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喉之痛

铁矿石谈判之初，传来的消息还是三大矿山要提价30%～35%，隔了一个春节，却开始了漫天要价，按必和必拓要求的现货定价，等于提价90%。铁矿石若按现货130～140美元/吨的到岸价交易，意味着每吨钢铁仅矿石成本就增加了约600元人民币。以我国年钢产量6.1亿吨计，仅矿石成本就增加了3600亿元。2009年中国纳入统计的68户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553.88亿元，这笔利润仅是矿石成本增量的一个零头。无疑，铁矿石这一“工业原料”的原料的涨价，势必造成今年物价更大的压力。

国外矿山之所以能提出如此离谱的价格，原因是现货价格离谱。春节期间，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金属方面也多维持相对平缓的价格走势。唯有铁矿石，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节后价格陡涨，这就耐人寻味了。供应上，铁矿石并无短缺的现象，也从没有出现过智利地震之于铜矿那样的突发危机。自去年来堆放在港口上用以零售的铁矿石从来没有少过7000万吨，这是一笔足够国内钢厂消耗一个季度的数量。铁矿石价格暴涨，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操纵，这里既有投机商等待4月1日新的长协周期而惜售，更多的恐怕是三大矿山为谈判而造势的行为。

实际上，长协价谈判中，外方在现货和长协两个市场左右逢源，而其主要战略则是看到中印崛起的长期趋势，诱使买方接受市场定价。去年底，由于部分中国钢企所签的协议合同到期日为2009年底，国际矿商遂向中国买家提供了两种选择：要么在2009年长协价基础上上涨40%的价格继续购买优质矿石，要么按照目前主要的铁矿石指数随行就市定价。大部分企业自然会选择相对便宜的临时价。

印度和日本，两个铁矿石供与求中相对次要的环节，则被用来胁迫我国钢厂“就范”。在印度，人均GDP跨过1000美元门槛后，其偏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向制造业转移，印度富豪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的影子。国内渐涨的基建需求使得印度政府制定优先满足内需的政策，印度政府从去年12月把铁矿的出口税提高到了10%，2月初，印度钢铁部又向财政部建议，自3月1日起将铁矿石出口税率从目前的10%提高到15%。年度铁矿石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这恐怕是宝钢等中国钢铁企业遭遇到的最大劫数。印度2008年铁矿石出口达1亿吨，是世界第三位的出口国，一旦印度在基础建设上有能力效法我国，这一点盈余根本满足不了其自身消费，净出口很快便会变为净进口。而日本的钢厂，在我国产能扩大的挤压下，日益担心被边缘化，担心铁矿石大量以现货的形式流到中国。其首要的战略目标是获得长期的铁矿石供应，于是便倾向于更早地，甚至不惜以高价达成协议。

钢铁是可再生资源，这一特性还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孤立性。那些西方国家，上世纪70年代均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钢铁消费从峰值开始回落。这些国家，废钢是钢厂的主要原料，在美国，2/3的钢铁来自于废钢铁回炉。他们早把地下的铁矿搬到了地上的钢筋铁板中，自然可以围观的心态看待我们日益艰难的铁矿石谈判。若是石油这样的一次性“消费品”飙涨，生产国则可能承担更多的舆论压力，即便是生产国无所顾忌，价格的调控能力也足以在消费国中产生作用，此消彼长。去年，我国的铁矿石进口量超过了全球进口的60%，基本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而钢材消费却处于爆炸阶段，离钢材消费的峰值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谈判便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复杂的局面中进行。

一个国家的钢铁含量何时达到饱和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美国从1900到1975年、日本从1945到2000年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人均累积消费的钢都超过20吨，我们的人均积累量还不到4吨。衡量一国钢铁消费达到峰值的另一个参考是人均产钢量和消费量，均在500公斤左右，以这个指标衡量，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一上限。而另一个指标则更为具体化，即城市化率达到65%时，钢铁消费趋于饱和。可以预想的是，未来数年中，当我国3万公里的铁路铺设完毕，城镇化建设铺展开来后，我们的钢铁消费将趋于平缓，铁矿石进口至少不像现在这样以每年30%的速度上涨。

去年，中钢协领导的铁矿石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据说通过现货采购，我国钢厂反而比日、韩长协价节省了3%。但全球减产的历史性机遇可谓“可遇不可求”。无可回避的是，即使是我们自己，5年间铁矿石产量从3.1亿吨增长到8.8亿吨，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连10%含量的贫铁矿都开采，怎能不授人以柄，被扼住喉咙？■（文 / 邢海洋） 之痛扼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