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僵局

（文 / 袁越）

( 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处垃圾厂。和中国一样，巴西老百姓垃圾分类意识不高，却有着一支庞大的拾荒大军 )

垃圾争议

最近，由垃圾焚烧引发的环境争议，已经成为中国的公共环境热门话题。一年来，广州、深圳、番禺、南京、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先后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公开表达了对垃圾焚烧厂影响生活环境的担忧。但是，从政府相关部门传递的信息显示，垃圾焚烧将成为中国大城市垃圾处理的新趋势。以北京为例，就在今年初的“两会”上，283名代表提出了垃圾处理议案，直指北京垃圾处理的危急形势和困局。北京市政府经过调研后达成共识，明确提出“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厂和综合处理厂建设”。按照规划，北京市将在2015年前投资100亿元兴建40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包括9座垃圾焚烧厂。届时，除了已经运营了一年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以外，阿苏卫焚烧厂、京南焚烧厂、董村焚烧厂、六里屯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南宫焚烧厂、顺义区焚烧厂和梁家务焚烧厂也将陆续投入运营，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可达到每天8200吨，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上升到40%。

这项计划的背后，是北京市垃圾处理能力提升速度的严重滞后。来自市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1990年的垃圾总量不到200万吨，2008年猛增至672万吨，日均1.84万吨。如果按照现在每年8%左右的速度持续上升，2012年北京市垃圾年产生量将达到914万吨，2015年将达到1152万吨，日均3万吨。目前全市共有23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设计日处理能力1.04万吨，实际处理量已经达到每日1.74万吨，平均超负荷率67%。

全中国的情况与北京相似。据统计，1981年的全国垃圾清运量约为3000万吨，到了2004年则迅速增长为1.6亿吨，年增长率约为7%～10%，和GDP的增长幅度大致相当。

因为后续处理能力的不足，这些垃圾如果不烧掉，就只能进填埋场。说来难以置信，北京市直到1993年时仍然采取垃圾清运出城，露天堆放的简单处理方式。1994年北京市建成了第一批现代化垃圾填埋场，终于有能力对垃圾做无害化处理。但是，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很快就面临着无地可埋的境况。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4年多不到5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所以焚烧厂的建设对于我们来讲是必须的。”

( 2007年，法国里尔的废品展上，工作人员介绍废品分类处理知识 )

但是，垃圾焚烧如果处理不善，必将产生剧毒物质二恶英，不能说是一种完美的处理方式。问题在于，尽数填埋也不是长久之计。垃圾的长途运输从经济上讲显然非常不合算，就近填埋又会占用宝贵的城市土地资源，如果填埋技术不完善，同样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甚至会污染地下水源。近年来，涉及垃圾填埋场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社会影响力一点也不亚于垃圾焚烧。

到底是焚烧还是填埋？垃圾问题僵在了这里。要想打破僵局，第一要务就是垃圾减量。

( 王维平 )

垃圾减量

“解决城市垃圾问题总的原则是‘五化’，第一要务就是减量化，减少垃圾总量。”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对本刊记者说，“第二是资源化，也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第三是无害化，比如填埋或者焚烧。第四是社会化，政府企业和公众都要参与进来。第五是产业化，鼓励企业来运作。”

( 北京六环外的西田阳填埋场内不时可见忙碌的拾荒者；   )

要想做好垃圾减量，必须首先搞清垃圾的成分。已经和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的王维平回忆说，20年前北京市的垃圾以渣土和煤灰居多，近10年来包装物含量激增，尤其是塑料制品增幅最大。遗憾的是，环卫部门一直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

2008年4月，北京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李振山及其学生对北京市113户不同类型的居民家庭垃圾进行了抽样调查，要求居民把所有垃圾（包括本来打算卖掉的垃圾）放置在专门的收集桶中以供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每人每天产生0.233公斤垃圾，厨余垃圾占到70%左右。

(  被称为“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注册有一家物资回收公司 )

“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严格采取净菜进城的政策，就能减少垃圾总量18%～22%。”王维平对本刊记者说，“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中国的城市管理者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忽视了毛菜的潜在成本。”

根据王维平的计算，每运进300吨带根带叶的毛菜，就会产生60吨废料，两头加起来就是120吨无效运输。目前北京市处理1吨垃圾的费用是158元，如果包括固定资产折旧，每吨垃圾的处理费更是高达272元。相比之下，如果把烂菜还田，不但可以休养地力，还能简化垃圾处理程序，好处巨大。“政府担心老百姓抱怨菜价高，没有强力推进净菜进城的政策。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王维平说。

( 被称为“废电池大王”的王自新在对电池进行分类 )

据统计，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厨余垃圾仅占垃圾总量的30%，这与他们实行的净菜进城政策密切相关。但是，中式烹饪讲究原材料新鲜，中国人吃饭浪费的现象历来十分严重，要想在短时间里改变这一现状，绝非易事。

厨余垃圾的高含量使得北京城市居民垃圾中的含水量高达50%，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垃圾的热值，不利于控制焚烧炉的温度，增加二恶英的产生概率。厨余垃圾有机物含量高，填埋后极易产生臭味，不易处理。因此，解决厨余垃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堆肥，但堆肥对垃圾的纯度要求较高，如果混杂了过多的塑料包装物，堆肥效果便会大打折扣。

( 北京海淀区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中心作业区之一 )

2007年，北京市评选出144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开始进行生活垃圾分类试点。2009年1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组织了10多名教师和学生，用了4个月的时间对这144个示范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地暗访，发现仅有35个单位配置了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其中又只有两座还在运行，其余的都因各种原因被闲置，成了摆设。这些设施当初都是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的，但包括菌种和水电人工等运行费用都要由小区物业或者机关单位自己出。可是，发酵后产生的肥料卖不出价钱，只能给小区花园施肥，经济上得不偿失。

相比之下，废报纸、啤酒瓶和空饮水瓶等回收价值高的垃圾境况要好很多。中国历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废品回收体系，虽然该体系归商务部门管，但环卫部门在统计垃圾回收利用率时，总会把这部分垃圾包括进来。按照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研究生毛达的说法，如果不包括废品回收，那么北京市就无法完成奥组委对世界的承诺，即2008年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分类率50%、资源化率30%的目标。

但是，北京大学113户入户调查的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垃圾中纸张和塑料各占10%左右，其中可回收纸类仅占纸类垃圾总量的一半，最具有回收价值的报纸更是只占可回收纸类的1/3，其他都是食品包装、广告宣传单、破碎的办公用纸和其他纸包装等，一般居民不会主动分类回收。塑料垃圾当中，高价值塑料仅占1/10，其余都是食品包装（如塑料袋和方便面袋）等低价值塑料，居民也不会主动回收。这部分低价值垃圾在可回收物总价值中占到43%～60%，如果实行全面分类回收，将比只靠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废品回收公司回收的模式提高回收效果一倍以上。但正是因为它们的低价，使得这部分垃圾变成了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如何让老百姓懂得它们的价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这部分垃圾通常和厨余垃圾混在一起，被送进了堆肥场或者焚烧炉。事实上，正是这部分垃圾中所含的透水透气性能极差的塑料，导致了厨余垃圾堆肥效果大大降低，也正是由于这部分垃圾中含有的带有氯原子的塑料，在焚烧炉中不完全燃烧后生成了二恶英。

由此可见，要想减少垃圾量，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和无害化，首先必须解决垃圾分类的难题。

垃圾分类

“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垃圾分类这个概念的城市，这是世界公认的。”王维平对本刊记者说，“1957年7月11号的《北京日报》有篇文章，题目叫做《垃圾要分类收集》。可惜后来我们搞了太多的政治运动，垃圾分类没有坚持做下去。”

2000年，建设部确定了全国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榜上有名。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北京市政府对外承诺垃圾分类率达到50%，但这仅指50%的小区设有垃圾分类收集箱。当居民们看到环卫工人把分类箱内的垃圾统统倒进一辆垃圾车运走时，便很自然地对垃圾分类失去了兴趣。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原因就是后续分选的设施不到位。”位于北京四环路东南角的小武基大型固废转运站站长王宏哲对本刊记者说，“目前北京市具备粗分选能力的垃圾转运站只有两座，日处理能力大约在3000吨左右。其余1.5万吨垃圾都未加分选，直接进了填埋场。”

小武基转运站隶属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49年，最早叫“北京市第一清洁车辆厂”。“过去我们厂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王厂长回忆说。

改变发生在1994年。那一年德国政府和北京市开展合作，帮助北京市建立一套现代化垃圾处理场站。一期工程包括5座垃圾处理设施，小武基转运站和北神树填埋场负责北京市东南部的垃圾分类、转运和填埋，马家楼转运站和安定填埋场负责处理北京市西南地区的垃圾，另外又建了一座南宫堆肥厂，专门负责处理厨余垃圾。

“德国专家非常敬业，把收集来的垃圾摊在地上逐一分类研究，再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的组分特点，设计出这套适合北京的垃圾分类系统。”王厂长说。

本刊记者走进小武基转运站，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完全不像是个处理垃圾的地方，不但闻不到异味，就连垃圾也看不到，整个分选过程全部发生在密闭的厂房内，基本不需要工人参与。垃圾处理的各个环节都有录像监控，只要在干净整洁的中控室内配备一名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录像显示，垃圾车运来的生活垃圾先被放置在传送带上，由工人负责挑出大件物品，比如家具或电器。然后垃圾进入一个长11米、直径3米的斜置滚筒，被滚筒上的孔洞分为筛上物和筛下物两类。筛上物先经过磁选选出磁性金属，然后再通过风选，把质量较轻的塑料吹出来单独收集，余下的送去焚烧。筛下物也要先经过磁选，然后进入孔径更细的弹跳筛，这次筛下来的都是直径更小的灰渣，直接送去填埋场。筛上物大都是厨余垃圾，有机物含量40%～60%左右，正好运到南宫堆肥厂进行好氧堆肥。

简单地说，除了大件垃圾和金属，小武基基本上就是按照垃圾的物理性质进行粗分，体积大的送去烧，中等的送去堆肥，小件的运到填埋场，如果体积大又比较轻，则会被当做塑料单独分出来进行资源再利用。经过这套粗分系统分类后，很多后续处理存在的问题便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比如，从小武基出来的焚烧料热值很高，是原生垃圾的两倍，基本上不用添加助燃剂即可自行燃烧，便于焚烧厂控制炉温，提高发电效率，减少残渣。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以前烧的是混合垃圾，每100吨垃圾焚烧后仍然会产生40吨残渣需要填埋，采用小武基的焚烧料后，每100吨垃圾焚烧后只产生10吨残渣，减轻了填埋场的负担。

再比如，从小武基出来的填埋料都经过粉碎，有机物含量较少，填埋后渗漏液不多，不容易发生堆体坍塌事故。与小武基配套的北神树卫生填埋场几乎和公园差不多，堆体经过一层层压实和覆盖后再种上不同种类的草坪，一点也看不出山下堆的都是垃圾。少量沼气通过导管被从堆体内引出，用于发电，少量渗滤液经过污水处理后可以养鱼。若干年后，垃圾被完全矿化后变成土壤，可以重复利用。

这样一套系统看上去非常完美，可以说代表了垃圾处理的未来。问题在于这套系统花费巨大，小武基的进口分选设备和配套设施总计花了1.7亿元，日处理量仅1500吨。如果北京市所有的垃圾都经过类似处理，需要再投入17亿元，这还不包括征地费用和运行成本，以及垃圾增量必然导致的追加投资。

于是，虽然这批“德办”项目自1997年就开始运营并成效显著，但北京市直到现在仍然只有小武基和马家楼这两个固废分选转运站。朝阳海淀和东城西城等北部地区的垃圾只能由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进行处理。这套系统是利用世行贷款建设的，不具备垃圾分选功能，只进行简单的垃圾搬家，小车换大车往城外运，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物流公司。这就不难理解北京市的垃圾分类项目为什么一直做不下去了。

如果说只需要投资17亿元就能解决问题，倒也不难，问题是这套系统的分拣效率着实令人担忧。运到小武基的垃圾混杂了大量厨余废物，含水量高，成分复杂，仅靠机器分拣很难分干净。比如，塑料占垃圾总量的10%，但经过这套系统分拣出来的塑料只占其中的1/10，也就是说，如果不把焚烧和堆肥当做资源再利用的话，小武基每天只能分拣出15吨废塑料进行再加工，仅占垃圾总量的1%。

即使是这1%的塑料也是鱼龙混杂，各种类型都有。因此小武基分拣出来的垃圾只能被当做粗原料进行回收利用，比如和木材混合后制成塑木材料，用于制作栏杆、井盖，或者集装箱的托盘等，附加值较低。

北京奥运会再次为小武基提供了一个改进机会。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北京市推行垃圾分类的决心，该厂从德国进口了3套精分选系统，能够根据不同物料的光谱特性，把垃圾进一步分类。比如，该系统可以把聚氯乙烯（PVC）单独分拣出来，防止这种氯元素含量很高的塑料进入焚烧厂，减少二恶英的释放。

奥运会期间，小武基和北神树被选为北京市重点对外参观单位，接待了大批外宾和记者的参观。这套光分选系统无疑是重中之重，明星中的明星。

是明星就得有相应的身价。每套光分选系统耗资300万元，但只能分出一种物料。小武基花费900万元买了3套，组成一条流水线，每天的垃圾处理能力只有200吨。按照计划，这套系统将专门用于处理经过粗分的，不含厨余废料的小区分类垃圾，但本刊记者于12日15时参观该厂时却发现流水线已经停工了。原来，由于北京市居民垃圾分类进行得不彻底，运输能力也跟不上，小武基每天只能获得几十吨这类垃圾，根本吃不饱。

那么，如果北京市政府大力推行垃圾分类，并不惜重金购买新的设备，是否就能彻底解决垃圾僵局呢？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小武基明年的目标是把塑料分选率提高2～3个百分点，但别忘了，现在焚烧炉烧的主要就是塑料垃圾，如果我们把塑料都挑干净了，焚烧炉就没料可烧了。”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副总经理董黎向本刊记者道出了个中原因。

看来，北京市政府已经在分类和焚烧之间做出了选择。

那么，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拾荒者的困境

11月12日，北京突降大雪，气温也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早晨5点，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附近的一个农家小院早早地亮起了灯，一群操着四川口音的人开始生火做饭，此时院子里养着的一窝鸡还没有打鸣。

1小时后，这群人换上脏兮兮的工作服，外面套一件干净的橘黄色外套，登上一辆破旧的卡车，来到位于六环外的西田阳填埋场上班。此时天刚蒙蒙亮，本刊记者在现场观察，第一辆垃圾车驶进填埋场，倒出一车生活垃圾，足有15吨重。工人们冲上去，用双手扒开烂菜叶和沾满秽物的废纸，把塑料瓶、一次性餐盒、旧鞋子，以及一切值钱的东西扔进背着的筐子里，动作迅速而又准确。

不久，一辆推土机开了进来，把垃圾推往填埋场的中心。履带过处，原本被白雪覆盖的垃圾重新翻了出来，工人们跟在推土机后面，重新翻捡昨天挑剩下的垃圾。推土机司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随意地转弯、倒行、加速。工人们似乎也早已熟悉了推土机的走势，一边灵巧地躲避着这辆巨无霸，一边头也不抬地继续工作。积雪在履带的压迫下开始融化，雪水把垃圾和泥土搅和在一起，使得整个垃圾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泥坑，散发着垃圾场特有的臭味。有人点起了一支烟，更多的人则似乎毫不在乎，大声说笑着。

天亮了，一辆辆垃圾车鱼贯而入，工人们不必再跟着推土机走，因为新到的垃圾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捡拾速度。筐子迅速装满了，工人们把捡来的垃圾腾入一只更大的麻布袋，回到垃圾场继续工作。两小时后，麻布袋也满了，工人们用手把垃圾压实，捆牢，然后一齐用力抬上卡车，运回那个农家小院卸下，再回到垃圾场继续工作。

上午11点，工人们又运回了一车垃圾，两车加起来大概有8吨左右。此时炊烟再起，工人们生火做饭。一个5～6岁的小男孩独自在院子里玩游戏，玩具竟然是一辆塑料推土机。吃罢午饭，大家唠了会闲嗑，便来到各家的自留地上，开始对今天的战利品进行分类。每个人身边都堆放着好几个布包，工人们熟练地把捡来的垃圾分别放入包内。“饮料瓶1.8元，好塑料1元，塑料布6毛，一次性饭盒4毛，胶鞋4毛，铁盒1元，铁皮8毛……”一位名叫谯桂芳的女工熟练地报出每公斤垃圾的价值。“今天还捡到几个红薯，留着当晚饭吃。”她高兴地从框里捡出几个生红薯，用手抹去皮上的泥，放到一旁。

谯桂芳今年30岁，来自四川巴中县。她和丈夫一年前来北京打工，丈夫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她则当上了拾荒者。“干建筑来钱多，但不稳定，房子盖好了就又得找新工作。垃圾每天都有，挣的也不少，我每个月能挣2000多块。”

旁边一位名叫谯丽华的工人干了4年，手快，一个月能挣3000块。她的丈夫也在这里工作，负责开车。夫妻俩有两个孩子，都寄养在巴中的老家，由婆婆看着。“我们家已经盖好了一间楼房，用的都是捡垃圾挣的钱！”谯丽华自豪地说。

不过那间新房是留着养老用的，她现在还得和另外13名工人一起住在这座农家院子里。她和丈夫单独住一间，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电热毯取暖。不过，比起那些盲流拾荒者，谯丽华的情况要好多了。她是“北京市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雇员，和公司签过聘用合同。房子是公司租的，不需缴纳房租和水电费。垃圾的销路由公司负责，挣来的钱和公司四六开，她拿大头，公司拿小头。

“北京市政管委的渣土处不让我们捡了，请记者同志帮忙向领导反映反映情况吧。”公司董事长杜茂洲开门见山地说，“拣垃圾可以帮助国家节约资源，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可是政府不支持，如今北京就只剩下两三家还在维持。”

杜茂洲2005年上过央视的新闻会客厅，当时还被誉为“京城破烂王”，劳动致富的模范。4年过去了，他略微有些发福，脸上的笑容却消失了，只剩下一脸愁苦。他拿出一封写给市领导的信，向本刊记者讲述他这20多年来的遭遇。

杜茂洲原先是四川巴中地区的一名小学教师，1989年他来北京打工，从捡垃圾干起，逐渐积累了一笔财富。1993年他在北京市注册了这家物资回收公司，最多时雇了1000多名来自老家巴中和仪陇地区的农民工，年收入50多万元。如今他手下只剩下不到50名员工，每年收入降到了几万元。

1995年，北京市政管委渣土管理处出台新政策，不让拾荒者进垃圾填埋场捡垃圾，他们只能偷着干，或者转战远郊。1999年时北京市环卫局决定在宣武、崇文、西城、东城和朝阳这5个区内有条件的垃圾楼里搞分类试点，允许拾荒者进入垃圾楼进行分类回收。虽然垃圾楼规划时并没有考虑到拾荒者的问题，面积通常很小，但拾荒者毕竟有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工作条件大为改善。这5个试点区每天能分出1000吨左右的可再生资源，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0万元左右。可惜好景不长，拾荒者为了争夺资源经常大打出手，垃圾楼的卫生情况也不尽如人意，不少居民开始有意见。于是，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市所有的垃圾楼被关闭，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

“实事求是地讲，垃圾分类的最佳地点是填埋场。”杜茂洲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垃圾在小区垃圾楼里分捡、分类、包装和临时堆放都需要场地，城市里场地十分紧张，归属权难以协调，垃圾分类不好做。垃圾填埋场就不存在以上问题，又都远离城市，是回收再生资源的最佳场所。”

但是市政管委并不这么看。垃圾填埋场卫生条件较差，又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曾经发生过推土机压死人的事件，所以北京市市政管委决定关闭填埋场。杜茂洲最多时曾经包了7个填埋场，如今只剩下3个，还必须偷偷摸摸地干。这个西田阳填埋场是他每年花4万元包下来的，按规模可以容纳100个拾荒工人，但填埋场怕出麻烦，只允许十几个人进入，遇到上级领导前来检查工作就必须歇工。该填埋场每天大约运进800吨来自通州的生活垃圾，如果100个人拣，至少能拣出80吨可再生原材料。但因为人手不够，现在每天只能拣8吨。

“现在的工人都懒了，不像我们那时候，垃圾车一来，就像打仗一样冲上去，两分钟就把一车垃圾拣得一干二净。”只有当他回忆起当初捡垃圾时的情景，这位据说身家过百万的“垃圾王”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我那时有个外号，叫做‘48筐’，意思是说我手快，每天能拣48筐垃圾，每筐30公斤，加起来就是1.5吨。现在的工人不用抢，速度也慢，每人每天只能捡500公斤了。”

王维平对那时北京垃圾填埋场的“盛况”也是记忆犹新。“1987年我在北京市环卫局规划处当科长，有一天两个四川巴中的农民找到我，说自己找不到工作，求我批准他们进填埋场捡垃圾。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他们住在丰台郊区的公共厕所里，因为城里的厕所也是有人管的，不让他们住。我看他们可怜，就给他们开了条子，当天两人就领着500个老乡住进了垃圾填埋场，在场边盖起了一排‘狗窝’，算是安了家。他们分成7个组，每组只拣一类物料。拣来的碎砖头卖给了附近农民，其他可再生资源则都运到了河北的加工厂，其中废金属卖到了霸县，碎玻璃卖到邯郸，鞋底胶皮卖到了定州，废塑料卖到了文安，废纸卖到了保定。还有一个组是暗的，负责养垃圾猪”。

这两位创业者一个名叫许继才，另一个名叫杜茂献。他们每个月向每个拾荒者收取500元管理费，但拾荒者每个月能挣到1500元，顶得上当年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如今这两人都已成了垃圾回收领域的大老板，而杜茂洲就是杜茂献的哥哥，照理说在这个行业里具有旁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他却已萌生退意。“我打算改行搞建筑了。”杜茂洲说，“垃圾回收政府不支持，做不下去了。”

不光政府不支持，环卫系统的员工更是坚定地站在了拾荒者的对立面。“我清楚地记得，‘非典’时期我们的垃圾成分好得不得了，收益也非常好，因为捡垃圾的都跑了。”董黎对本刊记者说，“这个行业风险大，值钱的垃圾我们收，不值钱的我们也要管，这就叫做权利和义务对等。另外，垃圾管理国有化的成本极高，因为我们必须实行规范化管理，肯定亏本。捡垃圾的不管这些，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竞争？所以政府必须明确，到底打算依靠谁。如果要依靠我们，就得给我们相应的扶持，增加投资，帮助我们开发新产品，分出更多类的垃圾。”

在董黎看来，拾荒这个行业不符合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社会观感不好，会让人觉得贫富差距太大了。另外拾荒者不好管理，传染病和犯罪的问题也很难解决。王维平对此也有同感：“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调查，北京市72%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干的。很多拾荒者素质低下，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北京一年丢3万个井盖，都被拾荒者偷去卖掉了。另外，拾荒者70%有传染病，是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隐患。”

不过，王维平认为拾荒者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功劳不能抹杀。“北京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拾荒者的贡献。”王维平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央视拍过一部名为《双城记》的奥运纪录片，对比了北京和伦敦在城市交通、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5个方面的优劣，北京只有在垃圾回收这一点上胜过了伦敦。“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推行居民垃圾分类，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健全了，穷人宁可待在家里吃救济也不去捡垃圾，拾荒者阶层消失了，于是政府只能把垃圾分类的重担转移到市民身上。”

王维平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国内垃圾总量于1989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递减，2008年比1989年减少了44%，垃圾焚烧厂也从1989年的25个减少到2008年的15个。

长期从事垃圾研究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农学国际教育协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岡山朋子博士于10月25日在北京为环境组织代表做过一个报告，间接证实了王维平的说法。由于名古屋靠海，很难找到填埋场地，1999年经历了一次类似今天北京面临的垃圾处理危机。自那以后，名古屋把垃圾管理的中心从末端处理改为前段控制，尤其注重包装物的减少、垃圾分类和循环再利用，仅仅用了两年，相关措施就见效了，垃圾总量减少了25.6%，分类收集物也增加了两倍。垃圾焚烧率由1998年的79%降到2004年的56%，而且焚烧的大部分垃圾都是生物质废物，如厨余垃圾、纸和木料废物等，塑料很少，不会产生二恶英。

确实，国内媒体上经常可以读到关于日本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文章，肯定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羡慕不已，慨叹中国人的垃圾分类意识何时才能达到日本人的水平。但是，董黎的观点也许代表了更多中国老百姓的心声：“作为纳税人，我不愿意自己动手搞垃圾分类，而是希望政府把垃圾问题管起来。我认为垃圾问题应当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北京市人民政府今年4月24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生活垃圾处理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这一新的定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依靠发展垃圾产业解决垃圾问题的做法，改由政府主导，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新模式。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否有这个能力挑起重担？

巴西模式

“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你们千万不要照搬欧洲模式。”瑞典包装业巨头利乐公司中国分公司副总裁杨斌女士在访问欧洲时，欧洲同行对她说，“欧盟东扩时东欧国家照搬西欧模式，由政府投资建设现代化垃圾分选设备，其结果就是政府和拾荒者抢垃圾，白天清洁工锁上垃圾箱，晚上拾荒者再把它砸开。东欧有很多穷人，他们以捡垃圾为生已经很多年了，没了垃圾就找不到工作。”

作为专门负责企业形象传播的副总裁，杨斌女士十分重视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问题，曾经去巴西考察过当地的垃圾处理模式。巴西和中国一样，老百姓的垃圾分类意识不高，但却有着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于是，巴西政府针对本国的现状，采取了一种变通方式，并不要求居民对生活垃圾实行细致分类，而是只要求他们把垃圾分成干和湿两种。居民倾倒湿垃圾需要按照重量向政府交费，干垃圾则免费。湿垃圾由政府部门负责处理，或堆肥或填埋，干垃圾则交给拾荒者合作社，让他们负责分类收集。

拾荒者合作社并不完全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是得到了政府、企业和NGO的大力扶持。巴西政府在城市中专门拨出一块地供合作社使用，企业和NGO负责提供核心设备（主要是分选流水线和打包机）和管理指导。垃圾由传送带运进分拣车间，工人们分别站在流水线两旁进行人工分选。因为都是干垃圾，分拣起来不是太脏，分选速度也许没有机械化分选快，但准确性很高。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节省了大量投资，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

“这些拾荒者都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杨斌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工作对身体的要求不高，甚至还解决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目前巴西全国一共有435个合作社，一共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机会。合作社成员的人平均月收入为270美元，达到巴西最低收入水平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工作人员的社会归属感很强，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对社会也有贡献，从而减少了不安定因素，促进了社会和谐。

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巴西的资源回收利用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纸板的回收率为79%，纸是33%，塑料是16.5%，PET树脂是48%，均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水平。

据统计，目前全中国有230万拾荒者，分布在660个城市里，光是北京市就有17万人依靠拣垃圾为生。如果能想办法利用这些人的能力，兴利除弊，应该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城市垃圾问题，促进可再生产业的发展，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

垃圾回收产业的困境与希望

废电池和无菌常温包装盒，是垃圾回收利用过程中的两个难题。这两个行业的现状，分别代表了垃圾回收产业的困境与希望。

废电池的困境

废电池的回收利用，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被称为废电池大王的北京商人王自新，是这一过程最好的见证人。

因为担心废电池中的汞污染环境，中国政府从1997年开始大规模提倡回收废电池。医生出身的王自新从1999年开始关注电池回收产业，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在河北省投资建设了一家湿法电解回收废电池的工厂，但因为没法解决污水问题，被媒体曝光，项目也被迫暂停。

2002年7月，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认识废电池对环境的影响》的文章，指出普通电池中的汞含量较低或不含汞，且消费群体分散，随生活垃圾填埋不会造成污染。集中回收后，如果处理不善，反而容易造成局部地区的汞污染。他提出了“强制禁汞、谨慎收集、回收利用”的方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财政对利用废电池的企业进行补贴，只能坚持企业自愿的原则。如企业具备技术、经营能力，或者从公益事业的角度考虑，即使亏本也愿意干，也可以开展这方面的业务”。

国家环保总局认可了这个提法，于2003年出台了新的废电池回收管理办法，不再鼓励回收低汞无汞的干电池。2004年全国开展大规模整治环境运动，第一枪打死的就是王自新的工厂。一夜间，王自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不久前，本刊记者在位于北京大兴县魏善庄的一间农家小院里找到了王自新，原来他并没有放弃这项事业，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结合国外先进技术，发明了一套真空加高温的新式处理技术。他东拼西凑了15万元，建造了一个小型中试设备，做了5个批次试验，证明此法有效。但要想建设一条大规模生产线，至少需要投资300万元。王自新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四处求助，但至今没有任何希望。如今这台命名为“先锋”的中试设备安静地躺在小院里，零部件已经开始生锈了。

“如果采用我这个技术，即使所有废电池都是无成本进厂，处理1吨电池的利润也只有400元，平均每个电池6厘。如果再加上运费，就只能保本了，因此没人愿意投资。”王自新告诉本刊记者。

王自新想过申请环保基金，但所有这类基金都要求申请人先成立一个注册资金100万元的公司，王自新拿不出这100万元。

去年，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赞助了他17万元，他用这笔钱在魏善庄租了3亩地，把几间鸽子房改建成了废电池存储仓库。但这明显是权宜之计，王自新还在期盼着何时能从天上掉下来300万元，好让他把这个想象中的工厂建起来。问题在于，他总想一步到位，不肯与别人合作。这样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环保方式，在今天的社会里肯定是行不通的。

利乐包的希望

利乐包的回收利用，同样曾经是垃圾回收领域的难题。

像利乐包这类牛奶饮料盒（或者叫做复合软包装）通常含有75%左右的纸，其余是塑料和铝膜，无法直接被打成纯纸浆。以前人们不知道，经常把这种纸包装混在废纸中运进废纸处理厂，但普通纸厂没法完全处理，还得再拣出来扔掉。有人看中了利乐包的材质，把它压缩成塑木材料，代替一部分木板的功能。但是这样做改变了原材料的功能，附加值很低，回收价格一直高不上去。中国的利乐包回收率一直在10%左右徘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欧洲水平的1/3。

“利乐的原则是哪来的回哪去，从资源回到资源。”利乐中国的副总裁杨斌对本刊记者说，“如果能把纸、塑料和铝单独分出来进行再循环，资源利用率才能达到最大化。”

说起来，这项技术并不复杂，只需要建设一台水力碎浆机和一套铝塑分离设备，把提取纸浆后的铝塑筛渣进行再分离。这种处理工艺经过技术论证和生产实践，整个过程不产生二次污染，完全符合环保要求。但产品的性质决定了这只能由小厂来做，而中国政府出于环保的考虑，不鼓励新建小型造纸厂，现有的造纸厂又都喜欢用美国进口废纸——比国内废纸好用。

“美国把废纸分成了56类，而且非常干净，不需清洗，用起来很省心。”北京市鑫宏鹏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振齐对本刊记者说，“而且美国人不卖废纸，运费是唯一的成本，因此用美国废纸比用国产废纸更划算。”

经济危机爆发后，油价大跌，美废的成本也随着下跌，对国内的废品收购业冲击很大。“我们都喜欢说废品浑身都是宝，但我觉得需要改变思路，废品在没有被利用之前，只是废品。”郭经理说，“我国的废品回收加工行业利润很薄，如果废品收集能像国外那样免费，这项产业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正因为无利可图，过去国内没人愿意回收利乐包，眼看着来自北欧等地的优质长纤维被送进了填埋场，或者被当成燃料烧掉了。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大幅度提升，作为复合纸包装的主要生产厂家之一的利乐公司感到了压力。于是，他们决定主动出击，寻找可以与之合作的小型造纸厂，在技术和资金上予以扶持，争取把利乐包的循环利用做起来。

“我们的策略是先迈后腿，把废弃利乐包的加工产业做大，然后再迈前腿，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利乐包的回收。”利乐公司在全国各地寻找愿意合作的造纸厂，把水力碎浆机借给对方使用，并帮助他们打开产销渠道，扩大利乐包收集网络，力争最终做到自负盈亏。

鑫宏鹏纸业有限公司就是利乐在北京的合作者。日前本刊记者专程前往位于房山区的工厂，只见厂房外堆满了收集来的利乐包装盒。

“我们厂只有一条旧的生产线，每个月只能处理100吨左右，处于吃不了的阶段。”厂长程东海介绍说，“目前我们收集来的利乐包70%来自食品加工厂的废料，只有30%是社会上收集来的。我们的目标是再建一条更大的生产线，把处理能力提高到每月700吨、每年1万吨的水平。到那时我们就会变成吃不饱的状态，就得主动出击，到社会上去收购了。”

因为利乐包的纸浆好，这个厂生产的牛皮纸几乎和原生木浆纸没有区别，不是行家根本看不出来，平均每吨能卖到4500元左右。另外，从包装盒中提取出来的塑料每吨能卖3000元，铝粉每吨也能卖8000元。有了利润保证，造纸厂便可以出高价收购利乐包装，用价格杠杆刺激回收。目前每吨利乐包的收购价格已经达到了900元左右，比普通纸板贵100元。如果加上运费的话，综合成本大约为每吨1200元，原材料成本占到工厂总成本的1/3。

“不管怎样，我们的收购范围只能局限在华北地区，因此不太可能做大，年产值最多也就是2000万元左右。”郭振齐经理对本刊记者说，“这个行业风险很高，去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纸张收购价降了1000元，一下子就把利润空间挤没了。因此我们希望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我们把这项利国利民的事业开展下去。”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其他行业一起参与环保事业。”杨斌对本刊记者说，“只有各个行业都行动起来，通过行业协会的带动，建立一条废品回收利用的可持续的产业链，我国的环保事业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僵局垃圾堆肥垃圾分类厨余垃圾王维平垃圾废电池北京分类时政拾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