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 尼采 )

哲学方法的超时代性

看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人或许都不想成为哲学家，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哲学家死于非命：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据说为了证明他是神，跳进爱特拿火山口，被活活地烧焦了；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饮鸩而死；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次往一只鸡肚子里塞满雪做冷冻实验，结果受寒患了肺炎，因此死去；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被瑞典的克丽斯婷娜女王请求亲临她的宫廷，每天早晨5点给她讲课，不习惯早起、体质孱弱的笛卡儿尔因此病逝。

显然想成为哲学家，必须得相当奋不顾身。那么，能不能不做哲学家，只吸收一些对我们有用的哲学思想呢？英国人尼古拉斯·费恩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他说：“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最不朽的贡献是他们发明或发现的思维工具、方法、进路，这些往往比他们构建，或他们使用这些工具去破除的理论或体系更经久不衰。”

这种观点我们并不陌生，类似于冯友兰先生1957年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具体的东西具有时代性，抽象的东西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中世纪的一位修士、奥卡姆的威廉认为运动并不存在，它只是物体重新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他的运动理论也许很奇怪，但是他留下了一个今天的哲学家们仍在使用的原则：在寻求一种现象的解释时，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泰勒斯错误地认为，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但在用更少、更简单的东西解释万物的存在时，他引入了还原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卢克莱修的空间理论已经被超越了，但他做思想实验的方法今天仍然有用。

费恩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哲学系。他在《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一书的25章中介绍了24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因为前期和后期思想方法迥异，一人占了两章）发现或发明的方法：卢克莱修的矛，培根的鸡，休谟的叉子，卢梭的契约，康德的眼镜，边沁的计算……有人戏言，费恩遗漏了苏格拉底的公鸡——他临死前说：“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列比亚斯一只公鸡。”

( 《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 )

书中的内容集中于古代和近代，在现代比较有影响的结构主义、现象学方法则不见踪影，但这已经足以让费恩部分实现他的目标：不仅说明伟大哲学家想出了什么，而且演示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从而启发人们像哲学家那样思考。另外，抽象和具体、方法和内容并不是割裂的，领会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也有助于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

哲学家们普遍使用的方法是思想实验，这一方法的先驱是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他出生于公元前94年左右，著有《物性论》一书，于公元前55年自杀而死，罗素说，他的自杀“似乎是患有时时发作的神经病——有些人断言是由恋爱的痛苦，或是由春药的意想不到的作用所致”。生前他设计了一个实验，可以不用游遍宇宙就判断出宇宙是不是无限的。假定宇宙是有尽头的，有人到了那儿，投掷出一支长矛，会发生什么？不外乎两种可能：要么长矛继续往前飞，要么被撞回来。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宇宙的边缘之外仍有东西：阻挡长矛前进的物体或它可以继续往前飞的空间。他因此得出结论说，空间是没有界限的，一定是无限的。

费恩解释说，卢克莱修做的是思想实验，它跟科学家们做的实验不同，它发生于头脑之中，而不是实验室里。跟实验室中的实验相同的是，哲学家们的实验也致力于把我们要考察的东西孤立出来。比如，为了研究手机是否会破坏脑细胞，研究者要记住很多别的因素也会造成这种破坏，像自然的衰老、肿瘤或酗酒。如果他们想证明手机是危险或者无害的，他们就要确保这些因素不会在实验过程中造成超出正常情况的破坏。思想实验，或假定情形，也要将其他变量隔绝开，观察当一种因素变化而其他因素不变时会发生什么。

哲学有什么进步？

虽然在书中介绍的24位哲学家中，现代哲学家只有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5位，以分析哲学家为主，但是费恩即使在论述古代哲学家的章节中，也介绍了一些新近的学术成果。第一章写的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开头却是：“1999年夏，康奈尔大学发布了一项旨在说明爱情真的是药物的研究报告。准确地说，它是血液中由多巴胺、苯乙胺、缩宫素混合成的鸡尾酒，会引起我们称之为爱的感情。研究者说，爱情实际上是化学造成的一种精神失常。这种情况会持续到身体形成对有关物质的免疫，通常的长度刚好够人们相遇、交配、抚养婴儿。这种理论很可疑，如果不说它有辱人格的话。康奈尔大学的结论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事物可以归结到其组成部分，可以用更简单的东西来理解复杂、宏观的过程。这一研究也许早晚会被推翻，但这并非还原论第一次打破我们的幻觉。”这证明一些哲学方法是长盛不衰的。

在《休谟的叉子》一章中，费恩上来便介绍了当代哲学家麦金泰尔的思想：“那些自认为很聪明的人无所事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测别人的性格。一个很流行的神话是，你能够从一个人的着装方式、他们如何握手、他们笑话什么、他们如何应对危机来判断其真实性格。不管是多么普通的举止，都有人说能够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本性，从他们怎样点烟，到怎样叠手绢。但麦金泰尔说，判断人的性格很难，我们总希望别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同时又使自己让别人无法预测。根据麦金泰尔的理论，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一个谜有更加深层的原因，它危及的远不只是从人的行为推断性格这一做法，它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东西都只能证明它自身。一个人怎样应对危机只能揭示他如何应对危机，他怎样叠手绢只能反映他如何叠手绢，再也反映不了别的。”

所谓“休谟的叉子”，是指他认为只有两种有效的推理：跟观念之间的关系有关的演绎推理和跟事实有关的经验推理。这一区分被他用来反对归纳推理的有效性。归纳推理不是演绎推理，因为演绎推理是先天的，不包含矛盾，而归纳推理有可能出现反例。归纳推理也不是经验推理，它以经验为基础，但是它假定未来会跟过去一致，由此推断出关于未来的结论。

费恩把“尼采的锤子”算作一种哲学方法有些牵强，它只是一种修辞。尼采在《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作哲学思考》的引言中写道：“这本小书是一个伟大的战争宣言，至于对偶像的探听底细，这次涉及的不是时代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用锤子进行敲打，以便听到，他们用脚站立的基础如何不稳，发出的声音多么沉闷、空洞。”

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做了清晰的阐述，并努力打破维特根斯坦这位偶像，提出维特根斯坦没有认识到有些思想是存在于语言之前的。“维特根斯坦意识到理性止于行动，解释必须止步于描述，不然它将没完没了。当我们做决定时，我们的选择依据的是我们没有选择的因素。当我们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理由时，我们不能用一个理由来解释另一个理由，又用下一个理由来解释这个理由，如此以至无穷。早晚我们要停留于一个就是如此或反映我们的存在方式的东西。但我们的语言游戏并非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随意。语言是帮助我们生存的东西，帮助我们成功地行动。它们不断演进，适应我们的需求，考虑另一种游戏是否能够更有效地满足这些需求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关心这些外在于语言的需要。哲学史的存在表明，我们确实关心这些需要，所以有理由提出，我们的一部分是先于语言的。这是一个经验问题，维特根斯坦会说它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但是在维特根斯坦1951年去世之后，哲学家们仍取得了进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种限制当真。”■

（文 / 薛巍） 一样哲学史哲学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