王室，人群都是从这几条街走出来的。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已经在各种沙龙和市井平民中迅速传播，贵族家里也会摆上一本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他“人生而平等”的要求尤其打动第三等级中的上层资产者，医生马拉、律师罗伯斯庇尔、画家大卫都在其中。与此同时，法国国家财政状况糟糕，下层生活异常艰难。在这一背景下，法国三级会议开幕。资产者与贵族在革命前构成了一个精英阶层，两者之间不存在尖锐的阶级冲突。大革命的真正起源是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危机导致的宪政危机。但事实上，大革命并非国王和特权阶级的对立，危机迅速转而成为“一场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的战争”。当断头台在激进的雅各宾派推动下变成所有贵族的墓地，台下围观的市民才会这样高唱：“桑松的口袋里装着/我们美丽的贵人们/呸！呸！”

( 法国最后一个还在世的行刑人家族成员费尔南多·梅索尼埃，他从1947年起曾跟随父亲在法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从事处刑。图为2002年他在展示一具断头台复制品 )

1792年8月10日暴动以后，路易十六一家——国王和王后、王妹伊丽莎白以及15岁的公主和8岁的王子被关进丹普尔监狱，宣告君主制的结束。1793年1月19日，在历经两个月议会论战后，路易十六被投票表决判为死刑。对国王的处刑两天后即在革命广场进行。在国王赴死的两个小时中，忏悔神父埃奇沃思·德·菲尔蒙一直陪伴他，菲尔蒙在回忆录中写道，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表情镇定，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以下令他永远难忘的话：“我是在指控我的所有罪状都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死去的。我原谅使我一死的人。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发生像我的血流在法兰西土地上的事。”而在国王头颅落下的一刻，“发了狂的群众向处刑台涌来，把手伸向国王的鲜血。似乎触摸到它的人就能支配世界上所有的君主了”。几天之后，巴黎一家报纸还在报道中提到，搜集国王的衬衣、撕破的上衣布片、扣子、头发等卖给收藏家，都可以有笔意外之财。

夏尔-亨利装载死刑犯人的囚车每次都有固定的路线，沿途的街道上总会挤满看热闹的市民，囚车走得很慢，一些人挤在囚车周围说下流话、唱小调，其中一首流行在大革命时期的小调，歌词中间有这样一段：“只要我有钱/就买几个人头/一手持着一只/高兴地走着……”而在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那天，有人形容，巴黎人从所有商店、家中和工作地的窗口探出头来，所有屋顶都站满了人。刀片落下后，围观人群的欢呼声持续了15分钟才停下。

( 在奥赛博物馆“罪与罚”展览上亮相的断头台 )

1832年，巴黎的处刑地从市中心搬到了城市南端偏僻的地方，处决时间也改在清晨5点前。但直到1939年，法国才彻底禁止公开处刑，把地点改在了监狱内部，持续几个世纪的嗜血场面总算不复存在。

被颠覆的颠覆者

从1792年9月2日到6日，巴黎5天里处决了1100多人，夏尔-亨利的断头台变得忙乱不堪，但速度惊人，据说曾有30分钟处死21人的纪录。一张申请追加行刑人费用的账单显示，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夏尔-亨利被迫将助手从4个增加到了7个。

1793年4月6日，丹东领导成立了9人公安委员会。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领袖后，在1793年9月17日主导立法会通过《嫌疑犯律》，在他的逻辑下，“未经常表现其热爱革命者”也可以成为疑犯的证据之一；贵族、教士和持不同政见的吉伦特派即使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也可能因为“没有为国家做出贡献”而成为疑犯。罗伯斯庇尔公开宣称：“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恐怖政治以革命和正义为名笼罩法国，1792年即告成立的革命法庭不断加速断头台的运转。1793年10月到1794年7月间，法国各省共有2万人被国民公会的死刑告示送上断头台，其中巴黎有2600多人。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在502天内处决了1256人，他们中间的著名人物有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奥尔良公爵路易-腓力·约瑟夫，吉伦特派罗兰夫人，巴黎首任市长、天文学家巴伊，也包括丹东本人，将他判决死刑的正是罗伯斯庇尔。革命广场杀人太多，据说地面因为吸收不了那么多鲜血而变得像泥沼般松软。“桑松快速再快速地干活，最终将一次杀60人或更多人。现在是死神最忙的时刻。除死神以外谁也回不来。”托马斯·卡雷尔这样写道。夏尔-亨利本人在日记中记录：“收获月（注：指法国1793年10月24日后采用的革命历，收获月为6月19日到7月18日）15日以后，被处死者没有一天少于30人。有时高达60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在死亡登记簿上有名……但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的名字总是占着死者名单的一大半。”年龄最小的被处死人只有14岁。革命法庭出版了一份《断头台》报，售价15苏尔，专门刊登被革命法庭处死人员的名单，甚至详细到公布年龄、住处和身份。接下来是革命历划分的热月，即7月19日到8月18日，恐怖的“牧月22日法令”在热月到来时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在国民公会内部已经达到顶峰，出于自保和反击心理，议员们用制造恐怖的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方式，将他本人和追随者都关进了监狱，然后未经审判就送到夏尔-亨利手中，带上断头台。

桑松家族的第七代行刑人亨利-克雷芒·桑松，比他的父辈更加痛恨这个职业。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沉，经常用赌博和购买昂贵的画来消遣自己，负债额到了要被人送进监狱的地步。他典当断头台用来还债，事发后被司法部一纸通告解了职。亨利-克雷芒带着母亲避居乡里，在1847年将“巴黎先生”这个饭碗丢给了外姓。1854年，依然缺钱的亨利-克雷芒把处决路易十六的那块刀片卖给了约瑟夫·蒂索，此人是伦敦蒂索夫人蜡像馆创办人玛丽·蒂索的儿子。蜡像馆的名人头像原型有一部分就是来自夏尔-亨利·桑松，出租供做死尸面膜和胸像的人头是这个大革命时期行刑人一项新收入来源。夏尔-亨利通常会在处刑后将人头用板车送到玛丽家中，第二天一早再去取回来安葬。他们复制过刺杀马拉的奇女子夏洛特·科黛，皇后安托瓦内特，也有奥尔良公爵。罗伯斯庇尔的头最终也躺进了蒂索夫人的蜡像馆。■

（参考书目：《合法杀人家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 / 曾焱） 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法国法国历史巴黎断头台路易十六夏尔罗伯斯庇尔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