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城里人

（文 / 袁越）

( 上世纪末，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流入城市，追寻他们的城市梦 )

从刘大寿到大老板

如果不是因为脾气太直，说话太糙，刘大寿肯定早就被评为合肥市劳动模范了。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肩宽背厚，手掌粗糙。他现在的正式身份依然是肥东县公安村的农民，但他依靠自己这双粗糙的大手，成了合肥市的一名非正式居民。如今他和小女儿一家住在一幢外表陈旧的单元房里，这是他1995年买下的房产。

刘大寿至今依然保持着当农民时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4点起床，出门暴走两个小时，然后去小摊上买两个鸡蛋一碗稀饭两根油条当早餐。吃完早饭回家后他一般就不再出门，依靠报纸、电视打发一天中剩下的时光。他今年66岁，但看上去像46岁，能吃能喝，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唯一的缺点就是肚子大，他说这是喝酒喝的。他家藏有近百瓶好酒，储藏室放不下，只好堆在客厅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爱好，不喜欢下棋打牌，也不喜欢听歌唱戏，喝酒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享受，至今依然每天要喝将近一斤白酒。

“毛主席在的时候，想喝喝不起。”他指着客厅里摆放着的毛主席像说，“那时候一个工分1分多钱，我虽然一次能挑150斤担子，可还是和村里的老弱病残一样，每天只记10分工，折合人民币不到两毛钱”。

大概是为了挣钱买酒，70年代初，刘大寿偷偷来到合肥市，为建筑工地拉砖头。那时候合肥市没有多少运输车辆，牲口也不多，建筑材料只能依靠人力拉。拉一次砖单程要走15公里，每块砖挣3分钱。刘大寿力气大，别人一次只能拉两三百块砖，他能拉500块。70年代一般国家干部每个月也只能拿30～40元钱的工资，15元实在是笔巨款。

( 刘大寿在新建的回迁房前 )

“那时候10个人下馆子点十几个菜，几瓶酒，加起来也花不了10元钱。”刘大寿回忆，“我们几个人干完活就去下馆子，喝酒猜拳，快活得很！可后来国家提倡移风易俗，不让划拳了，我们只好偷偷划，不过瘾。”

可是，就连划无声拳的快活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安徽省的“农业学大寨”，各个生产队在农闲时候都要组织劳动力搞农田基本建设，禁止农民进城干私活。当时安徽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小板车，毛驴拽

一天能挣好几块

高粱酒，大碟菜

哪有心思学大寨

牢骚归牢骚，国家政策是不能违抗的。刘大寿只好乖乖回了村子。“那段时间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我要养活4个孩子，每天起早贪黑，从早忙到晚不得歇，可还是穷得吃不饱饭。”

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山。次年，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开始包产到户，这一做法很快被肯定，公安村自然也不例外。刘大寿一家承包了14亩地，终于有了做主人的感觉。他带领一家老小，挖渠开沟，精耕细作，粮食亩产很快从之前的每亩三四百斤增加到六七百斤。他在房前屋后所有空地都种上了蔬菜，养猪养鸡，并在屋后挖了一个养鱼池，保证家里人随时可以吃到新鲜的鱼。

“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主动下楼给他烧纸。没有邓小平，我哪有这许多酒喝？”

这样干了几年，精力旺盛的刘大寿又闲不住了。1983年，一位亲戚介绍他去合肥市当了仓库搬运工，虽然每天工作十分辛苦，但赚的钱比种田多多了。从此，刘大寿开始在合肥、肥东两地跑，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出来打工。几年后，他又把几个孩子带到合肥帮忙。大女儿刘凤清楚记得那几年的生活情景:“我差几分没考上中专，就跟爸爸来合肥当仓库搬运工，水泥、钢筋、砖头、木料……什么都搬过。每天要干12个小时，一天到晚浑身上下都是土。刚来时不习惯，没干几天就累病了，不过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虽然辛苦，但挣到的钱仍然不够维持一家人在合肥的生活，于是刘凤主动要求留在乡下继续种田。那时候种田很亏，不但粮价低廉，还要交农业税和人头税。为了不让刘凤吃亏，刘大寿每年补贴她2000元，外加种子和化肥钱。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给一家人留条后路，万一将来没工可打，孩子们也不至于挨饿。

就这样又坚持了10年，刘大寿攒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转眼到了90年代中期，合肥市的房地产开发进入高潮期，大批高层住宅需要安装电梯。刘大寿看中这个机会，花高价雇了一个懂行的师傅，带领一群农民工干起了安装电梯的营生。刘大寿虽然要价低，但绝不偷懒，严把质量关，很快赢得了客户们的信任。高峰时他每年都能净赚20多万元，不但为自己买了套房子，还帮助3个女儿在合肥安了家。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阜阳找到一份好工作，一家人终于全部搬进了城市，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城里人。

从此，刘大寿有了一个新外号——大老板。

从农民变成老板是有代价的，刘大寿不得不放弃了承包的土地。因为种地赔钱，他根本没想到要去转包给别人种，于是那几亩地便彻底荒了下来。

上世纪末，像刘大寿这样的放弃土地的农民在安徽还有很多。按照官方说法，因为农民纷纷进城打工，安徽省土地抛荒现象非常普遍。其中，距离合肥市最近的肥东县情况最为严重，至少有11%的农田荒掉了。

如此大面积的抛荒，为什么没有造成饥荒呢？部分答案来自一个名叫袁隆平的人。拿刘大寿一家来说，包产到户使他承包的水稻田亩产从三四百斤提高到六七百斤，改种杂交水稻后，粮食亩产又跃上一个新台阶，达到了1000多斤，最高时甚至可以达到1400斤，是包产到户前的3～4倍。

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不但提高了粮食产量，更重要的是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中国的农民历来能吃苦，一旦给他们一个好政策，蕴含在他们身上的巨大能量就会爆发出来，产生出惊人的效果。

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天，刘大寿决定回老家看看新房。合肥市把他家的土地全部征收了，准备兴建一座“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把一些污染大的企业迁到肥东。为了补偿失去家园的农民，开发商在原址建设了一批回迁房，刘大寿分到了3套。

从公安村到义和社区

初秋的合肥市，天气刚刚转凉，天空灰蒙蒙的，分不清到底是雾还是浮尘。新修的出城公路上小汽车和摩托车摩肩接踵，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汽车尾气味道。合肥市不大，10多分钟就开到了城乡结合部，马路两旁耸立着成片的新建高级住宅，有很多看上去已经完全建好，却看不到一丝人气。据说很多人买房都是为了投资，所以合肥市的房屋闲置现象比较严重。

“很多楼房的电梯都是我装的。”刘大寿自豪地说，“90年代一部电梯的价格是50万元，我们装一部能挣5000元。现在电梯价格降到了过去的一半，装一部只能挣2000多元了。可是人工费却不断上涨，现在我请工人干活，每天要付给他80元工资，外加两顿饭，还必须得去馆子里吃，盒饭不中。”

说话间，车子驶过一处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路边坐着几十个农民模样的人，眼巴巴望着来往车辆。原来这就是合肥市的民工交易市场，想找工作的农民每天来这里蹲点。“现在工作不好找了。”刘大寿说，“建筑行业最需要临时工，可合肥市的建筑业不景气，我听广播说，‘十一’假期整个合肥市只成交了一套房子。”

肥东县城距合肥市只有15公里，原先两地之间都是农田，如今全部被居民楼占领了，几乎看不出分界。据说合肥市政府正在考虑把肥东并为合肥市的一个区，但实际上这早已变成了现实。

从肥东县城再往东走5公里，就到了撮镇。这里原先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街，如今变成了一座规模中等的市镇，新修的4车道公路旁都是楼房，楼上住人，一层是店面，卖什么的都有。还有不少小贩占用了一部分车道卖蔬菜、水果和猪肉。“这些东西都是贩来的。”刘大寿说，“肥东农村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征掉了，农民吃什么都要花钱买。”

“来我家吃饭吧！”一路上不少人都主动跟刘大寿打招呼，看来他在当地的人缘非常好。其实刘大寿出身不好，解放后他家被划为富农，属于被专政对象，就连当初结婚都遭到了女方娘家人的反对。可是刘大寿能干，又乐于助人，很快就成了村里最有威望的人。

回迁房就建在撮镇上，可快一年没回乡的刘大寿居然找不到新房的位置。村民指点他穿过一座铁路桥，眼前出现一块洼地，上面耸立着一排排新建的6层小洋楼（按照规定，超过6层就必须安装电梯），一共有43幢之多。小楼的建筑外表非常洋气，米黄色的砖墙，宽大的阳台，明亮的落地窗，放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不会丢人。楼房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只要把排水设施修好，再种上草坪就可以入住了。

“我希望这批楼房越晚完工越好。”刘大寿说。

原来，开发商按照拆一补一的办法赔偿失去了房子的农民，刘大寿在农村的家一共有260平方米之多，所以这次他家一共分到了3套单元房，加起来正好也是260平方米。

按照政策，在回迁房盖好前，合肥市必须为每位农民支付房租，头18个月按照每平方米2元支付，18个月后就涨到4元。拆迁是2006年6月30日开始的，因此刘大寿每个月可以从政府拿到1040元房租费。但是，刘大寿一家已经全部搬到了合肥市，而且都买了房子，这笔钱就等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幸亏老家的地被政府征去了，否则我原来的房子很难卖得掉。”刘大寿说，“我打算新房子一到手就卖掉，每套房子至少能卖15万元吧，加起来就是45万元。”

这等于天上又掉下来一块更大的馅饼。

不仅是刘大寿，所有被征地的居民都有天上掉馅饼的感觉。这次征地同时也征掉了所有耕地，并且按照每亩1.2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赔偿给了农民。虽然目前只兑现了一半，但很多人一下子拿到几万元现金，当然很高兴。

农村生活也许被某些城市文化人写出了些许诗意，但对于那些常年生活在乡下、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谁不愿意拿自己的土房子换一套同等面积，水电煤气齐全的单元楼呢？谁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上班拿工资呢？

那天，不少村民在新楼前干活，有的在挖排水管道，有的在平整草坪，大家有说有笑，看上去心情都十分愉快。他们在这里干活都是有报酬的，不懂技术的干“小工”，每天45元;懂点技术的干“大工”（技术工），每天90元。等工厂建起来了，他们还可以就近去工厂上班，从而把自己的身份从农民彻底转变为产业工人。

“我才不愿意去工厂上班呢。”一位正在砌墙的“大工”说，“在工厂上班每个月工资也就千把块钱，不如打工挣钱多，更不如打工自由，想什么时候歇就什么时候歇。”

他还年轻，对打工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他没有想过失去耕地对他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其实早就不怎么做农活了。

但是，村里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了失去土地的风险，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到自己的土地也许卖亏了。“今天上午接待了好几十个上访的人。”公安村原来的党委书记葛存林一脸疲惫说，“其实也不能叫上访，这些人就是想找我了解一下国家的新政策，希望能多得一些赔偿金。”

原来，这次征地是由县政府出面代表村民和开发商进行谈判，土地赔偿金的标准依照合肥市2001年出台的39号文件，即征地前3年平均每年的土地收益率乘以15。肥东县政府把耕地分成了三类，条件好的算一类土地，按照每年收益1000元计算，二类土地每年800元，三类土地每年600元。公安村的土地全部被划为二类，每年赔偿800元，赔15年，这就是每亩地赔偿1.2万元的来历。

这个赔偿制度看似合理，却忽视了这块土地的真正价值。有人散布消息说，开发商付给政府的租金是每亩地10万元，这个消息让一些人产生了不满情绪，觉得自己吃亏了。当他们得知党中央正在开会，要把承包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权力下放给农民时，便纷纷找到葛书记，试探口风。

“其实他们找我根本没用，公安村早就不存在了，征地后附近3个自然村被合并成了义和社区，开发商的钱村里拿不到，都给了政府。”葛书记说。

“还有不少年纪大的村民提出要我帮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因为工厂不招40岁以上的人，即使他们出去打工的话，也竞争不过年轻人。”葛书记补充说，“按照规定，男的60岁，女的55岁以上才可以享受养老保险，每个月可以领180元生活费。如果不到退休年龄，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所以他们的抱怨也可以理解。”

“胡扯！他们真想干活，哪里找不到活干？”刘大寿对前一类上访者没有意见，毕竟提高土地赔偿金对他也有利。但是他对后一类上访者非常不满，“他们白天上访，晚上就去赌博，这些人其实就是好吃懒做。”他说。

作为一个依靠双手闯出一片天地的人来，刘大寿自然有理由痛恨那些他称之为“混混儿”的人。他的大女儿刘凤今年43岁，靠摆小摊卖饭团生活，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还要和城管玩捉迷藏，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如果被抓住就得交罚款，一个月辛辛苦苦挣来的1000多块钱很可能就要打水漂。

问题是，即使农民们都像刘凤这样能干，中国的城市是否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呢？

从蒋大塘到三友村

刘大寿这次下乡还有一个目的，给亡妻的父母上坟。

坟地建在水塘边上，这个水塘面积足有300亩之多，附近几个村子的稻田都由这个水塘供水。这个村子的人原来都姓蒋，一村人齐心协力修建了这个巨型水利工程，所以后人干脆把水塘叫做蒋大塘，把村子叫做蒋大塘村。后来不少外姓农民搬迁至此，居民成分就杂了，人心也不像过去那么齐了。解放后蒋大塘村改名三友村，并在50年代由公社组织修整过一次水塘，之后就再也没有修过。50年过去了，水塘淤泥一直没人清理，过去两米多深的水现在不到一米深。随着水量的持续减少，鱼虾也少多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连灌溉用水都成问题。

刘大寿的妻子是三友村人，她叫袁家芝，比刘大寿小两岁。袁家芝几年前得了癌症，刘大寿倾尽全力，前后花了60万元医药费，还是没能治好她的病。不过，袁家芝算是幸运的，村子里有好几个得了绝症的老人为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服毒自杀。

自2005年起，合肥市政府开始为农民提供医疗保险，每人每年只需交纳20元钱，就可以享受基本的医保。一般情况下，如果治疗全部采用医保药（也就是国产药），大约可以报销一半。但刘大寿要求医生尽可能地用进口药，结果只报销了5万元。

“她死了我也没心思活了，我连自己的遗像都照好了，省得给孩子们添麻烦。”刘大寿哭着说，“我在合肥郊区的公墓为她买了块墓地，将来我死了就去那里住。”

刘大寿和袁家芝感情一直很好，三友村和刘大寿的公安村相隔一条水沟，当初袁家芝是顶着家人的压力嫁给了出身不好的刘大寿，并为他生了4个孩子。两人相濡以沫，共同奋斗了这么多年，终于攒够了钱准备退休享几年清福，可惜袁家芝却没有这个福气。

命运似乎一直在跟袁家作对。因为相隔一条水沟，三友村至今仍然没有被政府征地，村民们只好继续务农为生。刘大寿到的时候，水稻刚刚收割完毕，油菜还没有点种。这里原来习惯种一季水稻一季冬小麦，但近年来油料价格上涨，村民们纷纷改种油菜，每亩地能比小麦多挣100多元。

“农民最会算账，什么挣钱种什么。”袁家芝的远房亲戚袁家谦说。他早年进城打工，目前全家都住在合肥。但是他在家乡还有一亩多地，插秧和收割时回来做田，其余时间委托亲戚照管。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年份平均每亩地能收1000斤稻子，市场价870元。还能种一季油菜，产300斤油菜子，市场价600元。两者合计收入约为1500元。但是，每亩地每年需要请人耕两次地，合计160元，种稻子需要施120元的肥料，种油菜还要再多施200元的化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花费，包括种子费60元，农药费50元，除草剂20元，收割费60元，插秧费70元，如果遇到天旱，还要支付30元打水费。这样算下来，种地的成本要占卖粮总收入的40%以上，种一亩地一年能赚个七八百块钱，和合肥市政府规定的征地赔偿金差不多。

不过，这只是这几年的行情。早些年农民要交农业税，再加上粮食价廉，种田几乎没有受益。这就是为什么1995年第一轮承包期到期后，肥东县的农民根本没人愿意继续承包，以至于国家规定的二轮承包直到2001年还无法实施的原因。

“2001年合肥市出台了新政策，允许外来的种田大户承包土地。”公安村的葛书记解释说，“这个新政策刺激了当地农民，一些已经出去打工多年的人担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纷纷回乡要求二轮承包。事实证明他们赌对了。2004年国家决定减免农业税，2005年干脆全部取消农业税，并且实行农业补贴制度，国家按照种田的亩数发放补贴，每亩地贴几十块钱。这下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终于又被调动起来了，土地抛荒现象迅速减少。再后来国家征地，按照二轮承包的亩数给钱，当初承包的土地越多，拿到的赔偿金也越多。”

确实，由于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足，使得农民们不得不经常改变自己的生存策略。比如，当初刘大寿因为没时间种地，二轮承包时只承包了3.4亩地，如果多申请一点，坚持到今天就是一笔大钱。

再比如，三友村有个农民听说宅基地按照拆一补一的原则赔偿，于是便请人修了4间新房。说是新房，其实只是一个屋顶外加四面墙而已，连地砖都没有铺。可是，最近听到新消息，今后房补将不再拆一补一，而是按人头分，每人30平方米，这位农民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不过，这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影响不大。在三友村走一走就会发现，虽然大部分人家都建了两层小楼，但相当一部分小楼完全闲置，只在逢年过节时才会给回家探亲的人住几天。这些人早就做好了进城的准备，只是暂时没有经济能力而已，否则的话肯定会像刘大寿那样，把全家人接到城里居住，彻底放弃农村的家。这样算下来，有相当一部分肥东农村自用住宅纯属浪费，直接造成了可耕地面积的减少。

“农村土地便宜，种田又累又挣不到钱，不盖房子干什么呢？”袁家谦说。

如果有机会，很多人都愿意把耕地承包出去，他们都知道机械化耕作效率高，产量也会提高不少。但是三友村地不多，也不够平整，没人愿意承包。不过，三友村内部早已自发形成了合作种田的模式，即由某位不愿出去打工的人负责把抛荒的地种起来，好歹也能挣点钱。当然，这种模式非常初级，大家毕竟都是乡亲，不好意思要钱，租种的土地都是免费的。

“肥东的农民很淳朴，但觉悟不是太高。”一位了解肥东农村情况的人这样评价，“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利用土地发财，需要等其他地方的人做个示范，他们才会照着做。”

尾声

烧完纸，又放了一轮炮仗，刘大寿站在祖坟前，禁不住回忆起过去的生活。“那时候虽然穷，日子也还快活。大塘里鱼虾又多又肥，稻田里还有泥鳅，随便一抓就是一盆菜，好吃得很。”

不管过去的农村生活是好是坏，刘大寿注定回不去了。站在蒋大塘的堤坝上向远处望去，周围都是被政府征用的土地，总面积有10平方公里之多（折合1.5万亩）。根据安徽省发改委提供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这个“循环经济示范园”已经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5亿元，其中基础设施投资4.6亿元，工业性投资3.5亿元。招商引资实到资金4.6亿元，完成工业产值7700万元。可是，放眼望去，只有零星的几处地方有建筑工人在工作，绝大部分土地仍然荒着，上面长满了杂草。

这个示范园寄托了肥东农民对未来的希望。赔偿金总有花完的那一天，到那时，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靠工厂提供就业机会。一旦经济情况出了问题，工厂开不了工，这些农民就将失去最后的寄托。

合肥市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整个中国就像一辆高速前进的火车，再也停不下来了。■ 三农农民